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山西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容和平 韓蕓 王鳴

　　摘要：官商經濟是一種由政府官吏運用權利優先方式直接或間接策劃和參與的經濟活動。晉商曾在中國近代金融界輝煌一時，然而，其興盛并非依靠公平競爭，更主要是依賴與清政府的特殊關系，走的是一條“官商經濟”之路，這也必然決定了其悲劇下場，隨著清朝的覆亡而退出歷史舞臺。晉商的“官商經濟”給我們以啟示，建立良性的官商關系，對山西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借鑒價值。

　　“官商經濟”通常是指企業依靠與權力部門的特殊關系進行經營，獲得超乎市場競爭規則之上的特權，從而實現有利于自己的資源配置的一種經濟形式。曾在近代輝煌一時的晉商，是舊式中國“官商經濟”的一個典型。明清時期晉商由于其實力雄厚，活動區域廣泛，活躍時間久長而居中國商幫之首。然而，在清末民初很快就衰落了，到現代幾乎是默默無聞了。晉商的發端、崛起乃至興盛與封建官府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可謂普遍而深入，這是晉商歷時五百多年經營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正是這種特殊聯系最終導致了晉商的衰落。

　　官商結合與晉商興盛

　　晉商與清政府的關系，由來已久。早在滿清政權入住中原之前，晉商因對其“龍興之地”的東北，以及蒙古地區的貿易往來和經濟繁榮出過大力，因而受到

努爾哈赤等后金政權貴族的青睞，曾給予山西的王登庫、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寧、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云發這“八大商人”隆厚恩賞① 。

　　時至明清，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作為流通經濟支配者的商人已為社會所必需。政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需要商人予以配合。而商人在無法取得正常地位的情況下，也必須獲取一定的政治權利來進行壟斷經營。很多時候，官僚依靠晉商的財力支持而誕生，晉商憑借官僚的權力不斷追求財富，并通過“官商”、“皇商”的形態實現兩者的一體化。許多晉商因受封為皇商、官商而“貲益大起”，甚至獲取功名，出任中央或地方官吏，他們上通朝廷、下連市廛，成為半官半商的豪門商人。如明代蒲州人展玉泉經商山東，因多次捐輸百金，而出任歸德府商丘驛丞。代州人楊繼美也因經營兩淮鹽業而出任祭酒② 之職。蒲州商人韓某，通過向邊倉交納糧食，而受封為義官。平陽府襄陽縣高瓚也因經商有功而出任指揮同知官，等等。

　　明清晉商同官府建立了緊密的聯系，特別是在票號誕生后，這種官商結合關系達到空前的程度。票號自清道光初年興起后，其業務主要是商貿的匯兌，與官府幾乎沒有聯系，基本上還是循著商品經濟的軌道。但是，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以及捻軍起義后，由于票號與清政府關系的加深，不久便使之脫離了這一軌道。太平軍、捻軍起義造成交通阻塞，各省無法正常向北京解運京餉，清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票號，這既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清政府稅款協餉、軍費轉運、調撥的困難。同時，又給票號帶來了極其難得的發展機遇，票號不但承擔了給清廷匯兌京協各餉的重任，后來還肩負起了借墊經協各餉和籌措償還外債，推銷國內

股票的重擔。

甲午戰爭后，票號對清政府的財政需求，更是竭力支持。不僅為一些省份提供借款，承匯商款，而且為清廷承辦四國借款還本付息，認購推銷昭信股票。票號儼然成了清政府的財政支柱和財政機構。從此，票號與清政府關系得以建立并日益密切，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

　　如果說19世紀后期票號借農民起義之機得以結交官府，獲得發展機會，那么20世紀初年的庚子事變，又使得票號與清朝最高權力集團攀附關系，并深得皇太后慈禧的信任。庚子事變，慈禧倉皇出逃，途經山西，經濟困難，山西大德通票號慷慨救助了慌亂中出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給落難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從此深得慈禧信任。一筆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經營，庚子賠款連本帶利10億兩白銀也交由山西票號。《辛丑條約》逼迫清政府交付各國戰爭賠款四億五千萬兩，也主要由票號匯解。這一切給票號帶來了業務的畸形繁榮，票號發展進入了鼎盛時期。

　　晉商與朝廷和官僚的結交，不僅使其社會地位大為提高，政治上有了更多的保障，而且它在經濟上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據史料記載，大德通票號1885年每股分紅850兩；到1908年每股分紅達17000兩；錦生潤票號1896年盈利51098兩，1903年增加到6.03倍；志誠信票號1897年每股分紅9100兩，到1903年上升到14000兩③ 。由此可見，晉商在與清政府的結托中，降低了交易成本、減少了交易風險、取得了特權，從而一步步邁向財富的頂峰。

　　有人說,山西票號結交官府是迫于無奈，顯然這是缺乏解釋力的。按照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和分析思路，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誠然，中國古近代社會對所有權可轉讓性的限制和產權不清晰將會增加交易成本和縮小交易范圍，但人們的商業實現方式仍然存在多種形式。可以說，山西票號正是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動機而選擇了官商結合的“合約”交易方式。而某些歷史事件的穿插又帶來了遞增報酬，最終使他們與官府的關系呈現出路徑依賴的特征。

　　官商結合與晉商衰落

　　晉商從“官商經濟”中得到了特權，找到了通往繁榮的捷徑。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票號依托官府，獲得大量官款存儲，壟斷官款匯兌、借貸業務，擴大其營運資本，與官方做生意，取得官方的保護。票號的這些競爭優勢，都是建立于“官商經濟”之上，而超越了市場的規則。票號正是憑借這種超游戲規則的有利條件，在規模和資金實力上大大超過前一時期，在19世紀后半期和20世紀初的金融業獨占鰲頭。然而也正是晉商對官府的過分依附，為后期的迅速衰落埋下了伏筆，最終隨著清王朝的垮臺而走向衰亡。真可謂福兮禍所依，成也于斯，敗也于斯。

　　晉商與清政府以及官僚的結托，是導致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票號的存款來源主要是官府的稅款、軍餉和官僚貴族的私物。因為票號資本雄厚，存款無危險之慮，且信用好，有時官府急需款項或官吏轉任時旅費不足，還可以向票號透支或挪借。公款存入票號，并不付予利息，票號獲利很大，以致晉商票號后期只對官銀和巨商開放，不與中小工商業來往。然而，這卻使得戰爭爆發后，風雨飄搖中的清廷官員，對票號存款立提，毫不通融；借款不還，人去樓空。山西票號大都因此而倒閉。

　　另一方面，晉商當初在統一、平叛的用兵作戰以及皇帝的巡幸活動中的不俗表現，讓朝廷找到了一個可以挖掘利用的財源。咸豐初年推行捐輸、捐納后，盡管晉商已竭盡全力，捐輸了巨額銀兩，清政府也明知山西商人“急公好義，踴躍輸將，數已不少”，可是由于財政緊張，“庫藏支絀”，仍以山西較之各省尚稱富裕為由，于咸豐三年(1853年)又先后5次發出諭令，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輸。晉商在咸豐六年(1856年)，又捐輸白銀201萬兩。幾年來，山西商人先后共捐輸白銀“數逾千萬”④。 晉商為求得功名進行的大量捐納，結果是朝廷得到了實利，晉商大破其財后沒有給自己帶來實際的利益，得到的只是一些空名。而且大量捐納還加速了它所依賴的清王朝的沒落，造成了自己生存發展的危機。太平天國運動后期，票號承擔了對朝廷京協各餉的匯兌和借墊任務后，晉商與朝廷的結托更為加深。但這種結托的加深，在給晉商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卻也在客觀上造成了不容忽視的嚴重惡果。對晉商而言，它已經被緊緊地綁在清王朝的戰車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因而，喪失了自己的獨立自主性，其命運不能不受清王朝的擺布，并與清王朝的命運休戚與共。

　　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票號面臨了生死危機。戰亂中，兵匪的劫掠和紙幣的貶值，使票號受到很大損失，如日升昌票號在四川、陜西各省的損失，以及清室貴族的放款，“總計損失白銀300萬兩以上”。天成亨票號在漢口、西安、成都3處，即被士匪搶劫現銀100多萬兩，待大局稍定，共計損失200多萬兩。

　　但更多的損失，則是因為清政府而蒙受。清政府因用兵對票號催逼提款，大批官員對票號的倒賬和追索，像一條條繩索套在票號脖子上，最終票號隨著清王朝的敗落而走完了其輝煌的歷程。“因為票莊的繁榮是依附清廷的官僚而來，一旦官僚消滅，票莊無所憑依，自然不能存在，此理甚明”⑤， 這直接道出了票號與清政府以及官僚結托后榮辱與共的因果關系，說明了票號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再者，官商勾結的壟斷經營使他們日益脫離正常的市場競爭，向官員行賄使他們對市場信息失去應有的敏感，對風險的判斷力退化；所謂“倒賬損失不斷增加”，“無限制地擴大放款，犯了銀行業經營的大忌，這必然決定了遇到大的擠兌風潮必然倒閉的命運”⑥ 。

　　在票號衰敗之后，《申報》上的一篇文章，比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結合對山西商人發展造成的影響。這篇文章說道，“匯票往來不特通市之財，可以轉移，而天下之財亦可流通。所難者，自國家重商之后，凡屬殷富皆經大臣保舉。小而隸卒，大至監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氣而養侈體，一身之奉養猶有限也。而家人親族歲費浩瀚矣，一鋪之開銷雖大尚可算也，而官場應酬之事無所底止矣。”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各級官員被看做是支撐社會的柱石。而商人在那個時候，社會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與官府關系越緊密，受其影響也越明顯，無論好壞，一旦勾連，勢成騎虎。交商富，交官窮，這個道理很明顯，一來官員的欲壑難填，二來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大的起伏對從商的人來說難以承受。

　　晉商票號和清政府之間的聯系因“特權”而形成解不開的死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誠然，山西票號的發展壯大具有自身的優勢所在，如資金雄厚、網絡廣泛、注重信譽；在內部管理上也不乏創新，率先實行頂身股制；在經營活動中，對工商業的貸款也占有一定比重。但當官商勾結的壟斷經營所引發的負面后果積聚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原有的健康基因就會被侵蝕乃至壞死，企業的成長就會停滯。而一旦遭遇外部突變，如清政府自辦的國家銀行將票號的官府生意大部分奪走，使得票號的業務大量銳減。辛亥革命使票號的政府人脈瞬間喪盡，它的急速衰敗就不可避免了。

　　“成敗系于蕭何，福禍相倚相連”。隨著近代社會一系列的變遷，通過傳統的官商結合策略發展商業的實際經濟績效在逐漸遞減，交易成本與風險在不斷增加。晉商在官商關系上逐漸自我強化，最終被鎖定在一種無效率的狀態。官商結合的經濟遞減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對商業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而現實和潛在風險的增加最終導致其走向衰落。

　　啟示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下，包括晉商在內的商人們，為了尋求政治上的保護和經濟上的利益，往往不得不用金錢與統治者結托，走了一條非規范的“官商經濟”之路。官商經濟是一種由政府官吏運用權利優先方式直接或間接策劃和參與的經濟活動。大而言之，這是在某種國家政治意圖指導下，在實現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中，運用權力制造市場，依靠政府提供擔保，通過行政實施項目經濟的必然產物；小而言之，這是官吏在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的一種特殊選擇，能夠借助權力優勢獲得經濟利益，在整個社會再分配過程中優先占據有利位置和獲取最多份額。

　　山西的官商關系在歷史上幾乎近于一個死結。“官商”這種政治權力與經濟勢力的畸形結合也有相當悠久的歷史。在數千年歷史中，商必須依賴于官，才能生存、發展和壯大，官必須控制商，才能允許商的存在。這種官商結合的基礎是關系，是權貴性的社會資本，而不是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平等契約精神。它使工商業成為一種特權性質的游戲，而不是一種依照準則的生產經營。

　　改革開放以來，山西這種非正常的“官商關系”得到有效控制。然而，這并非意味著“官商經濟”的陰影和隱患已經消失。例如，在經濟活動中，政府行為成為一種難以遏制的社會現象，直接操縱著資金流向和金融管理。這尤其表現在金融管理和投資環境方面，區域性的經濟增長和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政府決策，而企業的優勢也愈來愈偏離市場的需求而著重依賴政府的政策導向。

　　同樣的焦點集中在山西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改造和改制方面。從基本的“官商經濟”形態轉變為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競爭的現代企業，固然要注重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的重組整合；但是最根本的依然是解決好企業內部的動力機制問題，使企業具有自發持久的經濟活力。但這種活力并非來自于政府的力量，而是來源于市場和企業自身的欲望。

　　中國有句老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晉商的歷史命運告誡我們，從經濟發展的長期規律來看，企業只有置身于常態的市場環境，才能保持和增強自身的競爭活力。反之，如果依附行政權力，迷戀壟斷收益，不啻飲鴆止渴，必將導致企業衰落。因此，在新的制度環境下,原來以政治保護動機為主的非規范的官商關系轉變為現在以市場經濟動機為主的規范的關系，構建良性的“官商關系”，對山西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

　　容和平，男，湖北武漢人，1954年生。研究方向：企業管理，產業經濟。現任山西大學商務學院副院長、經濟系教授、碩士生導師、企業管理學科帶頭人；山西省高校高評委經濟學科組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學部評議專家、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近年發表專業論文40余篇；出版專編著4部。

　　韓蕓，女，山西洪洞人，1980年生，經濟學碩士，太原市統計局。

　　王鳴，男，山西太原人，1978年生，管理學碩士，太原市煙草公司。

　　注 釋

　　① 董繼斌：《晉商與中國近代金融》，

　　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第363頁。

　　② 祭酒是明代的官職名稱，屬于從四品。

　　③ 山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金融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頁。

　　④ 徐繼畬：《松龕先生全集》，卷下，《鹽芻議致雁汀中函》。

　　⑤ 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41～42頁。

　　⑥ 中國人民銀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財經學院、

　　黃鑒暉：《山西票號史料》，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第355頁。

　　參考文獻

　　◆[美]陳錦江.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M].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M].臺北：華世出版社印行，1937年。

　　◆董繼斌.晉商與中國近代金融[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

　　◆孔祥毅.山西票號與清政府的勾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3)。

　　◆劉建生.晉商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張正明.晉商興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中國人民銀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財經學院、黃鑒暉.山西票號史料[C]。

　　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