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還是毀滅？

　　他們現在面對的是哈姆雷特的終極問題。

　　哭夠了，唱完了，這些必須賺錢回家男人們把選擇的權利交給了老天爺，他們脫掉自己的鞋子，隨便一扔，鞋子落到哪里，他們就走那條道。

　　數百年來，從山西走出來謀求光宗耀祖的商人們就是這樣“用腳投票”，跟命運打賭。他們就像中國的西部牛仔，最終如愿以償的總是少數人。山西北部有個小城鎮叫做河曲，與內蒙古隔河相望。每年農歷七月十五，城里的人們依然延續著放河燈的習俗。據說這個風俗從清代就開始了，在德高望重的老船工指令下，大家把船開到黃河中央，然后一盞一盞把河燈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盞河燈，象征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代表了客死異鄉的靈魂，人們希望這些河燈能把一個個凄苦的鬼魂帶回故鄉去。

　　無數的人死掉了，僥幸沒有死去的人一代一代富起來了。俗話說，三代富室才能修煉出來一個貴族。這里的貴族應該是有遠見，有風度，胸懷天下的大氣之人。山西的土財主們是否孕育出了這樣的貴族呢？

　　很難說，也許走了幾個世紀走得太累了，他們醉心于蓋房子，一代接著一代蓋，然后住在高門大院里，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在山西太原附近有個喬家大院，據說占地“8700平方米，由6個大院，19處小院構成，共有房屋313間。”這個大院是喬家六代人持續將近300年的時間建成的。如果不是

　　這些大院的主人平時如何生活呢，山西票號的創始人雷履泰富起來后，在其故鄉修了很大的宅院，人們忘記了他的村名細窯村，而直呼為“雷家堡”�！俺隽舜箝T，抬著椅子，雇的伺候的，我們都是聽說的。他出來一般人就躲開了，他不和你們多說，雇的長工、短工，用的高騾大馬。”，雷家堡的后人們如此介紹雷履泰的奢華生活——他在自己村莊里的奢華生活。

　　寧愿在一個小村里，一個小縣城里奢華老去，也不愿生出其他的理想。這就是歷代晉商巨富的人生選擇。

　　當晉商帝國崩塌后，山西老宅院的余威還在震動著后來的人。宋氏三姐妹之一宋靄齡這個在泡在上海的女貴族被狠狠地教育了一把。在跟他的老公孔祥熙回家省親前，她對山西是瞧不起的，認為那是一塊艱苦和原始的地方。

　　然而在老公的故鄉太谷縣，她享受到了上海小女人八輩子都享受不到的奢華。十六個農民抬著她的轎子走進了孔祥熙的村莊，在孔家大宅院里，竟有七十多個傭人在聽她的使喚。而這樣的生活水平，在當地很多人家早已司空見慣了！

　　眾所周知，孔氏家族后來替蔣介石把持著中華民國的經濟命脈，他大約是晉商集團的回光返照，但是無法發揚光大晉商彪炳于世的信譽，隨著蔣介石遠赴臺灣，中華民國的金融系統留下了現代金融史上最丑陋的一頁。

　　對于今天的晉商集體來說，如何才能完成當年晉商集團的“星球前傳2”呢？

　　唯一的辦法可能是：起來，不要再做土財主！

　　“張嘴的龍代表官，閉嘴的龍代表商”，你真的是純粹的商人嗎？　

　　這樣的故事總是生命力最強的。

　　北京有個“都一處”的老字號，《晉商》中記載了它的傳奇來歷：

　　“乾隆初年，都一處還只是一個街邊的小飯鋪，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臘月三十晚上，京城飄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號都早早收拾東西，關門打烊，準備過年了。天越來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個姓李的山西商人經營的小店還在靜候著主顧。因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這樣的時刻，他也不敢怠慢。一來是因為多年養成的習慣使然，二來盼望著還能有人光顧小店。

　　將近子夜時分，店里終于進來了一主一仆，他們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頓老板親手做的可口飯菜后，并沒有急著離去，而是打量起這個店來。當他們發現小店連招牌都沒有，就叫老板拿過紙筆，題了“都一處”三個字，意思是這個時候整個京都還在開張營業接待客人的店鋪只有這一個地方了。

　　過了不久，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從宮中專門送來的一塊虎頭牌。到這時候他才知道，原來那天晚上來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訪的皇帝——乾隆……”　　

　　這個故事說明了山西商人的趣味，當然，其他的商幫也脫不開這仰仗權威的惡俗。

　　在山西商人的老宅院屋頂上，通常有兩個龍頭。

　　山西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張嘴的龍代表官，閉嘴的龍代表商。

　　官商結合，這是晉商集團的馳騁天下的秘笈之一，一直到今天，山西商人還是脫不開官本位的思維定勢。

　　晉商集團過去依靠這官商結合的運作手段，曾經壟斷了巨大的商業資源。

　　在朱元璋手里，他們通過為政府運輸軍糧獲取“鹽引”；

　　由于在明清交戰期間建立的良好關系，八位山西巨商受到順治皇帝的親自接見，享受了“宴便殿、賜服飾”的超級禮遇，并被奉為“御用皇商”。

　　雍正皇帝平定青海叛亂時，后勤供應發生困難，山西商人范毓賓主動請纓，他的爺爺早年就是蒙受順治皇帝封賞的八位“皇商”之一。范毓賓后來“毀家抒難”輾轉沙漠數萬里，圓滿地完成了運送軍糧的任務。他給自己的家族帶來的特權是：與西北游牧民族自由貿易。

　　由于接待并贊助西幸的慈禧太后有功，山西商人得到了經營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以及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十億兩白銀的特權。

　　不僅僅這些細節，包括此前開辟通向俄羅斯巨大茶葉市場的“茶葉之路”的壟斷權，也都有著多年來的官商結合的鋪墊。

　　山西商人在與當局密切合作，遭到當局勒索巨額“捐助”的同時，也通過跟當局的“博弈”獲取特權，比如在1850年迫使朝廷默許“以匯兌代替運現”，從而獲得匯兌官府銀兩的特權。

　　除了通過官商結合獲取極大商業資源，過去的晉商集團由于捐助有功，朝廷也投桃報李，封給他們大大小小的榮譽官職。日升昌的東家花錢買了四品知府的官銜，他的二掌柜毛鴻翙給自己祖孫五代人都買了各種頭銜。利用這些頭銜，他們獲得了更多的資源和內幕消息。

　　晉商集團在走向輝煌時期這種官商結合的傳統，固然有其不得已的地方，但也給后來的晉商們帶來不利的定勢思維，比如山西民營企業家中的李海倉就是山西著名的“紅頂”商人代表之一，李身亡后，圍繞他的巨額財產的來源，曾經在媒體上引發了廣泛的爭議。

　　在如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我國政府也在力求革除這種官商結合的弊病，因為它導致了商業運作的不公正。如果山西商人還停留在官商結合的習性中不能自拔，不能擺脫祖先留下的這些不應該繼續發揚的商業運作模式，新晉商要重新振興山西的經濟，乃至在全國和全球范圍內有所作為，恐怕是更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