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今天,我們社會在給予演藝明星更廣闊舞臺和空間的同時,也期盼他們運用自身的影響力,為我們今天的社會提供更多的價值貢獻和更高的價值標準,而不僅僅單單試圖在商業世界上留下一些“聲音”。

　　陳曉旭出家的新聞,一如她當初在《紅樓夢》劇中成功扮演林黛玉,立時在社會各界引發轟動。如果說陳曉旭的演星身份已隨著時過境遷而顯模糊,那么李連杰、周潤發、齊秦、王菲、張國立、金城武等眾多華人演星作為佛家寄名弟子的事實,則似乎更可說明“看破紅塵”在當下華人演藝圈已成為一種普通現象。

　　事實上,相較于眾多華人演星“看破紅塵”,更有極端者“拋棄紅塵”: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灘的影后阮玲玉,絕代風華的當代影帝張國榮,都分別于25歲和46歲的年齡選擇了“拋棄紅塵”。

　　無論是“看破紅塵”,還是“拋棄紅塵”,實際上均是演星群體個體精神的一種追逐。而與這種精神皈依相反,我們發現:還有相當一大部分演藝人員,選擇了在物質生活上的張揚、縱欲,有關演星的丑聞幾乎每天充斥在各大媒體的娛樂版。

　　無論是對安謐精神世界的追逐,還是在物質生活中的沉淪,華人演星群體的比例均大大高出了社會大眾。演星人群在“天堂”和“天獄”之間的游離不定,而稀有(相對于社會大眾)扎根于世俗社會,充分證明了:相對于社會其他群體,華人演星嚴重缺乏與自身知名度相匹配的社會認知度。他們大多數還沒有形成,主動超越娛樂本身,通過更廣闊的領域對社會進步做出更大的推動,從而獲得個體價值更有力的實現。

　　演星群體對社會認知度的缺失,緣起于我國幾千年的

傳統文化。漢唐時期從事歌舞或音樂職業者統稱為“伎人”,大部分是外域作為“貢品”獻給當時朝廷的,社會地位極為低下;而元代也有“儒者排列為臭老九,其下是丐,其上是倡優”的等級制度,演藝人員是作為社會末流人員而存在的。

　　這種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狀況,直到民國時期仍未改變,梅蘭芳赴日演出就是一個明證:1919年,梅蘭芳赴日參加中國駐日本代辦公使館宴會,因傾慕梅蘭芳,日本內閣包括總理全部到場,這種規格在當時史無前例。然而,此次宴會花費的幾千元錢上報到當時民國外交部,卻得不到報銷,理由是“為了一個唱戲的請客,不值得”。

　　名譽全球的

京劇大師梅蘭芳尚且如此,可見演藝人員社會認知度缺失的傳統,在我國由來以久,這種傳統留給他們心理的慣性到今天仍未根除。雖然,當下我們一些極具進取心的演星正在嘗試著改變,他們試圖通過在商業社會的搏擊,來切換另外一

　　華人演星生財有道種社會身份。以成龍、劉德華、周星馳、劉嘉玲、周杰倫為代表一大批華人演星,正在如此進行種種商業實踐,試圖改變自身“知名度高、認知度低”的現狀,從而在更為廣闊的領域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與個別華人演星在商業領域努力超越自身相比,大多數華人演星的社會價值擔當仍然僅僅局限在娛樂本身,這與我們今天社會對他們更高層次的社會價值推動的期盼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今天這個時代,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給予他們舞臺和空間,鞏俐、張藝謀、陳道明等藝人能夠作為代表、委員，參加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會議,就是充分的證明。

　　與今天社會環境對藝人的開放和尊重相比,華人演星群體對社會更大層面的價值貢獻卻相對缺失,他們脫離娛樂之外的作為,與這個社會對他們的期盼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雖然在傳統社會長期被邊緣的歷史中所形成的心理慣性仍在表露痕跡,但是當今社會的包容與開放的程度已經給予他們更廣闊舞臺和空間,我們也期盼他們運用自身的影響力,為我們今天的社會提供更多的價值貢獻和更高的價值標準,而不僅僅單單試圖在商業世界上留下一些“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