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富豪的中國
胡潤榜前十位富豪
800富豪的行業統計

　　要將自己從安全與仇富的焦慮解脫出來，回饋社會是一個上上之選。按照一名溫州商人的理解，“我們只聽說過哪個四處招搖的暴發戶被殺，可是，誰聽說過一個真心誠意的慈善家被搶劫呢？”

　　見習記者 華璐 記者 炫風 實習生 洪鵠

　　定格在公眾眼中的楊惠妍，只是一位身著紅色霞帔的靦腆新娘。從小被父母昵稱為“豆豆”，理想是當一名教師，楊惠妍前20年的人生波瀾不驚。

　　只是短短的3年，楊惠妍就從家中嬌女“豆豆”轉變為擁資1300億元的中國首富。“富二代”在今年的榜單上格外惹眼，除了楊惠妍，還有多位少壯派企業家上榜。胡潤說沒有想到那么快就在榜單上出現了第二代富豪。“目前富豪榜上的富豪平均年齡是47.3歲，按照中國人一貫的家族傳代，第二代富豪會在今后的20年時間里陸續出現。”

　　相比普世價值，上一代的中國富豪們則更看重血脈相承。北京銀行的數十位“娃娃股東”，便是富豪們基于繼承考量下的產物。2005年，在某報刊對33名中國內地創富人物的調研中，12人選擇將產業交給“交給家族成員”，只有1人表示交給“社會救助”。從創業到守業，從地下到臺面，富二代面對著與父輩更大的挑戰：如何在陽光下生存，乃至成為與西方富豪一樣的道德典范。

　　回溯《胡潤百富榜》推出的頭幾年，第一代富豪們因為榜上有名而惶惶不可終日。首富黃光裕急忙搖頭，“胡潤把我當商品炒作”；而2005年的榜眼太平洋建設集團嚴介和則聲明富豪是個弱勢群體，“胡潤榜對我來說，負面影響太大了。”被戲稱為“殺豬榜”的百富榜為富豪們帶來了兩個不可回避的隱患：個人及家庭成員的人身安全可能遭受到的威脅，以及公眾對財富積累“原罪”的聲討。

　　2003年《中國工商》發表的一份調查表明，民營企業家最大的心愿，就是“生命安全”，“除健康以外，他們還擔心敲詐，綁架，勒索，威脅……”。1984年，全國僅發生綁架案件5起，而在20年后的2004年，公安部公布該年的綁架案件數為3863起。山西鋼鐵大王周海倉、溫州富商周祖豹，這些發生在保鏢眼皮底下的謀殺案令富豪們膽戰心驚。

　　如果說人身安全只是對生存層面的憂思，那么對“原罪”的聲討則直接拷問富豪們的靈魂。重慶力帆集團的董事長尹明善就曾經誠惶誠恐地說，自己對普通工人抱有深深的負罪感，整日如芒刺在背。中國人民大學一項統計表明，大約有60%的人相信富豪的財富通過非法手段攫取。走私販私獲利高達66億美元的賴昌星、卷入上海社保案的周正毅、集資詐騙數十億人民幣的牟其中……這些倒下的富豪讓民眾更愿意相信富人的發家致富建立在種種污點及灰色地帶上。

　　天涯一篇名為《我們就是要仇富——與茅于軾先生商榷》的博文中，網友拋出了這樣的觀點，“試想一下，我們國內沒有人仇視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之類的富豪，而偏偏仇視這些在富豪級別上要低級很多的國內富豪，為什么？”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美國鋼鐵大王卡耐基的一句名言讓眾多歐美富豪找到了退休后的人生坐標——回報社會，他們也因此得到了社會的普遍尊敬。蓋茨在遺囑中公開宣布，將把財產的98%留給慈善基金會。2006年，“股神”巴菲特宣布捐出個人85%的財產。蓋茨的父親威廉、金融巨頭洛克菲勒等巨富甚至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廣告，呼吁政府不要取消

遺產稅。“取消遺產稅將使美國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的孩子不勞而獲，使富人永遠富有，窮人永遠貧窮，這將傷害窮人家庭”，威廉在請愿書中寫到。

　　要將自己從安全與仇富的焦慮解脫出來，回饋社會是一個上上之選。按照一名溫州商人的理解，“我們只聽說過哪個四處招搖的暴發戶被殺，可是，誰聽說過一個真心誠意的慈善家被搶劫呢？”2004年以來，中國富豪為慈善做出的努力開始為人熟知，

福建彭余年大有西方慈善巨富的風范，將所有財產用于救助眼疾病人。“富二代”在這方面比他們的前輩更富有現代性：在繼承財產的同時接過慈善火炬。在楊惠妍的建議下，其父楊國強斥資千萬創辦了資助貧困學生的國華紀念中學和“仲明助學金”。

　　隨著資本市場的透明化和企業形象塑造的需要，繼續當隱形富豪似乎已不再現實。在公眾尚未對“富二代”的印象完全定性的時候，“富二代”正在花費更多精力來穩住天平的兩端：財富與社會。改變在民眾心中的灰色形象，樹立起富有社會責任感的道德榜樣，“富二代”接手巨額財富后需要須以更廣闊的胸襟直面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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