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特約記者 千年鐵

　　富豪的涌現從來就不是問題，沒有富豪的民族要想繁榮昌盛，才是個大問題。曾經，為了保持革命浪漫主義的形式感而斗地主，把地契付之一炬，把勤勞肯干的富裕中農也湊成地主打倒；和為了保持無產階級鬧革命的徹底性而取締民族資本(所謂公私合營)，把榮毅仁這樣的紅色資本家也一腳踹至門房的做法，分別從土地和工廠兩個資本源頭，對中國富豪產生的僅有渠道施行上環手術。于是在整整30年內，中國富豪階層可以說寸草不生，而中國經濟也瀕臨崩潰。

　　好在富豪夢想只是被長期上環而非一了百了式的結扎，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指導思想終于擱置了大是大非的爭論，一大批不甘命運束縛在土地上、半死不活的車間里和論資排輩的行政機構(含學術機構)里的先行者，終于逐漸還原了“人是生產力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潑要素”的本真狀態。可以說，中國經濟奇跡首先是在沙漠上起步的，正因為許多前仆后繼的探索者夭折的身軀(可能歪帶著“投機倒把分子”、“奸商”等冠蓋)，填平了制度缺陷的溝壑，中止了產權無主題變奏式的搖擺。

　　大浪淘沙，那些剩存者成了眾人皆知的富豪，他們可能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政治榮譽，可能引領著時尚生活，也可能隨時準備移居海外頤養天年，但是，如果一定要說富豪們，準確地說是那種“為富豪的夢想”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我們仍只能說這種影響絕大多數只是在經濟文明的范疇。事實上，當毛澤東也謙虛地宣稱自己“我沒有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時，夸大中國富豪們的影響，既不準確，更不道德。

　　而經濟文明不應僅僅表現在創造了多少產品或財富，關鍵是如何生產和創造這些財富，財富的創造和積累是否同時有利于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未有“中國富豪”冠名之前，中國商人和企業的當家人已經做出許多歷史性的閃光行動。

　　牟其中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引起西方知名財經媒體關注的中國富豪。原因是1989年，當主流理論界還在為“深圳到底還姓不姓社”而聲嘶力竭時，牟用國內大量處于滯銷狀態的輕工產品，從前蘇聯換回4架圖-154民航機。這筆數額巨大、頗具創新精神的跨國生意，使他一夜之間成為名人。4年后，美國《福布斯》雜志將牟列入當年全球富豪龍虎榜，位居中國內地富豪第四位。同年的《財富》雜志把牟其中稱為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和“大陸超級富豪之首”。

　　現在看來，換飛機可能是牟首富生涯的惟一成功案例。但是由于放在那個特殊年代背景里，牟其中的天馬行空式的商業狂想，即使只成就了這么一單事，也足以為中國創意產業的萌發興盛奠定了風華正茂的基礎。其后雖經“點子大王”何陽等人的攛掇，礦泉壺、

　　不僅僅是創意，此后中國經濟的制度或是文化層面的建設跟這些富豪們也是分不開的。牟其中在公司里創立“南德學院”，但他的校長夢太從心所欲，所以很快碾落成泥。聯想、海爾等公司也非常重視內部文化建設，但中國企業真正初具內部“黃埔軍�！毙�應的，仍只是萬科。

　　這些也只是富豪們建設經濟文明的一些點滴。需要說明的是，市場經濟是交換經濟、信用經濟、法治經濟，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經濟文明的進步，必然是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才能摸索出市場經濟基本規律，并使其充分發揮作用。從這一點來說，中國富豪，尤其是一大批實業家富豪，包括那些先后被富豪榜“殺豬”或觸犯法律、制度雷區的若干富豪，如楊斌、禹作敏、張海，都以自己的行為推進了經濟文明的建設，只不過，后者成了某個特定歷史時刻的反面教材。

　　除了在本領域內的建樹，富在政治生活方面，許多人也成了人大代表，成了政協委員，或者是進入政府參與國家的政治管理，當年的榮毅仁先生就是其中典型。在今年胡潤榜公布的800名富豪中，就有38位全國人大代表，41位全國政協委員。這其中，一方面是富豪自身的拓展愿望，另一方面也和政府看到日益增大的富豪影響力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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