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藩國到企業共同體

　　武心波 上海外國語大學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濟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曾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叭毡镜馁Y本主義在哭泣”(美國學者威蘭•瓦格納語)，“企業共同體”在解體。1997年11月，當山一證券公司董事長野澤含淚宣布這家日本第四大證券公司破產時，眾多震驚的日本人也在電視機前抽噎。2001年3月8日，時任日本財政部長的宮澤喜一曾非常沉痛地表示，“日本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

    大企業——“藩共同體”的現代翻版

　　日本國民的團隊精神來源于他們自古以來就已經十分習慣了的“共同體生活方式”。在古代，這種共同體組織叫作“藩”，近代后在西方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沖擊下，“藩共同體”很快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共同體”的應運而生。但“國家主義”發展到了極端，則將日本帶入到了深重的戰爭災難中。

　　戰敗后，隨著“國家共同體”的迅即解體，和“國家絕對主義”理念被徹底否定和批判，秉承了歷史上“藩”共同體血脈的日本企業，勇敢地從國家手中接過了權力的接力棒，帶領著因戰敗而絕望、因失去國家依托而在精神上頹廢渺茫的日本國民開始了新的跋涉。日本國民從企業的崛起和大包大攬中似乎又重新找回了身居共同體內的安全感和居家的溫馨感，于是，戰后騷亂不定的社會很快便趨于平靜，人們依托著企業，開始了新一輪的發展。

　　戰后幾十年來，一批批優秀的企業，以其巨大的規模、雄厚的實力及出色的經營，推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造就了日本經濟的繁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松下、索尼、豐田、三井、三菱等一大批國際化企業集團的發展與壯大，也就沒有日本經濟的今天。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企業作為強大的命運共同體，還為廣大的國民提供了一個得天獨厚的安身立業之地。榊原英姿在《作為文明的日本式資本主義》一書中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家’理念迅速衰竭，作為一種反比例現象，企業的相對重要性得到了增長。戰前作為權威的天皇制崩潰，而自由民主主義的理念作為一種原則暫且不論，但作為權威則日趨形骸化，而企業實質上承擔起了過去國家所承擔的相當一部分權威和作用。江戶時代的‘為藩奮斗’到了明治以后變成為‘為國奮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則變成‘為企業奮斗’。這里，企業已經不再單純是為了股東而創造利潤進行生產和銷售的組織，是一個包括職工和他們家屬在內的疑似共同體�！�

　　日本的企業組織在近代的轉型，是以傳統的“藩”為基礎而加以建構的，將傳統和現代精神結合為一體，使企業具有了雙重身份，一是經濟組織，二是社會組織。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企業取代了傳統的部落組織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它提供住房，介紹對象，支付

養老金。日本人最終將市場經濟與傳統的中世紀部落社會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尤其是日本的大企業，宛若古代的“藩國”— 一個相對封閉獨立的部落王國，一個完整的小社會。在這個“部落王國”或“社會”里，只要是屬于這一王國的所有成員，包括他們的家屬都可以從企業那分享到各種好處與實惠，不僅有“終身雇傭”、“年功序列”等一系列不成文的習慣性條文的軟約束(一種人身依附式的變相許諾)，而且作為家屬還可以從企業那領到各種名目的補助與補貼，享受到種種的優待。企業是五臟具全，既有公司住宅，又有幼兒園，

醫院、俱樂部和各種輔助設備。

　　企業，儼然成了一個獨立的現代王國，竭盡全力地保護著它的臣民，維護著企業的發展，而作為一種變相的“交換”，所有的成員都以極大的忠誠和獻身精神對企業——自己的“家”——效忠和奉獻著，從上到下共同維護著這個屬于大家的“命運共同體”。

    “企業戰士”猶如幕藩體制下的“武士”

　　戰后日本人的“愛藩精神”和“愛社精神” 已被傳為佳話。歷史上看，這一意識存在的前提，來自于江戶時代的“士農工商”的身份等級中，位居身份等級之首位的藩士總是以自己的藩為驕傲，都會以一種十分得意的心情說，“我是薩摩藩士”，“我是長州藩士”等。

　　日本各大企業的員工，都有著江戶時代“愛藩精神”傳統的影子，可稱為“愛社精神”(“社”是日本公司“會社”的簡稱)。比如三菱公司的社員自稱是“三菱人”，三井公司的社員自稱為“三井人”。他們對自家公司的忠誠，簡直不亞于封建時代的藩臣對藩主的熱愛。日本人總是以他們所屬的各自的企業為榮，就像藩士認為自己是藩的代表那樣來看待他們自己和住友、三菱等大企業的關系，認為企業就是過去的藩，而自己則是藩士，就是企業戰士，應該以企業為家，以企業為榮，對企業忠誠不二，奉公(企業)滅私(自我)，為企業的利益和榮譽奮斗到底。

　　在日本，一些出生于富商家庭并畢業于名牌大學的孩子，會將繼承權讓給弟弟而只身進入三井，住友等公司去成為一名公司職員。他們所以要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在三井、住友等名牌大企業里，可以有種“士”的感覺。在當地經營買賣充其量只是士農工商中排行最后的商而已，而三井的職員則是“士”。更難以讓人相信的是，為保護企業而選擇自殺的員工也為數眾多。如企業被卷入賄賂丑聞時，有關人員會毫不猶豫地帶著秘密自絕性命，使得檢查部門搜查受阻，使案子不了了之。自殺職員幾如戰前的神風特攻隊員一樣，有著為共同體獻身的“士”的價值觀。

　　這種價值觀并不是由誰來規定的，而是在日本人的潛意識中自然形成的傳統觀念。人們總是這樣的認為，這些大企業不僅僅是一個謀取利潤的企業，而且還同時是一個藩那樣的共同體組織，此外它還可以參加國事，是一個具有“公”的性質的組織。

　　企業戰士們一個個都像江戶時代幕藩體制下的武士般一生忠勤事主，為企業效力，甚至不惜戰死沙場。日本企業頻發的“過勞死”現象，便是企業戰士們效忠企業，不惜戰死沙場的最好明證。

     “企業共同體”的解體與蛻變

　　但在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日本企業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機。日本企業的共同體性質以及由此而決定的充滿了“人本主義”和人情味的制度，和與此相呼應的各種制度性的安排，都將在經濟全球化面前原形畢露并被無情地置疑和否定。傳統的共同體精神已經無法再在企業中“藏身”或“寄生”下去了。

　　當日本股市長期陷入萎靡不振的狀況，使得許多上市公司的

股票價格不僅跌落谷底，甚至無人問津時，企業為了籌募資金，便只好背叛自己共同體原則而轉向錢看，不得不去犧牲所謂的長期觀點，放棄“終身雇傭制”、“市場占有率至上”的想法，竭盡所能地直接討好這些股東們，由“企業職工中心主義”轉變為“股東中心主義”，由“共同體中心主義”轉變為“市場經濟中心主義”。

　　改革是伴隨著痛苦的。企業所進行的一系列與傳統決裂的無情改革，加速了企業的“變身”，同時加快了作為共同體意義上的企業精神的解體。大企業的改革越來越無情和慘烈，職員無不人人提心吊膽，就怕哪一天會輪到自己成為所謂改革的犧牲品。日本企業和國民都在承受和忍受著改革和因改革而導致的共同體解體與死亡時的巨大痛苦。日本民族為告別過去，正進行著一場殊死的拼殺。

　　日本企業傳統性格在全球化條件下的悄然“蛻變”，正引發日本繼明治維新后又一次社會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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