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教：絆倒就業的一塊石頭
職教：絆倒就業的一塊石頭
本刊記者 滿凱艷 齊介侖 楊政文
金融危機，經濟蕭條，就業問題已經成為當下社會關注的熱點，大學生和農民工在危機中受到的沖擊首當其沖。多位專家告訴《財經文摘》，若分析大學生就業難和農民工失業的原因，職業教育的缺失難辭其咎。
兩極分化：職教不足與高校躍進
引人注意的是，繼1999年大擴招以來，去年12月，教育部同國家發改委發出通知，2009年的碩士研究生計劃，比上一年增加5%，接下來還要再增加全日制專業學位的碩士研究生，招生計劃是5萬名，主要用于招收參加今年考研的應屆本科畢業生。
這兩次擴招都是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展開的。毫無疑問，此次擴招舉措的推出使高校再次成為就業的“緩沖區”，被官方媒體解讀為應對當下大學畢業生求職困難的一個藥方，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是政府在就業問題上的無奈之舉。
此一時非彼一時，教育部職教中心研究所研究員姜大源對該舉措的效果持懷疑態度：“這種做法并不能提升畢業生的職業能力，從根本上破解大批高校本科畢業生的就業難題。“如果不跳出教育看教育，不跳出學校看學校，在圍城中解決問題，本科生將繼續失業。因為學習的內容不變、方式不變，其能力結構還是不適合企業的需要，不適合社會的需要。”
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陳宇認為目前的問題是結構性失業，他告訴《財經文摘》：“中國在很短時間內，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擴招前的5%提高到了現在的25%。這是供給，供給在急劇增加，但需求呢？按理說，中國經濟在過去數年內10%的發展速度決定了對人力資源的需求是不斷擴大的，每一個百分點可以拉動100萬勞動力需求，10%意味著我們每年新增勞動力需求1000萬。但是這1000萬崗位中只有1/10適合大學生。”
如果經濟增長速度很快，而且是以不斷提高技術和知識含量為基礎的創新型經濟，那么對大學生的需求應當是比較強烈的。但中國經濟發展是依靠出口導向的、附加值比較低的、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來推動，往往需要增加的勞動力崗位是最普通的、低知識、低技能、低成本的廉價勞動力，這樣的增長模式可以吸收大量農民工，但對大學生的需求沒有那么大。
事實上，中國第一批擴招的大學生于2003年畢業，實際上也就是從那一年之后，大學生找工作就開始有難度了，只不過今年特別緊張。
原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認為除高校擴招速度太快外，職業教育缺失也是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的比例嚴重失調，前者是一條大腿，后者是一條小腿，不能并行不悖地協調發展。”
“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不是替代關系，而是互補關系，普通教育是為了探求知識、科學而發展起來的體系，而職業教育側重于應用。”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業良表示。
過去中國曾經有大批中專學校，后來又被取消，因為說起來一個是大學生，一個是中專生，感覺上就低人一等。同時，中國大學的教育體系和課程設置難以適應社會需要，包括大學老師缺乏實際經驗，與社會需求脫節。
北京富平學校教務主任欒順喜以自身的經驗告訴《財經文摘》：“富平開始的時候也從大學里請了些退休的教授，還有專門研究家政的學者，后來事實證明，教學理論性太強，而學員層次不高，有的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學員們聽大學老師講課簡直如在云里霧里。”
夏業良介紹：“在國外，知識方面的分衍沒有這么明顯。社區學院(職業教育的一種形式)也可以拿到本科文憑，甚至碩士學位，根據所修課程和學分來決定。社區學院靈活性很大，從十幾歲的孩子到七八十歲的老人都可以接受。這是一種全民教育體系，比高等教育開放性更高，而且培養人才是根據社會需要。不像一些大學為了趕時髦，扎堆去搞熱門專業。”
在中國，為什么這些年來人才缺乏？夏業良將原因歸結為沒有社區職業教育體系，“這是個很大的遺憾。應當借金融危機東風，發展職業教育體系。”
資料顯示，很多中等職業學校年年爆滿，全國技工學校的招生規模已連續4年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同時，畢業生就業率保持在95%以上。陳宇評價：“這就是勞動力市場的信號反饋，這就是生產力的強烈作用。實踐證明，職業院校越貼近普教就越沒前途、沒出路。在整個職業教育領域和普教、和學歷教育離得最近、靠的最緊的就是高職高專，它們現在的處境最困難，學生畢業后就業率最低。”
誰為民工服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東南沿海以出口為導向的加工制造業，先是在人民幣“破八”之后迎來尷尬的企業“倒閉潮”，后又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影響下，大量企業面臨關停情勢，失業壓力驟然加大，大批農民工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者。
全國1.3億外出農民工，被動失業的超過2000萬，如何消化這些農民工的再就業壓力，如何在農村與城市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的溝通渠道，實現對農民工的職業教育進而改變中國目前相對不合理的產業結構，這些都在考驗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應對策略。
當下，地方政府組織的相關農民工培訓，處境比較尷尬，首先是培訓招不到人，還有一個就是沒有合格的培訓技師，而這兩個問題的存在，直接導致地方政府在農民工就業培訓上弄虛作假、編造就業培訓名單用以騙取財政上的就業培訓經費，而農民工就業問題卻根本得不到解決。
現在的情況是，政府、企業、農民工、勞務市場，各走各的路，沒有形成信息的有效整合與溝通。按照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張秀蘭的觀點，需在各個環節上提高效率，正確的途徑應該是，政府培訓以市場為導向，“企業要什么樣的人，我做什么樣的培訓，而不是兩張皮”，企業甚至可以向職業技能培訓主管或者技校提出“訂單式”培訓。
張秀蘭在對農民工失業進行實地調查后得出結論：解決農民工失業問題，如果不是建立在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對農民工職業教育的前提之上，一定是失敗的，而對效率的關注，更是職業培訓成敗的關鍵。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蔡昉對《財經文摘》表示，除了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國家還要出臺相關政策，加強對農民工的長期、穩定的教育，教育是培訓的延長，是更為基礎的部分，通過加強對農民工的教育，可以大幅度提高年輕農民工的整體素養，也將會為下一輪的經濟發展打下人力資源儲備的基礎。
企業一直是職業培訓的主體和主力，盡管它的作用經常被忽視。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中國有將近3億勞動力，是通過企業開展的正規和非正規培訓而成為合格勞動者的，而官辦和民辦的關系也是業界關注的重點。
近年來，在民辦職業培訓領域，涌現出一大批實力雄厚、貢獻卓著、影響重大的名校，這不但解決了急需的緊缺人才問題，給職業教育下一步的發展帶來了啟示。陳宇分析說：“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改革和發展很可能是沖擊中國整個僵化的教育體制的突破口，特別是廠校結合、產教結盟成功，將使教育走向直接為生產力服務、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軌道，有可能破解中國教育的整個迷局。”
給點陽光就燦爛
職業教育發育不良，投入不足早已成為社會詬病的對象，是否應該加大投入似乎不再成為問題。不過，資金投入的主體一直是困擾其發展的難題。名不正，則言不順。厘清投資主體首先應當界定職業教育的性質：是公共產品，還是私人產品。
許多專家將職業教育定性為準公共產品，其培養目標的公共性，服務功能的公益性，甚至比普通教育更為強烈，其對象往往是一些弱勢的群體，往往是城市家庭拮據的人，還有很多找不到職業的人；其次，職業教育需要實現情境教育。這兩點決定了職業教育的成本無論是教學、辦學、實驗基地都比普通教育高的多。
僅從教育經費來看，近10年一直徘徊在3%左右，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到2000年教育經費要達到4%，后來中央的多個文件又反復強調了要按期實現這個目標。可是，這個目標提出快20年了，至今仍然沒有達到。這個指標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而且還低于世界經濟欠發達國家的4.1%。
教育經費的投入比例原本過低，其中用于滿足社會需求激增的職業教育更是杯水車薪。
數據顯示，中國目前職業教育的投入占整個教育比例逐年下降，還沒有恢復到歷史上占15%的水平，只有6%-7%，高職只占普通高等教育20%。 從2000年到2004年，教育經費增長了兩倍，但是中職經費增長僅僅只有1.4倍。在教育投入上，職教承擔這么重大的社會責任，但得到國家公共經費還太少。
對于職業教育在近5年的投入，全國政協委員蔡克勤掌握的數據是：“2004-2008年，中央財政累計投入職業教育的資金是78.6億元，不足以支持巨大的職業教育規模。”與此相對照，2008年中央財政安排教育支出1598.54億元，職業教育累計5年的投入不到2008年一年教育經費投入的5%。
北京富平學校副校長陳祖培對經費問題也是深有感觸，他對《財經文摘》坦言，經費的掣肘是職業教育發展的一大瓶頸，富平目前主要是靠茅于軾、湯敏等私人出錢才興辦起來的，培訓教師的工資只有1000-1500元，這種收入水平在北京地區是極低的。
“職業教育是‘給點陽光就燦爛’，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只是錦上添花，而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則是雪中送炭。”姜大源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隨著政府對職業教育投入的意識增強，在目前經濟下滑的形勢下，人們更需要培養技能，這對職業教育的基層是個很大的機會。
為對應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打算投入4萬億刺激經濟，這筆錢投入的重點在很大程度上都集中在硬件上，比如基礎設施、投資環境，有人甚至建議直接發給國民消費，但對教育涉及不多。如果能借此機會增加職業教育的投入，作為啟動內需，立足長遠塑造國民勞動技能的重要軟性措施，中國經濟質量的提升將從中受益匪淺。
當然，政府增加投入不是大包大攬，應當根據職業教育發展的目標和要求，支持職業院校拓寬融資渠道，通過財稅優惠政策，發揮財政資金的導向作用，以點帶面，促進、帶動和引導社會各方面力量增加對職業教育的投入。
由于社會上不乏套用政府職業教育資金中飽私囊的情況，公共知識分子張耀杰也向《財經文摘》表示了對政府投入資金效率的擔憂。事實上，公共資金效率的保障源于財政監督的力度。如果財政缺乏監督，任何該用的錢都有可能被私分。
“這需要通過制定相應的法規予以制約，屬于正當盈利的應該得到法律的保護，對于違法謀取暴利者，應當追究法律的責任。”劉道玉希望能從法制入手確保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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