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協

　　明清和民國時期，山西商人從全省東、西、南、北各個商口、商道走出山西，走向全國，一步步占據和分割了全國商業市場，甚至把生意做到海外，成為全國最大的商人集團。在晉商較為集中的都會、商埠、集鎮，他們都建立了自己的商業會館，作為聯絡本籍商人的行會辦事處，其中有一些為山陜商人合建。

　　晉商所建之會館，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關帝廟為主體建筑，把關羽作為拜祀的主神，一般在山門上的題額即標明關帝廟，同時標明是山西會館或山陜會館。會館除了按時舉行祭祀關帝的儀式外，其重大集會、議事都在拜殿，即在關公神像前舉行；既娛神又娛人的演戲在樂樓舉辦；會館的日常事務則在關帝廟的附屬建筑如廊坊、偏院中進行。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會館即關廟，關廟即會館的特殊形制，在關公信仰中獨樹一幟。

　　晉商會館的分布和建筑形制

　　明、清兩代，在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推動下，關公崇拜走向極盛。此時，恰巧也是晉商即山西商幫雄居全國十大商幫之首、發展到鼎盛之時。于是，在遍及皇都、城鄉、邊關、海隅的眾多關廟中，一種特殊形式的晉商會館關廟應運而生，隨著晉商的足跡，在全國幾乎所有的商業都會、商埠碼頭、商業集鎮拔地而起，炫金耀彩，令人矚目。

　　晉商會館開始出現于明代，到清代大盛。據現在所掌握的資料，僅在北京的山西籍工商會館就多達43所，在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安徽、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遼寧、吉林、內蒙古、甘肅、新疆等，幾乎所有省區的大都會、大商埠和重要商鎮碼頭都建有山西會館或山陜會館。在許多省份，山西會館或山陜會館下伸到中小城市以至商業發達的鄉鎮。以河南為例，山西會館或山陜會館不僅在當時的省會開封有，古都洛陽有2處，重要水陸碼頭社旗、周口有，而且許多州府所在地、縣城和鄉鎮都有。如南陽城關、社旗鎮、石橋鎮、瓦店鎮、禹王店有5處山陜會館，唐河縣、淅川縣、鄧州城關和急灘鎮均有，內鄉縣城關、桐柏縣平氏鎮有，鎮平縣城關鎮、賈守鎮、石佛鎮、黑龍集、侯集有5處，新野縣有2處，西峽縣西峽口鎮有，禹州有，汝州有，葉山縣城北關、龍泉、舊縣、康城有4處，襄縣霍堰鎮有，魯山縣城關、廊廟、張良有3處，郟縣、舞陽縣、商城縣、上蔡縣、正陽縣、商丘縣、永城縣、澠池縣、永寧縣均有，林縣城南關、合澗鎮、林淇鎮、姚村有4處。以“星羅棋布”四字形容晉商會館的分布情況毫不夸張。

　　晉商會館關廟，并非在會館中建關帝廟，一般也不是把關帝廟改作會館。無論對現存的所有山西會館、山陜會館等進行實地考察，還是對現已無存但尚有碑記文獻資料可查的會館進行研究，都可以發現：會館中軸線上的主體建筑是直接尊奉關公的大殿、拜殿、春秋樓、寢宮、牌坊以至戲樓歌臺，會館的主要活動除祭拜關帝外，其他有關重大事項的集會、議決、調解也需在“關圣帝君”面前由神明監督進行，連戲樓歌臺上的演藝活動，也是娛神娛人兼而有之。會館的附屬建筑如廂房、偏院，在建筑布局和形制上同主體建筑融為一體，在建筑功能上既是籌辦祭祀、酬神之處，又是同鄉商會和行幫日常辦事、接待之所。晉商會館關廟的山門門額題名中，往往也是把“大關帝廟”、“關帝廟”和“山西會館”、“山陜會館”等同時并舉，巧妙結合。甚至在對會館的稱謂上，當時或當地人多稱之為“關帝廟”、“山西廟”、“山陜廟”，而在書面記載或研究著作中又多稱之為“山西會館”、“山陜會館”。因此可以說，晉商所建的關帝廟就是會館，或者說晉商會館就是山西或山陜商人行幫捐款集資修建的關帝廟。它是用作“祭神明而聯鄉梓”的神廟與會館相結合的建筑，是兼具精神領域里的信仰、教化功能與世俗生活中的商業會館功能的處所。

　　晉商會館的創建動機和歷史作用

　　晉商設會館而建關廟，合二為一，其原因或動機，后世人也許一時搞不清楚，其實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考察就不難理解了。其一，是為了提高商人和商業的社會地位。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采取抑商政策，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人地位最低，幾乎與賤民同列，同官府和社會各界打交道是處于極不平等的地位。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皇帝、朝廷、官府把關公崇奉到極高的“帝”、“圣”、“神”的地位，晉商順應時勢與潮流，通過崇奉關帝，從政治態度上、社會影響上、自身心理上和日常公共關系上，都使自己的社會形象得到提升，社會地位得到改善，有利于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特別是通過關公所體現的忠義誠信精神，是晉商所推崇的“以義制利”、“誠信經商”和儒、商“異求而同心”的理念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在某種程度上把“商”與“士”擺到了平等的地位上。其二，以關公是“山西老鄉”的特殊身份做號召，凝聚本籍商人的人心和力量，聯絡和團結鄰省如陜、甘的商人，壯大晉商的實力，并以關公的“神明靈驗”和忠義誠信精神，提升同鄉、同業的商業道德水準，強化同鄉、同業的自律規范。其三，顯示晉商的經濟實力和勢力，達到提高商業知名度、信譽度和擴展業務的效果。當時商人的社會地位雖有改善，但在建筑規制上仍然受到律例的嚴格限制。包括商人在內的普通百姓甚至下級官員建房，面闊不得超過三間，大門只能建一間，裝修不得采用琉璃、鎏金、彩繪，不得使用龍、鳳等圖案。總之，規定很嚴，限制很多，違制即予嚴辦。按這種規制建起的房子，與晉商的經濟實力和欲望顯然是極不相稱的。于是，在晉商老家宅院的建筑上，他們通過捐官取得虛銜，合法地突破了這些規制。晉商會館在建設上，采取建關帝廟的方式，這樣不但可以突破這些規制，而且因為關帝是“帝”、是“圣”、是“神”，因此可以采用最高等級、最高標準建房，甚至與皇宮媲美也不違制。晉商會館建筑極其宏偉，裝飾極其華貴，可以說極盡豪華富麗之能事。其木雕、磚雕、石雕藝術之精湛，在皇家宮室園林和所有文廟、佛寺、道觀中都極為罕見，令人驚嘆甚至震撼。這固然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但也是晉商顯示實力、塑造形象、提高信譽度的需要，如同現代的大公司、大銀行建造自己的總部大樓一樣，不能簡單地將其看作是晉商追求奢華、濫用資財。而這種實力和需要，在當時條件下如果只去建設“純粹”的會館，是發揮不出來和滿足不了的。只有把會館建成關帝廟，才能顯示其實力，塑造出晉商不同凡響的群體形象。

　　晉商會館對歷史文化的發展發揮過重要的作用。第一，它把關公的忠義誠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為經商的核心理念，是我國傳統的商業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層次。第二，它以巨大的經濟實力為后盾，在建筑的布局、形制和裝飾藝術上精心設計、精心施工，使其成為古代建筑藝術的集大成者，把我國傳統的建筑文化推向了最高水平。第三，它把舉辦戲劇演出(俗稱“廟會”)以娛神娛人作為重要活動，以其經濟實力和商業需要，有力地推動了秦腔、晉劇、豫劇、昆劇、花腔等許多劇種的成熟和繁榮，對我國傳統的戲劇文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第四，它拓展了關公文化的領域，豐富了關公文化的內涵，對關公文化的傳播以至使其走向世界發揮了重大作用。對關公的崇拜和信仰，封建王朝的主要著眼點在于關公之“忠”，在于維護大一統的皇權統治；士大夫階層的主要著眼點在于“《春秋》大義”，在于以“武圣人”關夫子體現“文圣人”孔夫子的儒道；一般民眾的著眼點多停留在保佑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和消災免難上。晉商則通過會館的功能，把關公的忠義誠信精神引入商業文化，引入經濟領域，使之成為商業文化的主流和經濟發展的助推力，這對關公文化精華在近現代的傳承是很有意義的。晉商遍跡于全國，民間流傳者“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說法，他們發展到哪里，就把會館關廟建到哪里，把關公文化傳播到哪里。

　　當時，全國各地商幫一般都建有本籍會館，各地會館往往都供奉鄉土神祗或本籍名人，如徽幫供奉朱子，浙幫供奉禹王，川幫供奉川主，福建、廣東等地會館供奉天后等等。因此會館名稱也各異，諸如“禹王宮”、“萬壽宮”、“川主廟”、“天后宮”之類，只有山西或山陜會館稱“關帝廟”。由于關帝本為全國通祀之神，再加上明清朝廷自上而下的大力提倡，同時又有晉商經營的成功、發展的輝煌所產生的影響，最后逐漸演變為各地商幫除供奉鄉土神祗或本籍名人外，普遍把關公作為商業的保護神和財神共同供奉起來，其中包括廣東、福建等南方和沿海地區的商人。如廣西太平府之寧明州，據舊方志記載，“有粵東會館，在城東門外，蓋粵東人商賈與此，醵金為之，以聯鄉誼也，內祀關帝”。在廣西梧州上游不遠處的戎圩，有明代所建關夫子祠，廣東商人在“康熙五十三年，更祠為會館”，“變本加厲，踵事而增華”(溫汝適撰《重建戎圩會館記》)。上海潮惠會館“為堂二，于其前祀天妃，后之堂為樓，以祀關帝”(《創建潮惠會館碑記》)。蘇州的潮州會館“敬祀靈佑關圣帝君、天后圣母、觀音大士別祀昌黎韓夫子”(《潮州會館碑記》)。再如重慶的湖廣會館中在禹殿的西廂附祀財神和關公，云貴會館在正殿中崇祀“忠烈福主”、“福祿財神”、“關圣大帝”和“鎮口王爺”。福建人在北京建的龍巖會館，“館內有一精致之大神龕，內祀歷代鄉賢先達神位，暨關圣帝君神位、文昌帝君神位、城隍尊神位”(李景銘《閔中會館志》)。移民新、馬地區的福建人崇拜天后、觀音和關羽，同時崇拜地方神如清水祖師、廣澤尊王、開漳圣王等。此后，又通過移居海外謀生經商的華僑華人，特別是閩、粵籍的華僑華人，把供奉關公的習俗帶到了東南亞和歐美各國，并使受中華文化影響較大的越南、韓國、新加坡和日本等國早已出現的關公崇拜更加廣泛，更加深刻。追根溯源，是山西商人把關公崇拜引入中國商界，又通過中國商人把關公崇拜傳到世界各國。到現在，全球五大洲的華人華商都普遍供奉關公，在華人華商集中的地方大都建起了關廟。

　　晉商會館，在全國各地曾有數百座以至近千座，經滄桑變化，于今大都不存�，F存的如江蘇蘇州全晉會館、徐州山西會館、安徽亳州山陜會館、山東卿城山陜會館、河南開封山陜甘會館、周口山陜會館、洛陽澤潞會館、山陜會館、南陽社旗山陜會館、湖北襄樊山陜會館、內蒙古多倫山西會館等，大部分已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余的也均被列入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