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天，我分別見到了兩大巨頭的最高首領，也走到了職業生涯的第二個岔路口。　　

　　在當時一些留美的華人科學家看來，當時的中國與美國相比，學術環境不佳，生活條件較苦，回到中國很可能自毀前程。而李開復卻不這么看。他的父親生于四川，從來沒有忘記對祖國的愛，晚年在美國時常勸李開復回國工作，在臨終前告訴病榻前的李開復，自己夢見在水面上撿到一張白紙，上面寫著四個字——“中華之戀”。父親對祖國的深厚感情深深地震撼了李開復，他一直夢想著回到中國做一番事業。

　　離開蘋果又在SGI度過了短暫的兩年后，有技術背景、熟悉中國文化、曾任蘋果副總裁的李開復，同時接到英特爾和微軟這兩大巨頭到中國建立研究院的邀請。他一下子來了興趣，但他必須兩者選其一。

　　貝瑞特開出了非常高的條件——亞太區副總裁、首席科學家和中國研究院院長，待遇比微軟的略高。本來李開復就很擔心，在以硬件為主導的英特爾，軟件工程師必然不會被真正重視。貝瑞特“以軟件來刺激微軟”的話，更讓李開復沮喪：原來自己的工作并不是做出好產品來改變世界，只是為了刺激另一家公司。

　　而蓋茨的話讓李開復感到，微軟真正地理解了他的工作，一來在以軟件為主導的微軟，自己的專業能夠充分地發揮，二來微軟“讓每一個書桌上有一臺電腦”的理想，也正符合李開復“用技術和產品改變世界”的志向。

　　1998年夏，李開復加入微軟，準備回中國成立研究院。但是，什么人愿意跟他到中國來呢？他得到的回應是如潮水般的否定：“在中國隨便拉幾個人，只不過是微軟的小玩具。”“我已經習慣美國的生活了！”“別回去了！這件事幾乎不可能！在中國哪能找到那么多高水平的博士啊！”

　　越被潑冷水，李開復創造奇跡的渴望就越強烈。他打聽到，在微軟總部的研究院，40歲以下的研究員中，有10%是華人，這些人中總有幾個希望回國打拼的吧。

　　李開復一個一個地給他們發郵件：我將開創微軟中國研究院，它將跟微軟美國、英國研究院一樣偉大。我相信，這一開創性的工作將帶給我們更多的激情和成就。

　　有些人覺得他瘋了，如同堂吉訶德，滿懷理想，卻注定要失敗。但就有那么一兩個志同道合的理想主義者，軟件測試經理陳宏剛和資深軟件工程師凌小寧，滿懷激情地表示愿意跟隨李開復回到中國。

　　李開復、陳宏剛、凌小寧加上秘書陳蕾，這個四人小團隊邁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的第一步，他們往返于中國的各個高校，通過演講一來傳播微軟的先進技術，二來吸引、招聘人才。經過四個人緊張的前期籌備，1998年11月，微軟中國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同時宣布了六年8000萬美元的投資和在未來幾年將研究院擴大到100人的決定。

　　此時的李開復明白，衡量研究院優劣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論文的質量和數量。當時，業內的華人科學家中，美國桑納福研究院部門主管張亞勤，在論文方面是數一數二的。李開復決心力邀此人加盟，當時的張亞勤正想從純科研的環境里跳出來，心懷跟李開復一樣回國做一番事業的想法，兩人一拍即合。更重要的是，業界明星張亞勤的加盟，使得微軟中國研究院形成了人才聚集效應，不少優秀的工程師聽說張亞勤已經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也就義無反顧地追隨而來。

　　最火的研究院

　　1999年10月18日，微軟總部8號樓，我向蓋茨匯報中國研究院這一年來的進展。這令人又興奮又緊張，因為蓋茨往往能即時挑出報告里的毛病，然后步步緊逼，使匯報者無法招架。但這一次，蓋茨聽得非常專注。期間，有高管曾向蓋茨詢問，是否應該適時結束會議，蓋茨說：“不，我還想聽聽，我還有45分鐘。”匯報結束時，蓋茨喜不自禁地說：“太出色了！完美無瑕！”

　　從最初三四個人的小團隊，到令苛刻挑剔的蓋茨心悅誠服，在短短一年時間里，李開復是如何做到的？

　　初創微軟中國研究院之時，擺在李開復面前的難題是：如何在微軟美國和英國的研究院的巨大規模下，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當時的微軟中國研究院，除了李開復和張亞勤在內的六七個資深研究員，就是20多個幾乎沒有實際經驗的畢業生，而微軟美國研究院則擁有很多計算機界著名的大師，和300多名經驗豐富的研究員，兩者簡直有天壤之別。

　　如果與微軟美國研究院比研究項目的尖端和先進，無異于班門弄斧。李開復清楚，唯一的出路是：一定要有特色。他與同事們反復商量，得出兩條結論：一是要做一個“更有用的”研究院；二是要做一個“更像兵團”的研究院。前者是一種差異化的戰略；后者是一種提升總體戰斗力的管理模式。

　　微軟美國和英國的研究院把持的理念是，研究項目必須是最先進、最尖端的。盡管這要冒著可能在10年后才能有結果的風險，在這卻是微軟領先于行業的法寶。

　　而曾經蘋果和SGI盲目追求創新而失敗的例子，讓李開復換了一個思路：最重要的不是創新，而是有用的創新。不能為了酷，為了前無古人，為了發表論文而作研究，一定要定位在有用的研究上！微軟中國研究院的研究更實際，更能被用戶理解。為了讓研究具備近期產品的潛力而被產品部門接受，李開復把研究成果的周期從10年調低至3～5年。

　　在微軟的美國和英國研究院里，盡管每個人都是著名科學家，但是整個研究院都處于一種散兵游勇的狀態。每個研究員都被充分放權，都認為自己是大師，應該擁有自己的研究方向，誰都不愿意聽誰的。

　　而在微軟中國研究院，李開復擬定了三個解決實際問題的研究方向：第一，如何讓中國用戶用更自然的方式使用電腦；第二，如何在多媒體崛起時處理帶寬的供不應求；第三，如何使網絡信息的無序變得有序。據此，他又將研究人員分成6個兵團，各個兵團各有專攻，但又通力合作。其中，音字技術、自然語言、用戶界面和形象計算這4個兵團主要針對第一個研究方向；網絡多媒體和多媒體計算這兩個兵團分別針對第二和第三個研究方向。

　　每個兵團由一位深受大家敬重的專家擔任司令，比如李開復領銜音字技術兵團；張亞勤領銜網絡多媒體兵團等，6個司令把下屬的意見匯總后，擬定“有用的”研究項目。出于對研究的激情和對司令的敬重，大家都用一種拼的精神來對待工作。

　　在向蓋茨匯報之前，各個兵團都結出了碩果：音字技術兵團的語音識別系統已經裝入5萬個中文單詞；形象計算兵團正在完善三維模擬環境，讓用戶進入一個逼真的三維環境，并漫步其間；網絡多媒體兵團交出了多媒體壓縮的成果，而且，在MPEG-4的標準里，組員李世鵬得到了一個國際標準，這不但是微軟貢獻的標準，也是中國貢獻的標準。

　　兩年之內，李開復的團隊在國際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論文28篇，在國際著名學術會議上作了11個主題報告，提出了49項專利申請，還在中國10所大學和15000名大學生作了交流。2001年11月，微軟將中國研究院升級為亞洲研究院。后來，又被《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評為“世界最火的計算機實驗室”。

　　命運交響曲

　　2005年8月26日是法庭取證的日子。當比爾·蓋茨走進屋子里的時候，他并沒有直視我，他已經把我視為敵人了嗎？是不是他的律師團隊教他這樣做的？在這個時候，他想讓我對我的“背叛”感到難過嗎？

　　我想起曾經陪他來到中國，修復微軟與中國的關系，晚上我曾經跑到他的酒店房間里告訴他：“比爾，我會盡量幫你解決一切的！”而他當時露出了多么無邪和信任的微笑。  

　　李開復職業生涯的第三個岔路口如同一段命運交響曲，混合著的音符是：迎來希望的興奮、遭受打擊的消沉和戰勝困境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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