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之三：在華爾街金融危機暴發后，不管是房利美、房地美還是AIG、雷曼兄弟、貝爾斯登、我們看到倒下了許多個金融巨頭，造成了無以計數的財富損失。我們除了看見政府應對、注資、接管、抗擊風暴，以及金融機構裁員，投資銀行家失業，總裁畫像被涂鴉，總裁辭職等事件外，我們沒有聽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挪用保證金、操縱市場、大股東占用資金、行賄受賄、內幕交易等一大堆中國金融機構的常見病，也沒看見抓來一大批人判刑、罰款，向社會交代了事。一個德隆系，被抓了100多人，南方證券、泰陽證券、武漢證券、閩發證券若干個證券公司高管成群結隊地成為囚犯。到底是中國資本市場真有這么多壞人，把他們全抓起來才能彰顯中國的司法嚴厲，還是我們法規不健全，不能適應市場的變化？體制的滯后，監管的缺失，法規的不完整造成的市場混亂和損失，讓成群結隊的金融從業者去承擔如此重大的責任，是他們能承受得了的嗎？我們是不是應當從華爾街風暴中反省一下自己呢？

　　疑惑之四：在華爾街風暴中，美國政府對房利美、房地美、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等機構的救贖分別采取了多重拯救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措施是向各機構補充資本金，此舉被稱為“國有化行動”。但財政部長保爾森很明確地告訴世界，此舉并不意味著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美國金融機構要走國有化道路，一旦渡過了危機，政府資本就會選擇退出。

　　這一行為說明兩個問題：第一，雖然美國是全球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但市場出了問題，政府并不是袖手旁觀，任其發展。關鍵時刻，政府強力救市，刻不容緩；第二，政府態度十分鮮明，國有資本的介入只是暫時性的，策略性的，并不會改變美國的市場化方向。

　　中國的情況就有些不大一樣。2000年前后，成立華融、信達、東方、長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均由財政出資本金，分別承接了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四大銀行數以萬億的不良資產。按當時的計劃，作為過渡性資產處置企業，本應在完成資產處置任務后解散。但8年過去了，不僅沒有解散，反而以不明不白的特殊方式生存了下來，成了說不清楚的歷史遺留問題。

　　中國也曾暴發大面積的投資銀行危機。在世紀之交，曾突擊批準設立和利用信托、證券分離，關閉期貨交易所的機會，涌現了一大批證券公司。但隨著2001年開始的漫長熊市，在2004年前后幾十家證券公司分別因為經營虧損、挪用保證金等問題紛紛引爆巨大虧空，資不抵債數倍于資本金。對于同樣的機構危機，中國卻采取了另外的辦法。凡是民營控股的證券公司關的關，并的并；國有控股的證券公司就由國際資本進行補充，繼續經營。幾年下來，除了少數證券公司，幾乎所有證券公司都被國有化了。一番清理整頓下來，中國的證券公司依然沿襲著單一的盈利模式，靠天吃飯的商業模式沒有任何變化。

　　就像德隆事件是我們高成本的樣本一樣，金融危機是更大成本的吸取教訓的樣本，我們不能從中一無所獲。

　　(作者為北京安控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曾經德隆》一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