洋洋灑灑長達30多頁的訴狀中，臺積電詳細披露了各種細節，并做出了描述。其中包括臺灣新竹警方曾截獲的中芯國際首席營運總監Marco Mora給時任臺積電質量和可靠性項目經理劉蕓茜發出的一封電子郵件，文中要求后者提供一款產品詳細的工藝流程，甚至明確要求精確到工藝目標和設備列表。劉蕓茜甚至因此被臺當局檢方以“非法披露商業秘密罪”起訴。還有一個證據列明了中芯國際雇用過的原臺積電員工，而這些員工不乏關鍵崗位的離職人員。

　　11月4日，臺積電發言人公開表示，臺積電在控告中芯國際侵犯專利并盜用商業機密一案中勝訴。當日，港股中芯國際宣布停牌。7日，中芯國際董事長江上舟、總裁張汝京以及律師團主要成員緊急飛往香港，與臺積電負責此事的副董事長再次進行談判。

　　從法律程序的角度上講，雙方還有多場惡戰：加州判決可以上訴，國內最高院的二審11月25日才開庭，此前他們在加州提出的反訴一審要到2010年春天才會開庭……但是，兩國法院按照兩地的法律分別做出的判決都對中芯國際不利，中芯國際顯然無心戀戰了。

　　其實，張汝京早在一個半月前就已經精疲力竭了。當時，他一直力主和解，臺積電甚至已經與他初步達成協議。但是，他畢竟不是董事長。中芯國際的代理律師也對勝算把握很大，執意要堅持要打到最后。

　　“我們確實犯了錯誤。”事后張汝京承認了中芯國際的行為的確有不當，從臺積電挖來的工程師早已習慣了臺積電的操作方式。

　　但此時接受記者采訪的張汝京已經不再是中芯國際的總裁了。11月7日的那次密談當天，張汝京向董事長遞交了辭呈。10日，新的和解協議曝光：中芯國際在原有賠償1.75億美元的基礎上向臺積電再賠償2億美元現金，外加10%股權。從10億美元到2億美元，很少有人知道，這也許是張汝京為中芯國際爭取的最后利益。

　　次日，中芯國際在香港復牌，開盤大升53%，涅槃后的中芯國際不但“活”了，而且“火”了。因為很多人看好，臺積電會入主中芯國際董事會。兩家6年多來的恩恩怨怨將以張汝京的離職和股份的轉讓而由競爭變為合作。

　　后張汝京時代猜想

　　從10年前收購世大積體，到5年前簽訂《和解協議》，再到如今張汝京的被迫離職，臺積電的每一步棋其實就是在捍衛自己的行業領袖地位。

　　臺積電6年來一直在技術侵權的問題上緊盯中芯國際。普遍的觀點是，其為保持市場地位利用專利打壓對手。在利潤日漸攤薄的芯片制造業，盈利只能依靠技術的領先，而海量投入換來的技術一旦被盜用，領先優勢頓時無處可談。打壓一個盜用自己技術的競爭對手，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后張汝京時代”的中芯國際已經迎來了自己的新CEO，11月9日新上任的中芯國際CEO王寧國來自華虹NEC。如果沒有華虹NEC國內第一條8英寸芯片生產線，也就不會有后來的中芯國際。然而，作為國內第二大半導體制造商的華虹NEC，他們的技術已經落后于中芯國際了。

　　幾年前，中芯國際內部一直有很強的勢力希望通過合并華虹NEC來獲得更大的規模經濟，而有分析說張汝京是通過這種方式實現擴張的主要障礙。如今，張汝京剛剛離職，華虹NEC的前董事長代替張汝京出任新CEO，業內人士已經將這一任命理解成為中芯國際和華虹NEC合并的前兆。

　　但是，芯片代工廠的盈利核心在于技術，沒有0.13微米的技術，華虹NEC和中芯國際的合并只能是簡單的規模整合，不掌握技術的華虹NEC救不了中芯國際。

　　也許，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的中芯國際，真正宿命只能是生產線。而他會成為誰的生產線？答案仿佛不言自明。

　　因為晶圓廠赴大陸投資仍未全面開放，臺積電覬覦大陸市場一直無法實施。獲得中芯國際10%的股份后，臺積電旋即成為中芯并列第二大股東。此前，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同樣來自臺灣的臺聯電在大陸只有8英寸晶圓廠。而臺積電若能入主中芯，將可以取得大陸四座12英寸晶圓廠。

　　不料，臺積電與中芯國際紛紛表示，臺積電不會進駐中芯董事會。

　　但坐擁第二大股東的交椅，又有現成的管理、生產和銷售團隊，臺積電宣稱不入主中芯國際，仿佛只是一張遮羞布。相比于國際市場的潛在變動，內地通訊市場的蓬勃發展無疑是臺積電搶占中國市場份額的大好時機。

　　也許，臺積電只是在等待時機。按照臺灣現行的政策，他們入主大陸高科技企業仍有層層限制。臺積電顯然不是當年的張汝京，他們不會因為大陸市場而放棄臺灣的大本營。真正的資本爭奪也許要等到兩岸高新產業交流自由之后。而即便沒有了張汝京，資本構成機構復雜、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的中芯國際，對于臺積電來說，也不是一塊好啃的雞肋。

　　而今天的張汝京已經年過花甲。比起10年前轉戰大陸時的意氣風發，他還有雄心壯志來速成一家公司嗎？閃電離職后，他起初選擇了沉默，接下來萌生了做慈善的念頭。后來，他覺得自己還有能力再搏一搏，他想回臺灣創業一家綠色環保企業。

　　這次，他選擇了不再挑戰臺積電。

　　點評：勝訴不是目的，訴訟只是手段

　　■文/杜新麗，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商事法律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盡管出于個人感情，我和很多人更希望中芯國際能勝訴，但如果單純地從法律的視角來考察這場利益之爭，臺積電算是一個受害者。

　　很難找到一個行業，能像IT行業這樣如此地依賴知識產權。從某種程度上講，IT行業之間的競爭就是知識產權研發上的競爭。但在這個案例中，訴訟不可能立竿見影地解決問題。

　　從天時、地利的角度講，臺積電最方便的訴訟地是在臺灣。但即便是獲得勝訴，臺灣的民事訴訟裁決首先需要按照一定程序“送達”到大陸。接下來，這項裁決在大陸的認可需要復雜的過程，左右它的非法律因素很多。而真正的執行，則將受到更多制約。

　　中芯國際是一個在開曼群島設立的公司，實際營業地在大陸，實施侵權行為的也是其在大陸的幾家公司，從判決的承認和執行角度講，最有效的訴訟地是在大陸。但是，大陸法院對于在臺灣地區形成的證據并不直接予以采信，臺灣地區訴訟文書認定的事實對大陸地區法院不具有預決的效力。臺積電掌握的最有力的證據，臺灣新竹警方截獲的中芯國際首席營運總監發給臺積電項目經理劉蕓茜的電子郵件，以及臺當局檢方以“非法披露商業秘密罪”對劉蕓茜的起訴，能否得到大陸法院的認同，同樣尚存變數。

　　臺積電最終只能選擇在第三地起訴。至于究竟是哪里，主要考慮的還是對當地法律的了解程度、勝訴的把握，以及判決的最終執行等綜合因素。而第三地的判決對中芯國際依然不具有天然的約束力，最終能否得到執行，依然需要送達、承認等多個環節，不但耗時漫長，還存在變數。即便最終大陸法院承認了這個判決，在很多判決都難以執行的司法環境下，涉外判決更是如此。

　　因此，盡管臺積電掌握了中芯國際的多項確鑿侵權證據，但他們也很清楚地意識到訴訟不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要解決問題，還是只能在談判桌上。

　　臺積電把訴訟地選擇在美國，就是基于這個考慮。中芯國際當時正試圖在紐約上市。按照紐交所的規定，未決的訴訟是影響上市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紐約上市，是中芯國際當時很重要的一個布局，臺積電料定這才是逼迫中芯國際談判的殺手锏。而臺積電對中芯國際發起的“第二波”又恰恰選擇了后者正試圖尋求美國融資的2006年。因此，我們看到了中芯國際急于在一個對自己十分不利的《和解協議》上簽字，也能很容易明白，為什么在得到了10億美元的賠償判決后，臺積電認可了2億美元的賠款。

　　跨國訴訟的復雜性，往往不僅體現在對國外法律的不熟悉、對司法環境的不可知、對審理節奏的不可控上，更多的是體現在對法院判決的“執行難”上。國際訴訟需要付出更高的司法成本，而一項得不到執行的判決視同廢紙。

　　大陸和臺灣之間的民事糾紛，受到的阻隔和藩籬更多，企業界、學術界和司法界對這一問題已呼告多年。在“經濟優先”的兩岸和平統一的路線圖中，司法的一體化很有可能是最后，也最難解決的問題。因此，兩岸企業之間的商事糾紛，在接下來的相當長時間內，一方面驟然增多，一方面卻解決無方。

　　臺積電在與中芯國際的紛爭中采取的策略，在我看來可圈可點。這個策略不僅在于訴訟的內容和證據的掌握，也不僅在于訴訟地點和時間的選擇，更在于幾個著眼于“戰略性控制”的和解協議。而更重要是，他們一直清楚地明白，勝訴不是目的，訴訟只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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