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薩繆爾森（李海 編譯）

　　羅伯特·薩繆爾森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我對逗號一向很有好感，但我發現，在短信和電子郵件當中，人們很少能看到逗號的影子(指以英文寫作的情況)。它們即使偶爾出現，也是因為有人敲錯字鍵的原因。甚至在印刷文字當中，逗號也日趨減少。如果這一切只是語法問題，也就罷了！然而，一個小小“逗號”的命運亦可以“以小見大”：它折射出當今現代生活的“狂亂”與“爭分奪秒”的時代特征。一個“逗號”，正如在文章當中,它是象征停頓的一個符號。它提示讀者放慢步伐，略加思考，再移步向前。然而在生活中，我們總是沒空，也容不得有什么停頓。的確，我們一貫風風火火。托克維爾在其寫于1840年的名著《美國的民主》當中曾專門提及美國人在追求物質利益和個人快樂方面的“病態的熱情”。而在我看來，當今時代的特別之處正是，新興科技的發展與社會的空前繁榮給予了我們放緩步伐的資本。然而，從某些方面來說，我們似乎反而變得比以前更加風風火火了。

　　我們不難找到支持這一觀點的證據。前幾個月刊登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題為《青少年的確能一心多用，但有誰考慮到它的代價了嗎？》的故事就很能說明問題。文章講的是一位名叫梅根的17歲的優異高中畢業生的故事。在放學以后，梅根一邊收聽MTV，一邊打開電腦，一邊開始學習。文章接著這樣寫道：

　　在接下來的半小時里，梅根將會發送十幾條即時消息，與朋友們探討下個星期會不會下雪的問題。她還將至少打一個手機電話，發送幾條短信，瀏覽Weather.com網站，報名自愿參加當地高中校園的大掃除活動，在一位朋友的網頁上發表幾句留言，以及在另一位朋友的網頁上查看一下這個朋友新傳上去的拉拉隊圖片。不要忘記，她同時還在學習。自然，那篇文章少不了引用一番一位大腦科學家的話。那位大腦科學家擔心地表示，同一時間處理這么多的事務有可能會將年輕人的大腦變成一團糨糊。這位科學家說：“當你一心多用的時候，你基本上不可能對你所從事的任何事情有什么深刻體驗。”

　　在現實中，一心多用的絕不僅僅只有年輕人而已。如今，隨便在什么場合——包括在飯店里和業務會議上，我們都能看到在“黑莓”無線郵件收發器、手機或其他手控設備上瘋狂敲擊的人。它所帶來的問題或許更令人困惑。起碼一點，它帶來了禮節問題。在一次調查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公司總裁們認為，在會議進行當中查收電子郵件根本是不合宜的行為。

　　其次一點，工作問題。與大多數富裕國家不同，在過去二十五年里，美國并沒有縮短美國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告顯示，在2006年，美國人年均工作1804小時，與1979年的1834小時幾乎沒有區別。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將其國民年平均工作時間削減了16％，降至1784小時；德國則削減了20％，年均工作時數為1421小時；法國削減了16％，年均工作時數為1564小時。由得州大學與密西根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Daniel Hamermesh與Joel Slemrod所進行的一項研究聲稱，高薪一族尤其容易沉溺于長時間工作當中，這種工作狂行為與人們的酗酒和抽煙如出一轍。（該論文標題是《工作狂的經濟學調查：我們原本就不應該花時間寫這篇論文》。）

　　其實，我還可以舉出更多例子來，但由于專欄字數有限，看來不舉也罷。再多的例子也只會更加證明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病態的熱情”于今仍然流行。要做的事總是太多，而時間總是不夠。在我們熙攘匆忙的生活中，“逗號”已淪為一個犧牲品。假如刪減“逗號”能省出來幾分鐘，何樂而不為呢？這些年以來，報紙的文字編輯從我的文章中無情地刪除了數以萬計的無助的小逗點們。幸虧我還搶救出來了一些逗號，將它們存放在桌上的某個安全角落。逗號本不應遭受人們的如此“禮遇”。在此，我謹向被我刪掉的逗號們獻上遲來的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