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記者

　　深入澳大利亞鐵礦資源最富集的西澳州荒原，揭秘中國投資，在澳洲發展的真實狀態。

　　文 | 本刊記者  何伊凡  孫雅男

　　編輯 | 杜亮

　　澳洲鐵礦風云

　　中鋁投資力拓的“世紀并購”為何失手？中國比例微弱的礦業投資為何會

　　在澳大利亞掀起軒然大波？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前景是光明還是灰暗？

　　發自西澳州首府珀斯、北京

　　至少有一分鐘，我產生了幻覺，中國鋁業公司(下稱中鋁)195億美元入股力拓的計劃已接近開香檳的時刻。

　　那是5月26日，在西澳大利亞內陸的荒原上，我和中鋼中西部公司礦區負責人John Dumancic站在一座小山頭。目及之處是無邊無際的原始灌木叢。北京還是初夏，西澳已近深秋，夕陽逼近地平線，整個荒原燃燒在余輝里。

　　“周圍的礦區都在裁員，只有中國人的礦不斷招聘。”John抬手在空氣中劃了個半圓，“現在丟了工作，可不是那么好找的，我和我的同事都感謝中國人。”這讓我想起剛剛在《澳大利亞金融評論》上讀到的一則報道，關于力拓如何在沉重的債務、信貸市場的凍結和商品價格的下跌中掙扎的故事，看起來當下只有中國公司的參與才能改變故事的結尾。我和John都認為，增加若干限制條款之后，中鋁這項交易最終會放行，正如之前幾樁發生在中國公司與澳洲公司間的收購一樣。

　　作為最大的資源需求國，中國并沒有因胃口大而贏得定價權或標價權：一方面受制于落后的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市場，一方面無法承受供應鏈斷裂的風險，它一直缺乏博弈的砝碼。金融海嘯似乎正在為中國打開一扇時間之窗，讓它能以市場化手段，以更容易被接受的拯救者角色，實現定價權的部分轉移，在非洲、巴西等傳統的海外資源合作伙伴之外，澳洲無疑是一片更廣闊的天地。目前澳礦在中國進口鐵礦所占比例不到40%，而日本和韓國采用澳礦的比例都在60%以上。澳礦品位高，運輸距離適中，協議簽訂后違約率低，是國際買家們的搶手貨。

　　“中國最大的鐵礦床不超過20億噸，但澳洲的礦床經常能達到幾十億噸，而且是富礦。”鞍鋼集團投資(澳洲)有限公司經理高巖對記者說，“上帝的確鐘愛這片土地。”

　　“很多的人，很多的錢。”回國的飛機上，鄰座的Colbert對中國的印象只有這么兩點，這已構成他和我同在一架飛機上的理由。第一點暗示中國仍在擴大基礎建設，即增加鐵礦石進口的需求；第二點更重要，說明中國仍能為他的APOLLO鐵礦開出支票。

　　不過，回國一周后，我就從幻覺中醒來。6月5日，力拓董事會宣布中止了與中鋁的交易，選擇配股152億美元與必和必拓組建鐵礦石合資公司的新融資計劃。

　　“我們想賣的是牛奶，而不是奶牛。”一位曾在電視上做廣告反對中鋁收購的澳大利亞議員告訴我們。在這個國家，無論于反對黨、執政黨還是普通民眾，這是一種普遍心態。它似乎是中鋁錯失機會最貼切的一個暗喻。

　　在中鋁等待裁決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家》記者一行三人來到蘊藏著澳大利亞大部分鐵礦資源的西澳州，從5月18日至5月28日，十天的行走中，很容易感受各個層面對來自中國投資的矛盾心理。我們也深刻感受到，在試圖加強與中國雙邊合作的同時，資源關系成為澳大利亞陸克文總理需要應對的兇險話題。

　　矛盾心理并不難理解，這是塊充滿對立元素的大陸，正如其地面荒涼而地下富饒一樣。澳大利亞既是英、美等西方大國值得信賴的政經盟友，也是亞洲國家愿意將其納入亞太合作圈的伙伴，同時還是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國。它需要分享中國資源饑渴所帶來的利益，也要關注來自國內和盟友的“提醒”：在某些特別場合，要勇于向北京說“不”。

　　中國企業對澳洲礦業的投資，果真如西方社會所認為的，是洪水猛獸嗎？通過澳洲的調查走訪，我們有一個重要發現：盡管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但事實上，2008年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僅占澳大利亞所吸引外資總比例的0.5%，遠遠低于英國、美國、日本與荷蘭。為什么在一個依靠外資發展的國家，如此微小比例的投資會掀起軒然大波？到底是哪些力量導致中鋁二次入股失利？站在澳大利亞人的角度，怎樣看待來自中國的資源買家？中國投資者應該向日本學習什么？在澳大利亞投資和運營礦業，中國公司需要跨越哪些障礙？

　　上篇 

　　澳洲政經

　　世象 糾結的政治與商業

　　中鋁投資力拓在澳大利亞政界已成為一個“事件”。它走過的是一條從商業到政治又回歸商業的路線，但政治與商業從未真正分離

　　西澳州首府珀斯有種散漫而精致的氣質，高層建筑寥寥可數，畢馬威國際會計公司西澳分部就在其中一棟豪華大廈。與我們會面十分鐘前，該公司能源及自然資源部總裁Duncan Calder剛結束與州長Colin Barnett的午餐，中鋁是佐餐的話題之一。

　　“媒體關于中國投資者的態度讓州政府感到困擾。”Duncan邊脫大衣邊說，他有個中文名字：鄧曜東，據說與中國風水有關。“當然，政府并不會限制媒體，但這并非政府的態度。”

　　多個場合，Colin Barnett州長宣稱愿意擁抱來自中國的礦業投資。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他可能更愿意看到力拓與中鋁而不是與必和必拓合作，后一個方案可能讓兩拓在西澳州形成絕對壟斷，并且為其提供合理避稅空間。

　　澳大利亞的政治體系下，聯邦政府、州政府(澳大利亞分為六個大州)和地方政府各有分工。州政府擁有轄區內礦、石油等資源的管理權。“州政府更關心本地經濟，特別是當前企業融資越來越困難，而聯邦政府則更關注國家安全。”西澳州Deacons律師事務所合伙人McRobert說。

　　但是當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在外商投資決議方面發生重大意見沖突，決定權仍在聯邦政府。例如礦業項目，中國國有(國有股份占15%以上)企業必須拿到聯邦政府的投資許可，才能和州政府談勘探權的轉讓和延續。

　　聯邦政府也并非只有一種“表情”。澳大利亞遵循代議制民主，反對黨可以“為反對而反對”。“反對黨在這十幾個月的日子里極為難熬，大選失敗后連換兩次黨魁，政治行情依然不見起色，本想借助金融危機咸魚翻身，但工黨應對有方，人氣不跌反漲，他們當然會把陸克文的中國淵源視作救命稻草，將其涂抹為政治負資產。”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梅新育認為，“其實反對黨主政時為推進中澳關系也沒少做努力。”

　　在澳洲幾天來，我們打開電視就能看到澳大利亞獨立參議員尼克·色諾芬和反對黨國家黨領袖巴納比·喬伊斯由私人出資的一則廣告，呼吁政府制止中鋁收購，理由是如果中鋁成功則意味著“中國政府對澳大利亞資源的占有”，“陸克文必須保護下一代澳大利亞人的利益”。早在收購談判之初，色諾芬與喬伊斯就曾在昆士蘭和堪培拉做過類似一輪廣告。

　　不過，事涉“國家利益”，執政黨也無法不考慮反對黨的主張。

　　陸克文今年3月訪問華盛頓時，曾與美國財政部前副部長羅杰·奧特曼私下交談，羅杰注意到澳大利亞政府“無法確定目前要投資力拓的中鋁，是不是受國家控制或者受國家影響的實體”。

　　“中國公司為什么不僅僅買下資源，而是買下整個公司？答案非常簡單，因為如果你擁有整個公司，就不需要再為價格擔憂。”澳大利亞議員Michael Johnson告訴我們，“但它的復雜之處在于，資源或者能源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中國公司往往有政府背景，比如中鋁，人們認為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公眾公司，它是中國政府的公眾臉孔，或者說中國政府的商業臉孔。澳大利亞可能每個人都清楚這一點，只不過有人贊成、有人不贊成而已，不贊成的人認為接受這項交易，意味著一個國家將在十分敏感的領域對另一個國家的經濟產生影響。”

　　覬覦澳礦的中國企業當然不止中鋁一家。中鋁失利后第6天，中國五礦集團宣布完成收購澳大利亞OZ Minerals主要資產，此前，華菱鋼鐵已成為FMG集團第二大股東，鞍鋼也成功向合資企業金達必增資成為第一大股東。中鋁之所以在澳洲成為眾矢之的，最終鎩羽而歸，主要緣于中鋁要觸碰(還不是摘下)的是澳洲礦業皇冠上的明珠。這其中也不難推測有微妙的政治平衡隱含其中——盡管表面看來，雙方分手是一個商業決定。

　　一位近期剛剛完成對澳洲某鐵礦收購的國企高層向《中國企業家》透露，中鋁曾游說國家發改委暫緩批準其它國有企業對澳洲礦業的投資項目，以降低澳方敏感度。

　　“我個人支持更多中國公司到澳大利亞投資，”Michael Johnson攤開手，“但為推動這種投資我這種人可能會經歷困難時期，因為議會中的同事總是問我，‘嘿，Michael，為什么中國不允許澳大利亞銀行或者保險公司進入中國？或者，為什么中國不允許可口可樂收購它的一家果汁公司？那只是一家果汁公司，不是嗎？’你看，中國和澳洲都在試圖尋找一種合作的平衡。”

　　據傳，澳官方曾將批準中鋁投資作為中澳自由貿易談判的條件，但澳貿易部長西蒙·克林堅決否認，“我曾向中國政府保證，澳洲對中鋁增持力拓的申請，不會采取歧視性導向。”

　　澳大利亞負責審核外國投資的機構主要有競爭和消費者保護委員會(ACCC)和外商投資審核委員會(FIRB)，前者看投資行為是否構成壟斷，后者看投資行為是否威脅國家安全，目前黃燈通常來自FIRB。

　　創建于1976年的FIRB并非執法機構，“它的功能僅僅是向持有外商投資最終審批權的財長提出建議，財長不受FIRB建議所限制。”McRobert說。自由黨執政時，FIRB只履行形式上的審查過程，文件遞交上去，被拒絕的幾率很小，工黨執政后變化很大，“越來越嚴格，在細節方面有很多深究，但大多數申請最終還是成功的。”

　　2008年2月，中鋁聯合美國鋁業公司在倫敦交易所收購力拓12%股份，幾日后，FIRB出臺六原則，解讀何為“國家利益”。“六原則出臺后應用案例很少，效果不好判斷，但我個人感覺它最適用于中國公司。”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國駐澳官員告訴《中國企業家》。六原則中，中國企業最難解釋清楚的是“投資者操作是否獨立于政府”，這涉及對“國有企業”的理解。“什么是國有企業？這肯定是靈活評估，也許人家會覺得法國的國有企業，產品定價和決策都不受政府影響，所以就不是國有企業。”上文中匿名的中國駐澳官員說。

　　盡管中鋁反復強調自己是個獨立的經濟實體，但這場收購仍變成不折不扣地對澳洲政府政治智慧的考驗，艱難決定必須在6月中旬做出。

　　然而，力拓董事會的戲劇性決定于6月5日提前中止了等待。據分析，此時的力拓已找到挺過危機的其它路徑，交易至此突然轉變為“完全的商業事件”。

　　中鋁雖然沒有迎娶到公主，卻無意間完成了騎士的角色。在中鋁投資力拓方案宣布后不到4個月內，力拓澳大利亞公司的股價已從2月初的低谷期上漲了近70%，力拓英國公司的股價更上漲了近1倍。

　　力拓將澳洲政府拉出了尷尬抉擇的泥澤，現在政府需要盡量淡化對交易失敗的責任。澳財政部長韋恩·斯萬(Wayne Swan)強調交易終止是雙方之間的商業行為，澳大利亞始終歡迎外商投資。陸克文總理也有類似說法，而且，迅速與中鋁總經理熊維平安排了一場帶有安撫意味的短暫會見。

　　“中澳自1972年建交以來，歷屆不管是工黨還是自由黨都堅持推進與中國的關系。1983年我當選總理，第二年就去中國訪問，看到了澳洲礦企和中國合作的潛力。最近外界有一些傳聞，似乎中鋁與力拓的事情令兩國關系產生了問題，關于交易我不想講太多，但傳聞完全是誤解。”6月11日的一個酒會上，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告訴《中國企業家》，“中國將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只要中國不斷壯大，澳大利亞也會不斷壯大，我們歡迎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加入澳洲礦業公司的成長故事。”

　　澳洲民眾的“鏡像世界”

　　“澳大利亞人一直有種擔憂，當年作為英國的殖民地，距離英國很遠，怕法國人來搶東西，后來怕俄國人來搶，再后來怕日本人來搶，現在怕中國人來搶”

　　澳大利亞的民眾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有何看法？

　　5月25日，在珀斯市中央商務區、會展中心、西澳州大學、《西澳州人報》四處，我們隨機發放了60份問卷，主要涉及3項大問題：

　　提到“中國”，腦海中最先浮現的詞匯是什么？

　　對于來自中國的礦業投資，最擔心或者困惑的是什么？

　　怎樣的情況下，才會覺得來自中國的投資更容易接受？

　　受訪的60人中，眼中的中國大多圍繞著“烤鴨”、“京劇”等傳統元素。只有3人認為中國對澳大利亞無足輕重，但也只有7人主動談到中國經濟。53人認為中國并非在市場經濟軌道中運行，其中25人去過中國。

　　這些民眾擔心的普遍問題是鐵礦石的主要客戶將成為股東，“這不是我們與中國或者其它國家之間的問題，而是客戶與生產商之間一直存在的問題。”令他們困擾的是，“各種各樣的中國國有企業之間有密切關系還是完全獨立？”如果中國公司愿意拿更小的股份，讓被投資項目保持公眾公司形象，或者中國愿意對澳大利亞同等程度開放(必和必拓曾希望收購中國山東的一處銅礦，不也被你們拒絕了嗎？)，他們會覺得更容易接受。

　　在一所古舊建筑中，我們拜訪了西澳州大學孔子學院院長席格倫(Gary Sigley)，他又高又瘦，軀體在自己的毛衣中晃動。“許多年紀大一點的澳洲人，腦袋里的中國還是30年前的中國，對中國向哪個方向發展，并不了解，另外，我們彼此之間政治制度不一樣，大家都覺得自己的最好。”席格倫還指出澳洲人心里深處的不安全感。“作為一個西方國家，又地處亞洲邊緣，澳大利亞人一直有種擔憂，當年作為英國的殖民地，距離英國很遠，怕法國人來搶東西，后來怕俄國人來搶，再后來怕日本人來搶，現在怕中國人來搶。”

　　來自畢馬威的Duncan Calder也是澳中工商業委員會的主席，他出示了該機構2009年1月出版的研究報告：《中澳貿易給澳大利亞家庭帶來的利益》。這份52頁的報告指出，每個澳洲家庭每年可直接從中澳貿易獲益超過3000澳元。據Duncan透露，該報告背后的出資者就是中鋁。中鋁顯然希望通過指引而不是反駁來影響澳洲人的視角。

　　不過，中鋁仍然游離在主流話語系統之外。“我們不喜歡成為戰敗者的感覺。”圣喬治大街拐角處一家便利店的老板Joshua說，他的觀點來自于他出售的報紙。Joshua為我們打開《澳大利亞人報》的網站，展示一則“向中國人說不”的報道：“這些優勢不能被分掉。它們被稱為資源收益，”報道中說，“中國公司自然希望資源收益歸中國，而不是歸澳大利亞。”

　　普通民眾生活在媒體制造的鏡像世界中，不止中鋁，在澳洲投資的中資公司都曾為媒體關系而困惑。“在澳大利亞，對如何處理媒體關系，我們理解得都還比較膚淺。交易的每一個階段都需要媒體協同，媒體能讓一個垂死的項目起死回生，也能讓一個快簽字的項目功敗垂成。”一位匿名的中資企業負責人向我們感嘆。這家公司在去年針對西澳州中西部公司的一場收購中大獲全勝。

　　“澳洲報紙上看到的有關中國的評論，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猜測，能夠讀出媒體對中國政府不了解，對國有企業不了解，對中國企業運營不了解。”上文中匿名的中國駐澳官員說，“也不能怪人家，我們的方式基本上是反對的聲音出來后，給一個回應，這就很別扭，很被動。”

　　“媒體對中國和中國企業的觀點也不盡相同。如果沒有中國投資，西澳州許多項目將無法進行下去，這些項目會雇傭成百上千的人，創造千萬計的稅收。”《西澳州人報》商業新聞部礦業編輯Peter Klinger說。他曾對中鋁、五礦做過“非常簡略”的采訪。“我們的擔心在于，海外政府會通過投資取得礦區控制權，這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過去都是日本、美國、韓國的私人公司或者上市公司來澳洲投資。”

　　Alan Kohler是澳大利亞著名金融記者和商業評論員，來自中國的同行讓他感到有些緊張。“雖然我是一個記者，但并不真正了解中鋁是不是一個政府控制的公司，中鋁的收購案是不是屬于政府行為。我不知道，覺得很迷惑，我想大部分澳大利亞媒體對此都很迷惑。”

　　挺中派：澳洲礦業黑馬

　　新興鐵礦供應商視中國企業為博弈“兩拓”壟斷的盟友。他們的前途與中國的崛起緊緊捆綁在了一起

　　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政治家、社會公眾、新聞媒體彌漫著矛盾的心理。但是，如果你認為這就代表了澳大利亞社會各層心理的全部，那你就錯了。至少有一股力量，新興的鐵礦企業對中國的投資者充滿不加猶豫的好感。

　　力拓毀約的當天傍晚，《中國企業家》記者接到一個來自珀斯的電話，一位澳大利亞礦業公司負責人盡量隱藏語氣中的失落，“對你們和對我們，這都不是個好消息。”他所關心的不是中鋁的失敗，而是力拓與必和必拓重新啟動的合并計劃。

　　根據力拓新方案，將與必和必拓就雙方西澳大利亞鐵礦石資產成立合資公司，持股比例各為50%，必和必拓還將額外出資58億美元。對澳洲其它二三線礦業公司而言，這無異于某種噩夢中的威脅突然成為現實。

　　“2007年10月，必和必拓提出收購力拓建議，真實目的就是為把雙方的基礎建設合二為一，現在舊事重提，對我們有很大影響。如果他們在基礎設施上聯合起來，有些小動作的話，我們根本沒辦法。”上文中匿名的礦業公司負責人說，“過去覺得還可以和他們打，如果他們走到一起，就是資產超過1150億美元的巨人，而且背后都是實力強大的基金，打不動。”

　　盡管目前方案并非全面合作，但在他眼中，僅是為繞開審批中的障礙。“在行業內，我們常說力拓一直掛在必和必拓的槍口，目前雖然只是鐵礦項目合資，但要知道，力拓其它資產一塌糊涂，只有鐵礦項目質量最好。”他毫不隱諱對力拓的不滿，“必和必拓是‘老大’，做事還有些老大的樣子，和你一拳一腳的交手，力拓最‘鬼’，常在背后出招。”

　　本來，借助中國的市場和資金，澳洲新興鐵礦商人希望從“兩拓”壟斷的陰影中找到縫隙，進而成為新一代君主。

　　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安德魯·弗里斯特創建的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FMG)，理論上，它是澳洲排名兩拓之后的第三大鐵礦石生產商，也是中國華菱鋼鐵的戰略合作伙伴。

　　一個微雨的上午，我們拜訪了位于東珀斯的FMG總部。它掛滿中國元素，門口是幅中國畫家李大鵬的作品，名叫“鍍金年代——青藏鐵路”，上面是一群金黃色的，人格化的，笑得無比燦爛的豬頭像(后來我們在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捷銳的客廳看到了同樣的豬頭像)。會議室里陳列著滿清時代的帽子、屏風、鼎、刺繡和各種來自中國的紀念品。

　　然后，安德魯出現了，臉上掛著皮爾巴拉土壤般的紅潤，穿著條磨破了邊的牛仔褲。他像個堅韌的魔術師，中國企業中有個關于他的笑話：西澳州有三大“忽悠”，安德魯排名第一。

　　與兩拓總裁不同，安德魯沒有自己的專用辦公室，他就在辦公區角落里的鐵柜子上召開戰略會議。看看他所欣賞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就知道誰才能與他產生精神共鳴：日照鋼鐵杜雙華、沙鋼集團沈文榮、建龍鋼鐵張志祥、復星集團郭廣昌……“過去澳洲鐵礦業就像個小聚樂部，兩拓日子很舒服，安德魯這種人沖進來后，把整個規則打亂了。”FMG營銷總監劉曉東說。

　　安德魯的經歷豐富多彩，有點像無線電波的嘈雜信號，不喜歡他的人直截了當地指責他，這源于他職業生涯充滿冒險，而且之前的冒險多以某種糾紛結束。喜歡他的人對他接近崇拜，“安德魯一走進來，整個房間都有種跳躍的感覺。”他的一個合作伙伴告訴我，“別人都是晚上做夢，他白天也做夢，而且能讓你和他一起做夢。”

　　安德魯的家族血統中就有善于夢想的基因，曾祖約翰·弗里斯特曾任西澳州第一任州長，以高于州預算6倍的資金，利用英國貸款在西澳修建了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輸水管道。100年后，安德魯啟動了同樣備受爭議的項目。2003年，采礦業不溫不火，安德魯判斷中國工業化需求將形成對鐵礦長期利好。按照兩拓的宣傳，皮爾巴拉礦藏都已勘探完了，但安德魯堅信這是個謊言，盡管他沒有足夠的數據支撐，可他的行為模式完全符合中國上世紀60年代的一個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這樣他在自家廚房里創立了FMG。

　　這是一場賭博，“最初他們忽視你，然后取笑你，后來打擊你，但最終你贏了。”他引用圣雄甘地的名言概括與兩拓的較量。皮爾巴拉地區的主要港口、鐵路設施都由兩拓出資修建，FMG最初希望與其合作，但兩拓以運力不足拒絕。“他們的邏輯是‘除非你已在本行業立足，否則就別進入這一行’。”安德魯回憶。FMG只得在礦山與黑德蘭港間自建鐵路和碼頭設施。

　　2008年5月15日，FMG終于向中國運出了第一船礦石。這是個危險的時刻，如果再看不見實實在在的礦石，無論是中國發改委還是中國企業，可能都會對安德魯不斷重復的故事感到疲倦。

　　6月11日，北京郡王府，安德魯和華菱鋼鐵董事長李效偉用一根棒球棒敲響了一口中國銅鐘，這個儀式后，李將正式進入FMG董事會。“中國應該對我們有信心，”安德魯說(有時他的表述是：中國應該把我們當作它自己的企業)，“我們因中國需求而生，產品全部供應中國，最重要的是，我們打破了競爭對手的價格控制體制。”不僅是市場，FMG同樣需要來自中國的資金，華菱鋼鐵正在幫助它向國內金融機構融資。

　　打“中國牌”的澳洲中小鐵礦商越來越多，當我們走進另一家新興鐵礦公司Atlas的會議室，令人感覺又錯走回了FMG。房間里的擺設同樣有股混雜的中國味。櫥窗有瓶“水井坊”，還有組中國古代四大美女的瓷器。

　　“我們有很多客戶在中國。”董事長大衛·弗拉尼根(David Flanagan)說。2008年上半年，礦產價格正高，傳出Atlas與多個中國客戶談合同，憑借中國概念，公司股價直線上升，但最后并未真正形成交易，接著金融危機來襲，公司股價一落千丈。據說今年3月份它又與兩家中國鋼鐵企業簽訂了長協合同，但大衛不愿意透露客戶的名字。“我一直在尋找機會與更多中國公司合作，但你知道公主和青蛙王子的故事，在找到王子之前，可能會親到許多錯誤的青蛙。”

　　一定程度上，大衛和安德魯是共同對抗兩拓“霸權”的盟友，FMG將鐵路開放給Atlas使用。“必和必拓和力拓應該能感覺到我們的挑戰，但不應該覺得我們是一種威脅，”他說，“他們是大象，我們只是小狗。以大象的地位，本應該為推進皮爾巴拉地區的合作做點什么，可惜他們什么也沒做。大象和小狗一起走路，有人扔過來一個球，小狗能抓住這個球，但大象不能，因為狗更靈活。不過大象很強壯，很有力，小狗要非常小心，不要讓大象踩死。”

　　扔球者就是中國，FMG和Atlas有可能成為中國鋼鐵業對抗兩拓的生力軍，不過無論安德魯、大衛或者其它中小鐵礦商都不是“圣誕老人”，生意就是生意，并沒有證據表明新興鐵礦商的供貨價比兩拓或者巴西淡水河谷更低。只是，“我們是個小超市，中國人可能更喜歡在大賣場購物，但在小超市往往能得到更好的服務。”大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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