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長江商學院人文委員會主席杜維明教授

　　文/朱曉超

　　教授簡介：杜維明博士，現為長江商學院榮譽教授、長江商學院人文委員會主席，曾先后任教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目前同時擔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聯合國推動文明對話小組杰出人士成員，哈佛燕京中國歷史哲學與儒學教授，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社長，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國際顧問，并榮膺美國人文藝術科學院院士。

　　杜維明教授主要致力于在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儒學、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及現代精神的反思等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推崇儒家文化所蘊涵的道德理性、人文關懷和入世精神。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發表論文數百篇，如《工業東亞與儒家倫理》、《儒家發展與現代化》、《人性與自我修養》、《今日儒家倫理：新加坡的挑戰》、《儒學精神與儒家傳統》等；2001和2002年分別榮獲第九屆國際T‘oegye研究獎和聯合國頒發的生態宗教獎等獎項。

　　晚夏八月，蟬鳴聲聲。在京西郊外臥佛寺中，“中國文化論壇”第二屆年度大會就像一枝靜開的蓮花，悄然地為學者們綻放。在會上，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長江商學院人文委員會主席杜維明教授，應邀就“文化自覺與根源意識”的話題，與數十位華語世界知名的人文研究學者，展開了一場關于“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的思想對話。

　　今年剛剛受聘成為長江商學院人文委員會主席的杜維明教授，被公認為是“新儒家”第三代領軍人物，并素有中國傳統文明對世界的“揚聲器”之稱。在接受《長江》專訪時，這位談吐儒雅、通古論今的知名教授，卻首先對外界給他冠以“儒學大師”的稱號婉言推辭。“只有像錢穆、季羨林這樣的‘大家’才應被稱作大師。我從事的儒學研究，只是廣義的文化傳統中的一部分，因此叫研究學者更為恰當”。這位年過六旬的知名華裔教授，不乏幽默地表示，“我還打算再做一、二十年的研究，現在叫大師更為時過早。”

　　數千年前，孔子認為：“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但對于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應該如何看待，1840年后以來中國人卻是數次變易，甚至倒轉。悲觀者認為孔子死了；樂觀者則認為，儒家思想必將為世界作出其應有貢獻，但在此之前一定要欲火重生。

　　當中國經濟在世界舞臺上，越來越多的占有一席之地之時，很多人也在關注，怎樣的東方價值，將會被世界所認可。面對一個積淀了五千年的文化寶藏，如何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相結合并加以傳揚，也許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今天，當一股“儒學熱”風靡華夏大地，儒家思想卻猶如綠蔭環護中靜立最浮華街市一滴澄凈的眼淚，那是任何市井異趣都難更易的端肅容顏。相對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思想的轉變無疑是更加緩慢而艱巨。但，我們仍愿意小心翼翼地推開那扇未知的大門，探索未來的方向。

　　儒學之路

　　9歲就隨父母到臺灣生活的杜維明，在中學期間，受一位啟蒙老師的影響，對當時在儒學界頗有成就的學者牟宗三先生的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也讓杜維明開始為儒學的博大精深所觸動。“那時就感覺到，今后應該再進一步地了解這個領域的知識”。因為牟宗三先生在東海大學教書，“我想向他進一步求教”，于是，杜維明便毅然報考了當時在島內并不算“一流”的東海大學。

　　盡管興趣始然，但對于自己選擇學習儒家文化，杜維明也仍有對未來職業的隱憂。按照中國家庭傳統，父母都希望孩子將來從事的工作能夠“比較保險，將來不會因為所學專業沒有出路而感到痛苦”。慶幸的是，杜維明在與父母親溝通后，他們支持兒子的選擇。雖然最終選擇了興趣所在，可杜維明那時就有一個清晰的考慮，即便今后從事儒學研究，“也不會做一個抱殘守缺的學者”。

　　杜維明認為，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的聲音相對薄弱。如果把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分開來，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中，傳統文化的比重并不很大。目前的這種情況是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變局，也是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來未有的大變”。但這種傳統現在正在慢慢地恢復，可能會逐漸回到一種正常的情況。

　　他說，如果從教育角度來看，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但近代中國166年文化斷裂的情形非常嚴重。這才使得我們對歷史的重新改寫和回顧，看起來多元多樣。“我們認為，整個傳統文化的發展就是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現在要進入一個新的社會發展階段，儒學是應該揚棄的糟粕。”

　　但是，杜維明清楚地記得，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包括中國大陸以及日、韓等國，在儒學方面的研究并不突出。因此，作為一名研究儒學的華人學者，聽到來自周遭更多的是質疑聲。在當時的氛圍下，“學術上不僅感到很孤獨，也很痛苦，尤其看到其他學術領域不時地開花結果。而整個中國文化研究本身，則是一片荒蕪。”

　　對于儒學“特別刺耳”的質疑聲至今讓杜維明記憶猶新，而它不是發生在西方，恰恰是在東方。1982年，杜維明教授在臺灣參加了一個研討會，會議邀請了一批同情儒學的華裔學者。在討論時出現了一個觀念，對杜維明的震撼非常大。大家當時擔憂地認為，儒學和現代中國的發展毫不相干(irrelevant)。

　　“任何學術思想最壞的命運，是人家不罵你，也不贊同你，只是忽視你。”杜維明教授感嘆地說。而別有意味的是，同樣是在1982年，新加坡開始大力發展儒學，日本有100位學者聯合起來了解日本儒學的前景，韓國的國際退溪協會開始逐步發展。杜維明表示，在世界范圍來看，中國是出現文化斷代情況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個情況和日、韓、美等國有很大不同。“雖然日本是二戰戰敗國，但日本的學術譜系從來沒有中斷過。相比之下，自五四以來，在中國大陸，一個人從小學到大學間不受干擾的人幾乎很少。”

　　在悲觀地學術氣氛下的這種痛苦與苦悶，是杜維明早年登上赴美留學航班那一刻，當他轉身向親友微笑時，未曾料到的。如今回想起來，杜維明感覺，當時的心態雖算不上是逆水行舟，也不像一些朋友所說的是破釜沉舟，“雖沒有那樣的心態，但感覺到這條路不是很容易走。”

　　中西之異

　　從1981年開始，杜維明開始在哈佛大學任教。此前，他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14年，也就是說，如今他在西方講授儒家文化已有近40年的時間。如今，身為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的杜維明，已在哈佛大學開了一堂講授儒家倫理方面的課程，很受學生歡迎。據說當時報名的只有130余人，后來人數不斷增加，這門課程就移到哈佛大學最大的教室、可以容納一千人左右的桑德思紀念堂(Sanders Theater)進行。從聽課人數以及教室的變化，可以看出西方人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熱忠程度。

　　在與西方文化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交流過程中，杜維明希望他們能夠接受兩種形式的觀念。首先是把一種儒家思想傳統擺在歷史發展大脈絡中的方式；另一種是面對未來。即儒家傳統是否能夠利用一些資源，對當代社會所遇到的困境能夠做出一些比較有創建性的回應。

　　據杜維明介紹，儒學的人文精神是很寬廣的。西方人關注的儒學基本上是倫理，包括個人修養、社會和諧、人和自然的關系等問題。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謂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些觀念正逐漸被西方知識分子所接受，成為最樸實的倫理。當今世界各地出現的生態環保危機也表明，人和自然的關系需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也是一個有價值的理念。”杜維明說道。

　　長期在西方教授中國傳統文化，杜維明認為，“遇到的壓力主要是儒學能不能得到發展，能否用英語或者非漢語來表述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這是儒家能否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關卡”。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用英文、法文等來了解儒家文化呢？”杜維明坦承，他個人在這方面也面臨很大的壓力，因為儒學無論是從中文還是從非漢語來講都有困難。

　　“中文的困難在于：由于聽講人過分熟悉，他們會說，儒家的負面影響很大，你一定要在海外多講它的好處。英文的困難是：聽講人很愿意聽，愿意了解和認識儒家文化，但由于不熟悉和文化差異往往導致誤讀。”杜維明如是說道。

　　正因如此，杜維明形象地說，“儒學能不能回到中國，可能要經過紐約、巴黎、東京。就是說，如果儒學在和美國、日本以及歐洲的學術界經過了一個對話討論(辯論)的過程，那么，在中國國內的很多學者所認為儒學的陰暗面，經過這樣一種洗刷后，可能就會比較健康了。”

　　結緣長江

　　談到為何選擇一所商學院來講授人文教育與管理方面的課程，研究儒家文化數十載的杜維明，將其歸結為是與長江的“結緣”。一直與企業界有甚少接觸的他，在去年的一次會議上結識了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教授，并先后受邀參加了長江“后EMBA”項目“人文精神與企業管理之道”模塊的授課，隨后在長江商學院北京校區，為百余位長江師生作了一場題為“儒家人文思想與管理”的專題講座。

　　杜維明告訴《長江》，在整個儒學發展的過程中，推進儒學最重要的弟子就是大商人子貢。他在孔子去世后為老師守喪六年，并終使儒家文化得以發展。近年間，通過與國內企業家的接觸，杜維明幾經思考，也悟出了中國企業家與儒家思想的貫通之道，那就是在企業界取得成功、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將會為儒學進一步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他認為，長江商學院EMBA(高級工商管理碩士)考慮人文教育問題，可以討論術、道層面的問題，這些都有發展的空間。“我對儒學的發展前景很關注，有機會與中國的企業家學員們進一步討論儒學，也是我與長江的一個緣。對我來講，與他們溝通也是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杜維明謙遜地說道。 其實，早在幾十年前，杜維明曾與美國企業界的高層管理者一起解讀過“人文精品讀本”。據他介紹，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企業組織Aspen Institute，每年暑期都會組織一批頂級企業家前往艾思頓山莊，在那里精讀古希臘哲學等經典讀本。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他曾多次作為學術界人士參與有關討論。“在這里，完全接觸不到任何與企業有關的東西，只是討論人文研究中的經典。”此間，美國企業家對于人文經典抱以的認真態度，卻讓杜維明至今記憶深刻。 談到長江商學院率先在國內商學院教育中引入人文與管理的相關內容，杜維明認為這是“開風氣之先”，而商學院探討人文精神必將會成為一個潮流。他感慨地對《長江》表示，企業界開始關注人文思想，其實也已成為世界范圍的一個現象。2000年，杜維明曾受邀參加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年會，“當時我很驚訝，認為自己與經濟論壇有什么聯系，感覺文化論壇還與自己沾些邊。但正是從那時開始，世界經濟論壇已開始重視兩個課題，一個是21世紀的宗教問題，一個是文化認同問題。”

　　杜維明表示，文化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少數人文學者所關注的，“媒體、學術界、企業界都很關切。有了這個關切，使得我們平常所碰到的在學校里討論的問題，不完全是在學術界討論，還可以在更寬廣的世界里討論。”正因如此，他表示，“既然在企業界有學習人文知識的可能性，而且成功的企業家也愿意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對我來講，與商學院的合作也是一段難得的機緣。”

　　成功——“意義”

　　針對長江商學院EMBA學員進行的人文與管理的教育內容，在接受《長江》專訪時，杜維明初步闡述了他的設想。首先，他準備用一年的時間，邀請世界范圍內最優秀的人文領域學者為學員做專題報告，以這種方式看學員們的反響。

　　杜維明評價說，“我覺得長江有一個理念，那就是要培養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企業家。EMBA學員不僅要做一個企業領袖，對于世界各大文明，我認為也需要有一定的敏感度。世界地圖中既包含政治地圖、經濟地圖，也有文化地圖。長江能夠把一些人文關懷的理念帶到基本課程中，對學員們是有好處的。”

　　杜維明認為，企業家除了自身成功以外，還要考慮更深層次的“意義問題”。他表示，對于一名成功的企業家而言，成功已是現實，下一步的問題是“從企業的成功到實現更大的意義”，而這個“意義”涵蓋的概念更為寬廣。

　　“以前，公司增加利潤，滿足股東要求是最重要的任務。現在，人們所說的要培養下一代企業領袖，不僅是指要使公司擴大利潤，還包括構建企業社會責任感。”杜維明認為，雖然這個新的定義已成為世界的一個潮流，但卻是基于現實的考慮。隨著信息世界的到來，道德問題變得非常重要，很多無形資產，表面上看不到、抓不住，但對社會的影響卻很大。杜維明指出，“‘意義’的問題常常是個人發展的，但設置人文課程的宗旨就是要給學員們以啟發，”，他同時也指出，“也不能把這樣的課變成商學院教育的一種裝飾”。

　　儒學是塑造中國文化認同的一個重要資源。“21世紀的領導，不可能只注重經濟，不注重文化；不可能只重視技術水平，不重視文化能力；不可能只重視智商，不重視情商和倫理；不可能只注重物質條件，不重視精神條件。我希望中國的企業家不僅是企業家，而且是知識分子。”杜維明表示，儒家傳統中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學”，即學做人，培養人的人格。學習如何做人就是把自己投入一個永不停止的、沒有盡頭的、創造性的自我轉化過程。人文學所有的價值，包括人文、藝術、哲學，都是要做一個全面發展的人不可獲缺的。

　　談到由自己親自擔綱主席的長江人文委員會的初步設想，杜維明表示，該委員會將會邀請一些世界級的人文學者，“多元、多樣化的，不屬于一個版本”。他介紹說，由五至六人組成的長江人文委員會，將由研究“軸心文明”的幾大部分(儒家、道家、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的頂級研究學者組成，他們將通過配合長江EMBA課程，與學員溝通磨合。他還透露，目前正在聯系安排世界哲學學會會長為長江師生做專題講座。 儒學與商學院、與大學教育的結合，使得儒家有一種載體，也有了更好的傳播渠道。杜維明認為，現在擺在儒學研究學者面前的，是如何把它作為一段可以發展的機緣，在此過程中，“也有來自商業化社會的諸多誘惑，儒學如何與之調節、保持與自己核心的價值觀不沖突，這個動態的過程對儒學的發展傳播，也是一次考驗。”

　　全球化之惑

　　《桃花扇》中曾有這樣一句，“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世界的發展就如同此番描述一樣，變幻莫測。在全球化挑戰下，我們的思想、文化、學術怎樣既立足本土，并看到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同時以更加開放的姿態面向未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課題。

　　毫無疑問，市場經濟是創造財富的機制，但如果整個社會變成市場社會，市場力量滲透到學校、公共事業，甚至滲透到家庭、人際關系、婚姻，社會付出的代價則會很大。由此，杜維明多次提出，教育最大的危險是滑入市場社會的危險。他認為，“市場經濟是好的，但我們擔心的是市場社會。中國一旦滑入市場社會，所有人際關系、醫療系統、人際關系，甚至包括家庭和婚姻都出現了市場化。”他指出，中國人其實一向對文化不重視。比如中國的精英絕大多數愿意考理工或者醫學，認為學習文史哲好像沒什么出路。“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不僅在大陸，就是在整個華人文化圈中都比較少。現在大家應該有一種危機感，企業、政府、媒體要加大推動學習傳統文化的力度。”杜維明如是說。

　　有危機就要分擔。因此，越是掌握著財富、越有影響力的人應該分擔的責任越大。相反，他們一旦走向反面，帶來的危害也越大。由此，杜維明對《長江》表示，經濟界應當培養的領導人才，除了要培養技術研究、專業知識外，必須要培養文化能力。他表示，“專業之外，沒有對歷史、哲學的反思，沒有對宗教的終極關懷；只有智商，沒有情商，沒有倫理學，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人。除了物質條件外，對于人來說，精神價值、情商、倫理等方面也很重要。”作為一個商業界的領袖人物，不能只關注企業本身的經營管理，“企業界有時在企業責任方面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小于學術界或其他方面，所謂互相配套，就是讓企業家不要忘了他們原來的初心。”

　　后記

　　2500年前，孔子周游列國傳播他的思想時，遇到過各種質疑之聲，甚至在史書上也記載了他曾經在陳國和蔡國被困七日所經歷的陳蔡之餓。2500年之后，杜維明教授所從事的儒學工作，又會否遭遇過現實生活中的陳蔡之餓呢？

　　談到這個話題，杜維明坦承說道，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一帆風順，其實心態卻完全不同。“如果孔子那時只有陳蔡，從我開始做學術研究一直到今天，經歷了無數的陳蔡。這讓我想起曾子的一句話‘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從事儒學研究，基本上是逆水行舟，就是如果你不動那你就下來，可是你動，力度不夠，也還是會下來。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說張力吧，或者緊張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在我的心境上面，其實大概都是陳蔡的。”

　　作為推廣儒學的一個代表人物，孔子所代表和推崇的價值觀，在當時是不為世人所接受的。2500年后的今天，同樣是作為推廣儒學的一位學者，杜維明教授面對的則是全球化浪潮中，東方價值觀重新的一種張揚。

　　杜維明分析說，與韓國、新加坡乃至中國臺灣相比，大陸在保持儒學傳統方面仍有不少差距。首先，知識精英是否認同儒家文化。在韓國，有專門的儒教大學，名叫成均館，跟韓國其他最好的精英大學可以相提并論。成均館的命名來自中國元代的太學、國子監，有超過600年的歷史。其次，政界和企業界是否推崇儒家文化。在韓國和日本，很多政界和企業界領袖都非常重視儒家文化。比如韓國三星集團一直在贊助成均館，它每年都向成均館投入成千上萬的資金。第三，生活世界是否體現儒家文化的精神，這是最有趣的。韓國對儒家文化的推崇甚至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比如1000韓元是韓國流通最廣的貨幣，大約相當于1美元。這張鈔票的正面印著韓國大儒李退溪的頭像。他的人像旁還印著一個投壺，這是古代儒家學者游戲用的。鈔票的反面印刷的建筑群是陶山書院，由李退溪一手創辦，地位相當于中國的白鹿洞書院。

　　談到中國經濟和儒學命運之間未來會有著怎樣的關系，杜維明說，“我覺得儒學能夠扮演的角色，能不能和現在世界上最有影響力、從現代西方所發展出來的所代表的人文主義，進行一次健康的對話，這個對話，能夠為我們拓展一些比較寬廣的領域。”對儒學的前景，杜維明“相當之樂觀”。相較于新加坡于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復興儒學；日、韓已有數百位教授潛心研究儒學，“中國雖然起步晚，但后來居上，將來儒學發展的大動向仍要看中國。”

　　很多的知名儒者年老時，可能都會做一件事，就是退回書齋著書立說，孔子后來寫就了《詩經》。對此，杜維明說，“在有生之年，能把我的一些思考想透徹，并通過思考，把這些理念凝聚下來，倒不一定再去寫一本書。我知道這些如果我不做的話，也沒有更多的人會有興趣，我只是希望朝這方面努力。”

　　背景資料

　　一、三個背景的了解

　　1、從文明的對話角度來討論問題。即使亨廷頓所謂的“文明沖突”存在，也應加強文明間對話，而且對話顯得更為重要。提出儒家人文精神并不是與西方文明抗衡，而是要相互促進。

　　2、現代性中的傳統問題。各地不同的現代性與各地傳統都有很大關系。希望打破現代——后現代的思維模式。

　　3、扣緊人文學角度。在中國傳統上是文科──文、史、哲、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是指較突出文化側面的學科。人文學不是可以量化的社會科學，且不象自然科學那樣日新月異，它具有很強的積累性。

　　應在以上三個背景之上討論儒家精神、人文精神。

　　二、四個向度

　　以前把儒學看作道統(身心性命之學)、學統(學術)、政統(經世致用)，應當超越這種看法。

　　1、儒家現象在時間跨度上很長。不能只從第六世紀(孔子)開始算起，這與猶太教十分相似。可以想象孔子既不是創始者，也不是人格典范。儒家三期劃分：(1)先秦~兩漢，從曲阜的地方文化到文化主流；(2)唐末宋初~清，從中華民族的重要資源到東亞共同擁有，如日、韓等國；(3)第三期實際上還是一種期待，希望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沖擊下，揚棄糟粕重新發展，是否可能成為世界文化的主要部分？

　　2、放在比較文化學角度。中國儒學與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儒學各不相同。儒學傳入韓國是在14世紀。14~15世紀李退西發展"四端七情"說，引起韓國討論理與氣的傳統。韓國儒學很重情，日本則重忠不重孝。越南儒者大多是愛國志士，突出表現是反華，反對中國的大國沙文主義。

　　3、從不同學科角度看儒學的面貌也各不相同。朱維錚認為中國各歷史時期的儒學均各有不同。人類學家看儒學大多是看其所起的積極或消極作用。

　　4、從不同社會階層看儒學。儒學不僅有大眾的一面，也有精英的一面。許多極力批評儒學的人在本質上卻也是儒家的。儒家的許多價值是通過不識字的母親傳給下一代人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須包括四個側面：個人、社群、自然、天道。從理想的角度來看應是，個人與群體互動；人和自然交融；人與天道交感。

　　1、個人在古代已發展出自己的主體性。許多人認為儒家沒有主體性。子復曾以德抗位，這已不僅是德性主體，而是個人尊嚴。

　　2、只要有三個人就可以組成社群，由此擴展到全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中，家與國之中沒有社會。中國的社會空間完全空缺嗎？不是，每一個側面都被填補。如廟會等。歐洲中世紀各城堡之間十分危險，而中國則完全無這種危險，中國有各種方式的聯網，如家教、山西票號、社群的概念可以層層外推。中國的公平概念是相對的，如國家面對全球而言還是"私"。如何發展個人與群體的互動，在儒學中有豐富資源。

　　3、個人與自然的關系：持久和諧。自然是不是天道？人能否與天道相感應。儒家可以用圖形表示：同心圓。最外向外開放，這需與縱向的精神聯系起來。身體、心智、靈覺、神明，這四種每一個人都有。個人與自然、與天道的關系和個人的深層理解相關。如道德哲學要與藝術、美學結合起來。畫家要畫山則要入山住，而不僅是素描。許多人認為能代表人文精神的只有從文藝復興以后的理性精神。幾乎所有團體、公司形式都是從其中興起，且背后還有自由、民主、博愛、法制等人文精神。一般理解儒家是倫理的人文精神，與血緣、宗族、小農經濟、男權等相關，一般應用自由等把它們洗刷掉。但我們是否與傳統文化還能有互動關系？我們要對傳統資源有正確的認識。

　　現代性的三方面：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個人主義。我曾在課上把兩種價值并列起來供選擇：理性與同情、公益與自由、法制與禮教、權利與義務、作為個人的人與作為人際關系中的人。七年前選擇自由、理性、法制、權利、獨立的人占75%以上。今年4月選擇公益與自由的幾乎一樣多，但選擇同情、禮教的已多于理性與法制；權利與義務的選擇率為55%和45%，而已有50%的人選擇了作為人際關系網絡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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