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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家與贏家:信息時代的美國與日本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2日 23:37 《管理學家》
向松祚 華友世紀創始董事長 談及日本,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日之間彼此實力的相對轉變令人矚目。從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大約十年時間里,日本的經濟規模最高曾經達到美國的70%,甚至更高一些。但現在美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13萬億美元,日本現在的經濟規模卻不足五萬億美元,不到美國的40%。從占美國GDP的70%到不足40%,日本由向美國發起挑戰的競爭對手,跌落到追隨美國腳步的小伙伴。 這種變化是怎么發生的呢?現在有許多解釋,其中有兩個原因我認為值得深思,第一個就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美國迫使日元大幅度的升值,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受此影響遽然放緩。日元大幅度升值導致日本80年代后期出現嚴重的房地產和股市泡沫,1990年泡沫轟然崩潰,銀行壞賬堆積如山,企業現金流急劇枯竭,成為日本經濟長期蕭條的導火索。 但是,為什么日本經濟會出現長達十多年的蕭條,至今沒有快速發展的跡象呢?歷史上沒有先例,最有名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間也不過七、八年。經濟學者一直為此困擾。坦率地說,至今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 《廣場協議》的沖擊 幸運的是,經過多年大量的實證研究,經濟學界和實業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日本經濟長期衰退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特別是日元長期存在大幅度升值的預期,所造成的日本國內消費、投資的大幅放緩。因為在日元升值后,日本人持有日元現金和存款、等待匯率升值所獲得收益將遠大于投資所獲得的預期收益。其直接后果就是日本國內投資產業的熱情和國內消費的意愿急劇減退,大量資金涌入證券、房地產等投機性高和流動性高的市場。 匯率升值,尤其是匯率動蕩不安,首先嚴重損害企業的投資決策,增加企業投資決策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企業進行長期實業投資的熱情。早在《廣場協議》簽訂之時,日本著名企業家盛田昭夫就曾經痛心疾首、大聲疾呼:“我們這些產業界人士,哪怕是能將產品價格降低2%也好,1%也好, 都在挖空心思,進行種種努力。但是如果通貨價值在一天之內就以10%或15%的幅度來回變動,那我們的種種努力豈不付諸東流?什么工作欲望,什么技術革命的熱情,豈不統統成為泡影?一句話,自由經濟體制的基本動機便會消失殆盡!人們對自己的貨幣價值尚且無法確定或預測,又怎么能制定事業上的未來計劃?這是一幅多么危險的圖景!” 匯率升值尤其是匯率動蕩不寧,還嚴重削弱日元的國際地位。按一般道理推斷,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民生產總值曾經達到美國的70%,日元應該成為世界主要通貨之一,至少日本的主要貿易伙伴,應該有較多的日元儲備,貿易結算應該主要用日元計價。但至今日元仍然不是一個世界貨幣,占世界儲備資產的比率微不足道。不僅日本與美國、歐洲之間的貿易當然不會主要以日元計價,即使是由日本主導的與亞洲各國的貿易90%都以美元計價。這是為什么?主要是日元匯率動蕩不寧和日元不是國際儲備貨幣。哪個企業愿意承擔額外的匯率風險?哪個企業愿意持有無法用于國際清算的貨幣?日元無法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匯率動蕩是主要原因之一。 模仿的代價 眾所周知,20世紀后期,日本制造業可以說稱雄世界。80年代,世界各國包括日本在內都出版了許多推崇日本管理制度的書籍。其中主要原因是:兩次石油危機嚴重打擊了歐美的制造業,而以索尼為代表的日本制造業致力于降低成本,致力于發展“輕薄短小”,既節約能源、又非常人性化的產品,很快使日本產品風靡世界,大規模占領世界市場。在許多制造業領域,當時的日本大有凌駕于美國之上的勢頭,像類似于“日本第一”、“日本買下美國”等口號正反映了當時日本人的心態。 但是到了今天,“日本第一”沒有成為現實,而且眾多日本原有的優勢產業已經被美國甚至韓國超過了。對于這個現象的解釋,目前比較一致的說法是:日本主要的能力在于模仿式創新而不是原創性創新。日本戰后主要的成就在于將歐美的先進技術引進之后,加以改進,以基礎科學突破為根本的、獨有的原創性技術并不多,所以我們很難看到日本在某一領域引導世界潮流。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力圖在機器人、高清晰度電視機等領域占據領先地位,但也未能做到。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最近我參加一個國際會議,邁克爾•波特專門講日本的技術創新和競爭優勢問題。他把日本未能確立原創性技術領先地位稱為一個謎。為什么是一個謎?因為戰后幾十年里,日本對于歐美先進技術的吸收非常成功,日本員工具有極高的素質,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同樣具備很強的經濟實力,有資金實力進行任何大規模的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然而,為什么日本出現了這么大的經濟衰退?為什么日本無法引領世界的技術革命浪潮?90年代的信息技術革命,領頭的是美國不是日本。波特認為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優勢是模仿而不是創造。日本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他們能夠將產品做到符合消費者要求,非常人性化,做到節能便攜。這當然非常了不起,非常重要,但不是全部。日本的企業戰略總體來說是模仿戰略,模仿戰略的最大問題就是你永遠無法站在世界的最前端,永遠無法占據世界產業鏈的最高端,盡管日本企業肯定站在世界產業鏈的高端,但不是最高端。最高端的企業依靠專利、著名品牌、制定行業標準來賺錢,賺取最大幅度的利潤。像美國許多企業就是如此。 美國與日本的道路有根本區別。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所謂“滯脹”,似乎一蹶不振。當時許多學者宣稱美國帝國主義完蛋了,資本主義社會終于垂而要死了。然而,自80年代以來,美國在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中一枝獨秀,年均經濟增長率是歐洲的三到四倍,是日本的六倍左右。我們看美國在80年代、90年代做了什么?與日本相比,美國有兩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就是里根的“政策革命”,其核心內容就是減稅并放松管制。稅負降低、管制減少的直接結果就是創業的興起,所以到了克林頓時期美國就出現了新經濟革命或信息科技革命。信息科技革命的主體當然是私有資本和創業企業,像思科、微軟、英特爾、Yahoo, Google就是顯著例子。另一個就是在20世紀后期,全世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人幾乎占了2/3,甚至是3/4。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現象。為什么美國會具有這么強的科學技術實力呢?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美國具有最強大的經濟實力,有用不完的科研資金。資金優勢不是最主要、最重要的理由。我認為美國幾乎壟斷全世界的先進科學成果,與美國的教育科研體制有著非常大的關系。美國的科研領域有著高度的競爭性,只有高度的競爭性才能允許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創意進行碰撞,才能產生重大科技成果。美國的教育體制注重創造性、注重質量,它有一套評估教育科研質量的嚴格準則,能確保科研資金真正有效運用。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相對衰落與同時期美國的相對上升,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和系統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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