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我覺得這一次金融危機如果說對我們是一個契機的話。我覺得應該在這么兩點上有可能是這個危機逼著你可能要做一些，這方面的轉變，那這一次的次貸危機，包括我們今年這個經濟下半年突然的，大家都有一個突變的感覺工業增加值的，這個垂直性的下降，表現出來，顯現出來的，這個經濟的突變，原因是什么呢？我們做過一些研究，很重要的原因是外需市場的變化，全球經濟萎縮，衰退，馬上就顯現出來中國一些相關的，跟出口密切聯系的，那些產品出現了大幅的庫存，然后停產，然后呢它工業增加值下降，如果是這樣一個，至少是在這一次顯現出了這么大的一個沖擊，我們要很好的檢討我們過去這種投資模式，以投資拉動產生的這些產能，然后由外需來吸收的這樣一種增長模式是非常脆弱的，就在這種情況下逼得你必須轉變你的增長方式，你不能夠再靠出口或者是完全靠投資，過度的投資產生的產能，外需來吸收這么一種增長模式，很可能在過去很多年，你都沒有覺得有這種壓力的情況下，做不到的事情，在這一次可能你非做不可。

　　龍永圖：還有像高老師講的那種要鼓勵創業，我覺得我們大學生也要很好的參與到，創業的行列當中來，我到溫州去，溫州不是有一個講話嗎？人人都想當小老板，我覺得現在在我們的青年當中，要倡導他們想當小老板，哪怕自己辦一個小的公司，不但解決自己的就業問題，還解決兩三個同學的就業問題，我不是說對現在這一代人年青人有什么失望的地方，我想他們這種創業精神到底還存不存在，還有多少人有這樣一種創業的沖動，現在我們確實開始要提倡這種創業的精神要培養這種中小企業，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夠長治久安，我們這個經濟才能夠站在非常堅實的基礎上，不然我們一個龐大的一個經濟總量，可能是站在一個沙灘上，經不住金融危機的沖擊，如果我們的中小企業這一次大量的出現問題，我現在是最擔心的，如果出現大面積的失業，昨天我聽廣播，現在是四五百萬農民工開始返鄉，這只占我們農民工的5%，如果我們設想有20%的農民工要返鄉，那就是兩千萬，三千萬，那會造成多大的社會問題對農村造成多大的問題，平常我們的整個金融秩序比較正常，我們整個經濟秩序比較正常，我們處在一種高增長的勢頭當中，所有關于中小企業這些問題都可以掩蓋住，所以當時大家不關注這些問題，都在看到我們那些輝煌的這么一些數字，如果是這次金融危機來了之后大家確實看到，這一次金融危機能夠打倒我們的，就是在失業這樣一些問題上，發生大的問題，那我們就可以更深一步的研究一下我們的就業問題，今后怎么解決，我們怎么樣采取扎扎實實的措施，來支持我們中小企業，支持我們的民營企業，如果我們能從這方面，能夠吸取一些啟示的話，我想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們是一個大好的事情，我們中國可能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變得更加的堅強。

　　李崑：高教授您看剛才像左老師她談到了，現在內外部的因素可能逼得我們不得不去改變，比如說像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明確未來要加快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熱點，難點問題，加大改善民生的力度，那比如像民生的欠債問題提了這么多年，借這次機會，咱們是不是可以能把這個方面給補上來。

　　高尚全：改革發展到底為了什么，要明確。應當是為了人民，那么改革發展依靠誰呢，也是依靠人民，所以必然它的成果要人民來分享，所以我覺得三個“一切”，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的成果與人民分享，真正能夠做到三個“一切”就很不容易了，我們為什么現在形成，比如說城鄉的差距那么明顯，為什么收入差距那么明顯，有體制上的原因，要解決體制的問題，你比如說農村，首先你公共產品，主要在城市里的居民得到好處多，農民呢，很少，所以首先要解決公共產品均等化的問題，首先要重點解決農民的公共產品的分享問題，這是首先要做到的，另外呢？你說現在農民要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二元結構是歷史上造成的，那么現在如果城鄉的這種差距要縮小的話，你要解決二元結構二元結構難度很大，農民現在他有財產，但是這個財產不能流動，你比如說他承包了土地，他有宅基地，他有自留地，這都是他的財產，但是這個財產它不能變為資本，它不能流動，他就富不起來，農民進了城打工，還是干最臟的，最累的活，住最差的房子，將來如果是農民的資產能夠變為資本，能夠流動了，那么這樣子就富起來了，城鄉結構這個差距，能夠逐步縮小了，小康社會如果，沒有農民的小康，整個小康社會不能實現。

　　剛才你提出來現在我們碰到這些問題，特別是金融危機既是增加了我們的困難，同時也給我們改革的一個機遇，深化改革的機遇，通過這個深化改革來解決這些深層次的矛盾，所以我們改革的任務還是非常艱巨的，不能說改革已經搞得差不多了，我理解呢改革是無止盡的，完善也是無止盡的，創新也是無止盡的，所以這三個“無止盡”呢使得我們必須要，加快改革步伐。

　　李崑：高教授和左老師呢都談到了一個關鍵詞，就是共享。那您覺得咱們現在這個經濟增長是共享式的嗎？還是像一些專家所說咱們這種共享程度，正在不斷的遞減，中國未來怎么才能讓全民能享受到咱們國家發展所帶來的種種益處？

　　龍永圖：我覺得稅收制度也應該做一些改革，在我們改革開放初期，當我們國家的財力，都很有限的情況下我們的稅收制度更多的傾向于政府的稅收，我覺得是必要的，但是這么多年搞下來政府的財政每年以20% ，30%的這樣一個速度增長，而我們老百姓的工資收入還非常的慢，大概只有7% ，8%吧這樣一種增長速度，再這么維持下去是不行的，那就變成一個國富民窮的，或者國富民不富的這樣一個社會，這樣一個社會的話，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這樣一個社會在共享的問題上，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比如關于城鄉的問題，如果不讓老百姓特別是農村的老百姓富起來，我們國家談共享就談不上，這個是非常重大的一個問題農民辛辛苦苦進城勞動，每年就拿那么一兩萬塊錢，他怎么可能在城市里面買房子，他怎么可能擺脫貧困，就必須把他的土地變成他的財產性收入，他才可能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生活水平，比如說是通過土地的置換，比如一個土地使用的指標，使得農民在，比如說買一個100萬的房子的時候，因為有這種置換，他只需要用20萬塊錢，就可以買一套房子，那80% 那 80萬，是他的財產稅的體現，財產收入的體現，在這樣一些問題上，如果不很好的進行一些改革，農民是富不起來的，所以我們怎么樣解決農民富起來的問題，是我們全國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 ，我們農民永遠住地下室永遠住帳篷，我們怎么對得起他們，我們這些房子都是他建設的，我們改革開放30年來農民是第一大功臣啊，農民工，我就覺得這些問題上，如果我們不把它解決，我們對不起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