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鴻

　　假如，你是一名員工，你的老板突然命令你：“去！把那人殺了！” 毫無疑問，你會斷然拒絕。

　　假如，你的老板這樣跟你商量：“這人是你從老家帶出來的，又是你的表親，醫生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說是沒得救了，你也看見了，輸液管的水都流不動了，也就是挨一個時辰算一個時辰的，再拖下去也是白費錢，咱們這回接的活兒你也不是不知道，還虧空著呢，才交了100塊錢，連住院費都還沒交，還欠著醫院1500多塊呢，再拖下去更拖不起。要不，咱們悄悄把人從醫院弄出來，我出錢，你出力，把他背回去？”

　　2005年元旦那天，湖南省衡陽市雁峰區岳屏鎮福龍村61歲的村民李紹為，面臨的就是這樣的問題。他的選擇毋須在這里重新描述。“千里背尸還鄉”是當時引起廣泛關注的爆炸性新聞。時至今日，雖然相關的報道和議論還可以方便地在互聯網上搜索到，但由此事件所引發的沸沸揚揚的議論早已悄然平息。那么，我們還有必要重新提起嗎？

　　當一百多斤的李紹為背負著一百二十多斤的重量，從

福建輾轉來到廣州火車站的時候，當死者的親屬責怪他罵他的時候，他的心里是坦然的。“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沒有做錯，”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把他帶出來的，當然要把他帶回去，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他事后自我反省道：“以后只管自己就是了，再有錢再好的工，我都再不叫人家，這是歷史的教訓，要永遠地記住。”

　　從當時的媒體上，我們可以讀到以下字眼：法盲、樸素的傳統俠義美德、卑微者的無奈、現代喪葬制度的缺失、工程層層轉包的弊端……諸如此類的字眼。我在感到悲哀的同時，很想知道一個答案：當我們經歷了多年的對傳統的抨擊之后，重新轉向對傳統回歸的召喚的時候，我們能否辨認出，我們的傳統中，是否包含了對“個體的人”的張揚？是否給出了卑微者書寫大寫的人的權利？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傳統就是三綱五常，是由四書五經規定、并由歷代不同的闡述構成的。通常，除了很少的專家，大多數國人并不了解，在我們的思想史上，曾經出現過個性極度張揚的時代，思想的歷險比起其他任何領域的歷險來得更加迅猛，也更加慘烈。

　　目前為止，對于這段歷險旅程的梳理，我還沒有看到一部著作，可以與島田虔次的《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島田虔次，1949)相媲美。余英時先生贊揚島田虔次是“世界中國學的偉大的指導者，日本的國寶”。讀完這部著作，你會由衷地承認：這一贊譽是恰如其分的，沒有絲毫的溢美。

　　島田虔次精譬地指出：在中國，隨著六朝隋唐的貴族時代結束、近世的君主獨裁制的確立，所謂的士大夫，即通過科舉成為進士—官僚那樣的教養階級，成為政治、社會的支配勢力。而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生活內容的豐富，庶民自身的教養、娛樂需求導致了新的士大夫精神的產生—庶民的熱情，向上的一直勵進不已的熱情。

　　在明代的基礎上這種激昂的、可以說是暴力式的熱情，使明初的朱子學發展為陽明學，使陽明學展開為泰州學派，最終產生了李卓吾。我們可以通過島田援引的一個例子，來感受一下當時的這種氛圍。

　　周小泉是蘭州的一名戍卒，20歲時聽了《大學》首章的講義后發誓“惟斯圣學”，終于成為遠近學者的宗師—如果僅僅到這里，那么這個故事就和以后的鹽丁王心齋、胥吏李天全、陶匠韓樂吾、商賈夏云峰沒有什么區別了。

　　精彩的是，當時的總兵、后來的恭順侯吳瑾仰慕他的聲名，招他去做自己的兒子的老師。小泉曰：“總兵役某，則某軍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某師也，召之豈敢往哉。”意思是：如果你是擺出軍事長官的身份指揮我，那么我是普通一兵，必須服從命令；如果你要我做你兒子的老師，那么對不起，老師的身份決定了我必須拒絕。總兵于是親自把兩個兒子送來拜師，“小泉始納贄焉”，這才把拜師禮收下。

　　講到這里，關于周小泉的故事還有下文。當時的肅王府里有兩名樂人—鄭安和鄭寢，往上面遞交了解除樂籍的申請，理由竟然是要去做這個士兵的弟子。要知道在那個時代，樂人處于賤民當中的低下階層，幾乎可以說是奴隸。我們可以這樣描述，在明代的中后期，全國各地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的書院中，庶民和士大夫們人頭攢動、平等無間。而泰州學派“天命隨命，大人造命”的主張，則被島田先生贊譽為“幾乎應該把它和歐洲精神史上對神的否定相提并論”的突破—如果你回想一下中國歷史上的“天”和“命”有多么絕對多么不容懷疑，你就會明白這一論調在當時是多么石破天驚。

　　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數百年前的明代，中國社會已經澎湃著卓爾自立的精神，即使身處社會的底層。我的××我做主，這個現在已經熟透了的廣告句式，當時確是一種可敬的膽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覺醒的永遠是少數。當李紹為面對打工的機會、面對包工頭時，他的意識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地位。當他坦然面對死者親屬、社會輿論和他自己的良心時，他幾乎是大寫的人。而我疑惑的是，雇傭他的那些人，又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