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文

　　在90年代杜維明開始獲得超越地域與學科界限的世界性影響。他寬廣的興趣、開放的心態與所處的位置賦予了他一種新的力量，他成為東西方文化最恰當的溝通者。

　　在“文明沖突論”泛濫的年代，他馬不停蹄地展開“文明對話”的工作，他說塞繆爾·亨廷頓至少在一點上同意他的做法，“如果文明沖突難以避免，那么對話更顯得必要”。2001年，他應聯合國秘書長之邀，參加“文明對話”顧問委員會，他還要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這樣的會議上，對全球政治與商業領袖們，宣講儒家文明的意義與價值。

　　杜維明相信，我們正在處于人類文明的又一個轉折時刻。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1950年代用“軸心文明”來描述公元前6世紀時世界各地涌現的文明：希臘哲學、佛教、儒家與猶太-基督教。而杜維明說我們處于一個“新軸心時代”，不再有惟我獨尊的文明，文化與宗教的多元化要求人們相互容忍、共存、溝通與理解。

　　在這種背景下，杜維明相信新儒家能為人類文明提供新的思想資源。儒家思想傳統中，個人與社群的關系，人類與自由的和諧，人心與天道的相輔相成，與個人自我中身體、心知、靈覺與神明的有機整合，它們都可能對現代西方文明的挑戰作出回應。

　　“我們可能處于一個新的契機。”杜維明說今天的中國人可能有機會走出持續了一個世紀的精神困境。自從19世紀后半葉以來，一連串的屈辱使中國知識階層陷入了集體性的自我否定之中，中國傳統被徹底的顛覆。包括五四時期、1960年代的臺灣與20世紀80年代的北京三次文化熱潮中，中國文化都處于一個被打倒的地位。但在傳統日漸被摧毀的同時，我們卻沒有新的傳統出現。以至于在過去25年間，盡管中國的經濟增長再次為中國贏得部分信心，盡管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漫長與持久的文化傳統，但相當多中國人信仰的卻是被過分庸俗化的功利主義。

　　“市場經濟很好，但一個市場化的社會就很糟糕了。”在2004年9月再次來到北大的杜維明發現，學術界爭論的方式與1980年代末不無相似，“自由與平等”這些敏感話題被人為的扭曲化。這種混亂背后多少蘊藏著一個整體社會的精神困惑，人們不知道如何去疏導已經積累的社會情緒。學術上的探討再次變成了危險的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你想加入辯論嗎，首先，請站隊。

　　20世紀深重的歷史災難使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急躁，杜維明發現80年代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們都在擔心“被開除球籍”的危險，與50年前的極端知識分子一樣，急躁感使他們相信即使在學術界內部，也要統一觀點，清除“噪音”。而如今，他們還要面對新的挑戰，臺灣的知識分子在專制時代仍保持的一些美好節操，在90年代的商業化潮流中卻被摧毀，今天的中國是否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即使在世界歷史范圍內，經過多年跨文化研究的杜維明都發現，很少國家與很少時期內出現過像今日中國這樣面臨的經濟增長與社會道德間巨大的緊張感。也因此，精神上的重建既是富有希望，也是當務之急。國家能力上的增長使中國擺脫了漫長的根本性的危機，但精神上的空白卻一直無人填補。

　　但杜維明從未認為儒家的復興應該成為這種精神重建中的支配性力量。他說現在存在一個契機，并非說可以擺脫意識危機，而是可以更深層地探討中國傳統與未來。他仍支持五四時期對于儒家傳統的批判，這樣可以幫助傳統重新獲得生命力。而最為糟糕的是表面上推行的尊孔讀經的方式。他相信塑造中國未來精神空間的過程中，儒家將與其他種文化一起形成多元文化的結構，這既不會是儒家為主，更不太可能是基督教占主流，而是各種利益群體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共同形成的，而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社會一定要形成基本共識，因為所有問題的探討都有賴于在這個基礎上展開，這種討論才是理性的。而自從1960年代以來，杜維明所一直堅持不懈的工作就是，如何將儒學進行創造性的詮釋，如何將儒學帶入現代世界。

　　年輕時敬佩梁漱溟與張君勱曾激勵著杜維明，而到了在哈佛求學與任教時，他又深受列文森、丹尼爾·貝爾的影響。他說他與貝爾一樣，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者與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預測是最危險的事”，當杜維明被問及中國人未來的精神版圖時這樣說。他說貝爾在1960年代曾預測過2000年的美國，他說他遺忘了兩種力量的成長，一個生態理論，另一個女權主義，而這兩種力量是過去30年美國最重要的新興力量。

　　所以，在與杜維明交談時，你總也得不到明確清晰、驚人之語的回饋。在某種意義上，他的不夠洞徹給予他更杰出的包容能力。

　　(本文由作者授權本刊發表，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