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文摘》2009年第4期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我的飯碗在哪里？

　　——職業教育的瓶頸和就業難題

　　十年寒窗苦，一朝就業難。1999年擴招后大學門檻降低，對中國多數學生和家長來說，讀大學的目的自然還是帶有功利性的，不過是讀個好大學，學個好專業，找個好工作，捧個好飯碗。

　　那個時候，職業教育也在中國初步興起，不過由于觀念歧視和投入不足，正眼看待職教的人不多。能讀大學為什么要上職教，因為職教畢業后地位和收入與人們對大學的憧憬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實往往和社會預先的設想不一致。隸屬于中國國情研究會的中國社會調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莊、鄭州、成都、沈陽、武漢、廈門、哈爾濱、西安等地抽取1000位應屆大學生進行調查后的報告顯示，到2009年2月底，被家長寄予厚望的大學應屆生整體就業率僅為35.6%。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技工學校畢業生就業率保持在95%以上。

　　由于追求高大全模式，中國大學教育重復建設、盲目擴招的弊端日益顯露，與社會就業需求脫節，導致勞動力供給出現嚴重的結構性失衡，而企業需要的人才卻難以從大學畢業生中找到。當下金融危機沖擊和職業教育供給短缺壓力疊加，失業問題加劇便成為必然。

　　事實上，不光是被視為“驕子”的大學生命運不濟，農民工的就業形勢更是異常險峻。

　　2009年2月初，負責制訂農村政策的陳錫文披露，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在1.3億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中，大約有2500萬將可能面臨失業。

　　這1.3億民工大多是沒有任何技能，只靠出賣苦力求生的打工者，與此同時，對農民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卻在長期以來卻是嚴重滯后。

　　旅法學者蔡崇國認為：“目前情況下，實際上是大學、職業學校、技校應該有個比例。應該發展技校或者是職業學校，很多技校應該面對農民工。在社會上有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實際上就是一個教育專業設置的問題。”

　　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本刊為讀者奉獻的組文將采擷海內外精彩觀點，探尋中國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未來之路。其中，原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員姜大源、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陳宇等將為讀者開拓新的視點。

　　中國職教透視

　　職業教育瓶頸制約導致技術人員不足，是造成中國結構性失業的一個重要原因。一方面，大量勞動者處于失業狀態，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企業無法招聘 到自己需要的人才。

　　中國的職業教育仍然落后于經濟發展的要求，存在結構性問題，面臨一系列瓶頸，其中內含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制度背景原因。

　　政府主導的多頭管理

　　一般而言，中國的職業教育由國家教育部和相關省、市教育局負責管理。教育部負責全國考試和資格證書工作。省、市級教育局負責以學校為基礎的職業和普通基礎教育實施。這種制度安排下的職業教育范圍過廣，不注重實用性。

　　職業培訓則由中等或高等職業學校完成，由包括教育部在內的各行業部級部門負責管理。除去普通的基礎理論科目外，這些學校還教授一系列職業教育課程，而課程的職業標準和資格，也是需要得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認可。

　　職業資格的認證和評估基于職業標準，這些標準的設置初衷是為了反映學員的專業技能。中等或高等職業學校為成功完成學業的學員發放畢業證書，其中的部分學校必須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授權下，才有資格為學員頒發職業技能資格證書。這反映了職教畢業證書的發放權也被控制在政府部門手中。

　　在政府指導下，中國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管理由許多部門共同負責，沒有專門負責職業教育與培訓的部門或體系，既復雜又混亂，缺乏統一管理和安排。

　　勞動力供需脫節

　　近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完成，中國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成為世界制造業的中心。大量的外資企業開始重視技術人員的“當地化”，對中國本土技術人員的需求也隨之增加。然而，中國的技術類勞動力，特別是高級技術人員十分缺乏，已經成為制約各企業持續發展和產業規模擴大的障礙。對于“Made in China”的競爭戰略來講，技術人才的缺乏已成為一種不利因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數量缺乏；第二，結構不合理，即現有技術人員的技術程度、行業信息的不足等不能適應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技術設備的更新；第三，知識、技術人員高齡化，企業中40%的技師和高級技師，年齡都在46歲以上，既年輕又擁有高級技術的人才越來越少。

　　此外，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在中國2.7億的城市就業者之中，取得國家職業資格證書以及擁有同等能力的技術類工作者總數為8720萬人，僅占就業者總數的33%。其中，高級技師、技師、高級技術勞動者僅有1860萬人，占技術人員總數的21%。高級技師總數和技師總數分別為60萬人和300萬人。很多企業已經陷入技術類勞動力減少甚至缺乏的狀態。

　　在中國發展職業教育缺乏起碼的社會認同。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職業》雜志、中青在線以及《2005年中國技能保障人才職業調查》(關于國民對技術類職業的印象的調查)的結果來看，這種狀況非常令人擔憂。調查結果顯示，52.7%的人認為“技術類勞動者的社會地位不高”，67%的人表示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職業學校學習。這勢必造成職業學校招生困難，進而擴大高級技術的人才斷層。

　　1995年后，在學校數量和就讀學生比例兩方面，中等職業學校都有下降的趨勢。該結果與前述調查的結果相一致。而且，在2萬所以上的各類職業學校之中，以培育高級技術人員為目的的學校僅僅只有200所，這和當今社會的需求嚴重脫鉤。

　　文化與制度誘因

　　中國技術人員不足也是造成結構性失業的一個重要問題。一方面，大量勞動者處于失業狀態，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企業無法招聘到自己需要的人才。勞動力的供給與企業的需求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偏差。

　　第一，技術人員缺乏的直接原因在于人才評價基準的偏差。

　　文革結束后，中國糾正了文化大革命時反科學、反知識的錯誤，確立了重視科學、重視知識、重視人才的評價基準。可是，這同時也造成了“重學歷、輕能力”以及“重知識、輕技術”的傾向。于是，很多擁有熟練技術的人才難以取得本應擁有的社會地位，并且難以實現與之地位相符合的價值。由于這種社會偏見的影響，技術人員得到的報酬非常低。因此造成了技術人員的流失以及斷層等問題的出現。

　　第二，技術人員缺乏的深層原因在于觀念、職業教育體系、勞動力市場等的不成熟。

　　中國歷史中存在著“輕視工匠”(輕視擁有專業技能的人群)的傳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等帶有偏見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國民之中。在這些偏見的影響下，社會形成了“重知識、輕技術”的潮流。

　　同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眾多國企破產，大量工人下崗，下崗人員中不乏技術勞動力。如此一來，給人造成了“技術無用”的印象。在知識與知識分子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重視的同時，國企技術工人下崗失業導致技術與技術類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卻受到輕視。

　　“輕視專業能力、重視社會身份”的傳統勞動和人事管理制度依然存在。其核心的內容是將工人和干部(包括知識分子)分開進行管理。在這種管理體制之下，一般的干部被當作人才委以重任，而工人則被當作一般勞動者不受重視。

　　在這樣的管理體系中，大部分的高級技術人員(例如熟練工、技師)被列入一般勞動者之列。例如，企業中的技師被稱為“工人技師”(意思是工人身份的技師)，和技術干部們的稱謂完全不同。因此，他們往往不被認為是重要的人才。盡管陳舊的管理體系如今已經得到改革，但是在觀念上，依然深深地存在于學生家長們的頭腦之中。

　　另一方面，大量在市場經濟中成長起來的企業對員工技能培訓認識不足，短視行為十分嚴重。由于企業不重視對于員工的技能培訓，本應由企業主導的高級技術人員的培養無法發揮自主性。某些企業視野狹窄，只顧一味使用員工，而不重視在技術上的培訓，造成員工的技術能力得不到提高。

　　從勞動力市場看，中國雖已取得很大程度的發展，但與市場經濟相比仍處于初級階段。特別是在市場的流通性、價格的融通性、調節的有效性等方面還存有很大的問題。其原因在于技術人員長期缺乏，而勞動力市場無法對其做出適當的反應。

　　行業導向：與私企結合

　　中國職業教育中培訓和行業銜接所面臨的挑戰不可低估。與絕大多數私營企業在職教方面幾乎一片空白不同，中國政府部委、行業組織和行業協會通常設有專門負責職業教育與培訓的部門或培訓中心，但這些機構多流于形式，缺乏溝通的手段和機制。這些因素不但牽制了各自行業職業教育與培訓的規劃、管理和提供，而且還將影響國家職業教育政策的發展。

　　目前，行業組織和協會在進行職業教育與培訓方面，面臨著大量的挑戰。第一，技術培訓與系統教育相比，他們更為注重前者；第二，他們的培訓對象只限本部門學員，而不包括其他個人或團體；第三，他們的運作缺乏獨立性和主動性。

　　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對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發展提出了要求。同時，政府已經建立了行業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政策框架，但這些政策的執行情況卻很特別，目前主要局限于國有企業和政府支持的企業。

　　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當行業對技術和職業教育的質量有信心時，他就會更積極地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活動。這是因為行業已經預先確定職業教育與培訓可以為行業提供所需的效果，并且行業還可以幫助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打造高質量的結構框架。

　　在理順政府管理機制的前提下，如果行業內的資深代表們有機會同政府就職業教育與培訓事務進行交流，中國就可以發展出一種文化：行業才是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首要客戶。

　　激勵企業參與

　　經濟發展必須要依靠一個高品質、靈活和反應迅速的培訓體系提供有力支撐。企業應該直接參與引導這一體系的發展，以及參與制定培訓和培訓成果的規范和評估標準。而低效率的管理體制和雇主缺乏參與動機，已經成為中國行業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巨大障礙。

　　很顯然，對于鼓勵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中國政府在財務刺激和獎勵項目方面投入不足。

　　對準備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的企業，中國政府并沒有建立相應的稅收鼓勵制度。同時，對于積極進行職業教育與培訓的企業也沒有通過表揚或獎勵給予足夠的重視。

　　盡管出現了一些變化，但目前中國的培訓體系只是更多地滿足了國有企業的需求。對于必須要在全球市場競爭的新興私營部門來說，如果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要想滿足他們對知識和技能的需求，就必須進行重大改革。

　　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市場經濟體所面臨的挑戰是，現代市場經濟要求，技術和職業教育政策的設計和實施應該通過建立政府、雇主、專業協會、行業和員工及其代表之間的新型合作關系才能實現。

　　出處：《中國職業教育和培訓：背景與挑戰》，執筆：日本職業能力開發綜合大學砂田榮光，天津工程師范學院藍欣；《工業化與職業教育培訓的關聯》，執筆：澳大利亞保羅·康明博士(Dr.Paul Comyn)

　　翻譯：符佳林、湯祺，綜合整理：楊政文

　　學用一致 分蘗育才

　　——職教振興之道

　　劉道玉

　　中國自古有“重道輕器”的傾向，認為理論高尚，而技術只不過是“雕蟲小技”，以至于普通本科畢業生過剩，而高等職業學校畢業生缺失。

　　近百年以來，中國的高等職業教育一直薄弱，這是導致中國近代工業落后的重要原因。從思想根源上看，中國自古有“重道輕器”的傾向，認為理論高尚，而技術只不過是“雕蟲小技”。于是，人們都追求普通本科學歷，本來屬于大專學校也拼命地要改為普通本科大學，以至于普通本科畢業生過剩，而高等職業學校畢業生缺失。

　　有人認為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出現的諸多問題，是教育產業化的口號造成的。其實，對待教育產業化應當具體分析，對于非盈利的大學，應該堅決拒絕教育產業化的口號，但對于盈利性的高等學校，教育產業化就成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生財之道。從后一種意義上說，職業教育應當是教育產業化的內容之一。

　　美國是一個教育多樣化的國家，既有世界上最好的公益性的研究型大學，又有世界上最多、最富有的盈利性大學。例如，美國私立鳳凰大學是阿波羅集團創辦的，全校共有9.6萬名學生，分布在28個州的134個分校中。2004年的營業額達到13億美元，與全美第二富有的耶魯大學當年的捐款持平。據介紹，美國的盈利大學，具有與哈佛大學一樣久遠的歷史。美國現有盈利高等教育機構4500多所，被政府授權頒發學位的有800多所。這些盈利大學都是由大公司舉辦的，如阿波羅集團、職業教育公司、Corinthian學院、Strayer教育公司、I.T教育服務公司等。目前，美國有10所盈利大學的股票上市，甚至盈利大學的最高負責人寧愿叫首席執行官，而不稱校長。這些大學的最大的特點，是保持了職業教育的精髓——傳授具體而又實用的技能。

　　中國教育產業化的不足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性問題，又有投資不足的原因。目前，中國富有的個人很多，但愿意投資辦教育的幾乎沒有。我常習慣說一句話：中國只有利用教育賺錢的商人，而沒有愿意投資教育的資本家，這就是中國教育產業化最大的不足，也是中國職業教育不能壯大的根本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興辦私立職業教育與發展私營經濟相似，即在宏觀上管住，在微觀上放開。但私立教育與私營企業畢竟是性質不同的，前者應當遵循教育規律，而后者應當按照經濟規律辦事。鑒于中國職業教育薄弱，政府加大財經投入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用美國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觀點來說，就是“政府有責任投資教育，但沒有必要經營教育”，這就是說，政府只管投資，制定法規和政策，至于教師的配備、教材的選用，經費的使用，完全放手由辦學者來管理。

　　從職業教育的體制上來看，我主張采用兩種體制：一是由行業協會或是大的集團公司舉辦職業教育，因為他們最了解職業教育的特點，知道應該學習什么內容，如何掌握考核學生的標準；二是獨立辦學，把現行的成人教育從普通學歷教育的大學分離出來，使他真正地沿著職業教育的軌道發展，辦出特色。舉一個通俗的比喻，當一顆弱小的植株與一個強壯的禾苗生長在一起，那弱小的植株始終得不到必要的營養，也終究是長不大的。我們借用農業上的一個俗語“分蘗”，把弱小的禾苗分蘗出來，使它得到充分的營養而成長。因此，由大的集團公司辦職業教育，既符合職業教育的特點，又體現了學用一致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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