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立

　　深遠顧問機構管理咨詢顧問有關中國式管理的呼聲近年來日益高漲，從學術界到企業界都有不同版本的主張。另外，就我所從事的管理咨詢行業來說，目前大多仍停留在SWOT、PDCA、矩陣模式等具體的方法論層面，一俟上升到商業管理認識論層面，在與企業家溝通時便往往無話可講。在同國內企業家的交流中，我曾聽到不無憂心的感嘆：怎么一個歷史悠久的思想和經濟大國，竟然沒有自己的商業管理理論？無論從實力、發展前景還是情感上都說不過去么。

　　確實，商業管理體系的確是一道橫亙在國內企業發展過程的“天然”壁壘，至少是讓很多人感到困擾的心理障礙。但是，由此而探究所謂中國式管理，筆者大有懷疑。

　　首先，現代管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和專業是由德魯克等人奠定的，如果我們的對話框架并沒有也不能跳出西方式管理所設定的三大對象、兩大職能、八大目標等，那么，我們所能做到的頂多也就是像日本那樣創造出兩門半管理方法，但即便如此，也仍然不過是在西方式管理框架內拾遺補缺而已。如果想重起爐灶，要么我們所創造出全新的商業管理理論體系，與現代那個叫管理學的東西完全不同；要么，國內的企業在管理架構、運作等方面別創一種管理制度。這似乎不太可能。

　　其次，很多人，甚至包括像北大何志毅教授那樣，認為中國人不乏創造力，沒有西方理論照樣造出了原子彈，甚至猜想中國式管理會在2028年左右形成。但問題是：一，中國原子彈與西方原子彈在原理上并無本質區別，最多不過是中間的函數變量或方程解法不同，殊途同歸罷了，否則兩者就不能統稱為原子彈；二，如果中國能夠及早獲得西方原子彈技術，試驗豈不可以提前成功？三，中國式管理在2028年左右形成的種種提法，不免讓人覺得避重就輕。究竟中國式管理外延有多大，至少要讓人們看到中國式管理外延的邊界吧。如果可以無限延伸，那就沒必要提什么中國式管理了。中國式管理究竟是要“貼地飛行”，根據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這個煉丹爐而形成，還是要根據現行的國際通行管理理論和模式展開？

　　相對于種種見物不見人的提法而言，曾仕強先生的中國式管理理論顯然要充實許多，曾先生的想法是根據國內各區域的風土人情和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來探討。但問題在于：如果我們一邊仍然是在西方式管理的框架內對話、創造，一邊提出“中國式管理”，那么，終有一天，甚至會形成北京式管理、上海式管理、廣東式管理，隨著外延的不斷擴展，其內涵也必然趨近于零；退而求其次，在市場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伴隨著管理理論及模式的差異，貿易沖突恐怕也會越來越嚴重。

　　曾先生主張，結合中國傳統哲學來實現管理的有效性。他說，“研究中國管理哲學，必須對歷代先圣先賢，抱持崇高的敬意，沒有他們的辛勤耕耘，便沒有今日豐碩的成果。也要對列祖列宗表示虔誠的謝忱，沒有他們的用心傳承，就不可能有今日的寶貴經驗。”如此，則要看這種管理是不是真的有效，合不合理。國內企業在組織行為、消費行為、變革對象、模式等方面，的確大不同于西方企業，有效性的提法倒是頗符合管理的動態性本質。但是，如果結合中國傳統哲學，便意味著迅速興起的讀經運動、復古主張，我不免抱以深深的不安。

　　我們這個民族，歷史上除了諸子百家時代以外，長久處于缺乏思辨的狀態，類似于蘇格拉底式的反諷幾無可見，而與之相隨的，則是盲目的崇尚、莫名其妙的敬畏，這使國人在少不更事時便丟失了自我，失去了自身的主體性特征，這可說是當今企業文化的通病。商業實踐中的暴利性誘惑，以及

　　事實上，以當前的國內企業管理現狀，我想，可能更應著力于兩方面的思考：其一，國內現代意義上的商業管理實踐尚不滿30年，商業理論幾無積淀，也就是說，國內企業與西方企業主要還在于階段性差別，還需要向現代科學管理模式邁進，正如福特公司從老福特時代向福特二世時代轉軌一般；其二，企業管理歸根結蒂是人的管理，而中國話語中的人與西方話語中的人，其主體性地位大有分別，因而，企業管理理論的變革，恐怕還需要進一步上溯到關于人本身的探討。但這已經不是管理學能兜得住的了。

　　總之，我認為，如果將中國式管理限于方法論層面，就像當初日本創造出二門半學科一樣，這種努力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將傳統認識論強加于商業管理體系，甚至僅僅因由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那么，很可能就像《等待戈多》一樣，等來的只是一場虛無，更要命的，會貽害企業、社會的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