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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

　　攻略 以日為師

　　躍躍欲試的中國企業，欲拒還迎的本土勢力，前者該如何突破這層玻璃門？先行一步的日本人或許可以給我們借鑒

　　“澳大利亞和日本已經完成磨合，目前是一種唇齒相依的關系，我們合作中的不確定性很小，都知道下一步將會發生什么。”西澳州政府發展部投資服務局資深經理比爾·普萊斯頓說。這個和善的老頭對澳大利亞鐵礦就像對自己的掌紋一樣了解。“但我們和中國，還在‘Learning Phase’(學習期)。”

　　他的判斷從珀斯街道上就能佐證，公路上的汽車以日系為主，走進一個餐館，即使是唐人街的中餐館，所用電器也多數產自日本。

　　當把時光撥到1938年，可以找到日本與澳大利亞資源關系的起點。

　　那一年，澳大利亞有一些小公司開始與日本商談鐵礦石出口協議。當時澳大利亞經濟支柱為農業和黃金，政府認為鐵礦儲量連國內使用都不夠，更不用談出口，因此叫停了與日本的合作。不僅對鐵礦，對所有礦產品出口都下了禁令。從1940年底到1950年初，西澳州逐漸開發小型鐵礦，但多數礦石供應州內，剩余部分再船運到東澳。

　　1952年的一個雷雨天，農民朗·漢考克(Lang Hancock)駕駛私人飛機穿越西北赫蘭港南部的漢摩斯利山脈，無意中發現兩側峽谷如同鑄鐵，這一地區就是后來名聞遐邇的皮爾巴拉，澳大利亞鐵礦史從此改寫。為表彰他的貢獻，國家賦予他向皮爾巴拉開礦者收取特許權費的權利。

　　隨著皮爾巴拉地區勘探情況逐漸明朗，大大小小的礦業公司反復游說聯邦政府取消不準出口礦產資源的禁令。1960年，澳大利亞鐵礦石出口正式啟動，第一船貨就供給日本。

　　政策修改大大刺激了礦業公司的發展。從1965年開始，西澳州鐵礦業進入快車道，一直到1974年，十年中每年都保持數倍增幅。比爾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圖表，顯示這十年來西澳州鐵礦開發速度與戰后日本經濟增長平行，“日本經濟走多快，西澳鐵礦石開發就走多快。”

　　從1975年到1980年，西澳州鐵礦開發速度放緩，因為同期日本經濟提速緩慢。“1965年到1975年，西澳州和日本是患難與共的兄弟。”比爾說，“彼此都沒有別的選擇，兩方利益緊緊連在一起。”1980年后亞洲四小龍崛起，直到1990年，十年中韓國與臺灣替代日本成為主要鐵礦石進口地。自此澳大利亞對日鐵礦石出口數量一直下降，不過比爾認為這屬于良性調整，進入穩定狀態，將保持在50%左右。

　　1970年代，日本在澳洲也曾遭遇今天中國所面對的質疑。1975年澳大利亞出臺《外國人收購和接管法》(FATA法案)，對投入到敏感行業的外資項目設定限制，該法案沿用至今，的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McRobert認為法案設立的初衷就是為應對日本投資者在房地產方面的投資熱潮。

　　日本如何消解澳洲人的警惕？它的成功在于它主動、有序地融入澳洲。再者，日系企業協調性強。一位中國民營企業家引用了一句電影臺詞形容日企的投資策略：“悄悄的進村，開槍的不要。”

　　還有，日本的投資者并不追求控股，持股一般在10%以下，主要不為分享股東紅利而是影響價格。所選取的目標，也并非最惹人注目的龐然大物，而是領先者的競爭對手。此舉可謂四兩撥千斤，如三井物產、新日鐵公司和住友金屬工業公司三家共同擁有澳大利亞羅布河鐵礦公司(2000年被力拓收購)的股份，然后支持羅布河擴產，這就間接給其它鐵礦商造成擴產壓力，從而實現供大于求，價格下降。

　　2008年，澳礦到中國平均價為115.2美元/噸，而到日本平均價為83.3美元/噸，同樣的基準價格，為何到岸價差如此之高？源于日本進入之初就和澳洲礦山簽訂了長期合同，“中國最初進入時有些混亂，都想分一杯羹，許多人玩現貨市場，從你手里買點，轉到第二家，第三家。”比爾評價。一手握長期協議，另一手日企和大型國際船舶公司簽訂了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船運合同，都是很低的運輸價格。

　　“多年來，到西澳談判的日本企業就這么幾家，這就代表了整個日本。”比爾指著一張PPT(表見63頁)說，藍顏色的部分代表日本企業，就是三井物產、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等熟悉的名字，它們甚至還可以聯合起來，買下資產后再悄悄分配。紅色的部分代表中國企業，浩浩蕩蕩來勢洶洶。西澳州發展部每年要接待數百個渴望投資礦業的中國人，其中甚至有糧食貿易商，有時彼此還會就同一個項目較勁。

　　“哪怕三菱投了十家企業，給人的感覺就是三菱一家公司做了一件事，當地媒體不會當成十件事在那兒炒。但中國可能是十家公司關注一家澳洲公司，給人家感覺是十家公司在做十件事。”中國駐珀斯商經處領事孟玉紅說。

　　《中國企業家》問卷調查的最后一個問題是：日本的投資者和中國投資者有什么不同？幾乎沒有得到答案，多數人想不起日本有哪些投資項目。

　　日本公司的投資行為很少登上澳洲報紙頭條。2008年中日企業曾就中西部地區Oakajee港口鐵路項目展開爭奪，三菱及其支持的默奇森礦業公司勝出。“人家贏了就贏了，悄無聲息。”一家中資公司負責人告訴本刊，他應邀參加了簽約儀式。那是個規模很小的慶祝，就在州長辦公室里，來了20多人，日方政府只來了位總領事，三菱派了個副總裁，“要是咱們，恨不得來賓越大越好。”

　　當年日本的投資環境不可復制，不過中國在“學習期”中需要補的課依然很多。

　　“中鋁入股力拓交易過程的某些設計和動作，體現出中國官方和國有企業對海外并購所面臨的政策阻力漫不經心，處置失當。”安邦咨詢在給《中國企業家》的一份資料中指出，交易案2月份提出沒過幾天，中鋁原總經理肖亞慶即被提升為國務院副秘書長，這個決定無疑增加了澳洲輿論對中鋁官方背景的認同。同時，中鋁并購款的融資主要由國開行、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主導，而且國開行還廣泛參與“貸款換石油”、“銀政合作”等政府背景濃厚的行動。本來，市場化并購交易應以市場化運行的商業銀行提供融資方案為妥，但中方顯然無意規避。

　　2006年，全球鋼鐵業也曾發生一樁驚天并購，全球第一大鋼鐵公司米塔爾收購第二大公司安賽樂，組成前所未有的鋼鐵巨無霸。米塔爾雖然沒有“國有身份”，其亞裔背景和家族企業形象卻無法抹掉，安賽樂卻是一家泛歐洲公司。當時米塔爾在法國、比利時等國家遭到比中鋁更強烈的譏諷甚至辱罵，但米塔爾啟動了強大的公關系統化解之。它愿意為歐洲國家最關心的部分妥協，合并協議可以使安賽樂股東獲得更高回報，為淡化家族形象，拉克什米·米塔爾把所持原公司股權從88%降到了在新公司中的43.5%，放棄了創始人的絕對控制權。結局是，他拿到了最想要的東西。

　　“對中國一些政府官員和國企領導來說，他們已經習慣了在國內‘一切資源為我所用’，一旦走出國門，無法適應與盎格魯-撒克遜經濟體打交道的行為準則，”安邦報告中寫道，“只能一次次印證民眾和議員們的憂慮：那個交易案背后站著中國政府的巨大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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