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出生的陶榮, 可能與香港這座城市的歷史有更多的映襯之處。其父是祖籍北京的中國人, 其母是蘇格蘭人。陶榮自小出生在香港, 年少時更多地認為自己是一名香港人。而隨著香港1997 年的回歸,他現在認為自己不僅是香港人,更是一名中國人,“ 祖國” 這個詞的含義對他來說日漸清晰起來。

　　　　本刊記者/ 楊國英

　　1998 年應香港高等法院前法官嘉柏倫之邀, 青年陶榮擔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一職。除了自29 歲開始,陶榮作為亞洲第二大、國際第四大商業仲裁機構的掌舵人, 他現時還兼任著環太平洋律師協會爭議解決及仲裁委員會主席的工作, 憑其多年來向世界推廣香港仲裁服務, 并努力推廣仲裁理念, 陶榮于今年成功當選為“世界經濟論壇”2007 年全球青年領袖。對新一代香港青年, 陶榮認為“冒險、創新有余, 但耐力和堅持不足”。他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加強對青少年的培養, 教育政策不宜太頻繁地改動,注意因材施教, 并鼓勵青少年向多元化發展, 新一代香港人要“淡化商業精神, 強化人文精神”。

　　作為香港公認的新一代青年領袖之一, 在香港回歸十周年之際,《華人世界》對陶榮進行了采訪。

　　《華人世界》:1998 年,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嘉柏倫邀請年僅29 歲的您就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一職,請您談談當時的情形。

　　陶榮:1998 年, 我剛好在香港城市大學修讀仲裁及爭端解決文學碩士課程, 因此有幸認識了當時任教的前高等法院法官嘉柏倫先生及楊良宜先生。由于工作的需要和我對仲裁的濃厚興趣, 我當時經常在課堂提問并在課后向嘉柏倫先生和楊良宜先生經常請教, 因此他們對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香港城市大學讀完碩士課程后, 有一天, 嘉柏倫先生和楊良宜先生約我見面, 并邀請我共進早餐, 當時問我是否愿意致力于推廣香港仲裁。當時還談了其他許多話題, 記得印象最深的, 是問我“ 對香港的未來是否具有使命感(Committed to Hong Kong)?”

　　當然, 我當時完全不知道這是一場挑選仲裁中心秘書長的面試。之后嘉伯倫先生正式邀請我出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一職, 我經過考慮后毅然接受這份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這樣一做就是十年。

　　《華人世界》: 這是否與您較早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有關?

   陶榮: 有這方面原因, 我很早就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在學生時期我就積極參與例如參加香港啟勵扶青會,以及其他學校社團等活動。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熱心參與, 使我很受益,提高了我的組織能力、團隊意識以及責任心, 我想這也是嘉柏倫先生邀請我出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很重要的原因。

　　《華人世界》: 從事仲裁中心秘書長一職已有十年, 是什么精神或動力支持著您一直做下去?

    陶榮: 第一、是個人的興趣和對香港的使命感, 由于在工作中經常接觸合同及其他法律問題, 使我對于仲裁以及爭議解決產生濃厚的興趣, 并愿意致力于香港仲裁事業的發展。第二、香港仲裁具有遠大的發展潛力。

　　雖然在工作中雖然遇到不少的挑戰和困難, 但是中心理事會全體成員都給予我大力支持和信任。第三、香港政府也對仲裁中心的發展提供很多的幫助, 而且從不干預仲裁中心的運作,保證了中心的獨立性。種種的因素形成了背后一直支持著我的動力。

　　《華人世界》: 香港回歸與您從事仲裁中心秘書長一職差不多同一時期, 就回歸對您的工作影響而言, 這十年有什么變化?陶榮: 主要的變化是內地和香港的聯系大大加強了。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也跟內地很多仲裁機構開展了一系列的合作項目, 加強了彼此的溝通。

　　例如在2002 年中心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就聯合成立了亞洲域名爭議解決中心, 處理域名爭議案件,而且受案數量也逐年快速遞增。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 如果聯合內地仲裁機構一起向海外推廣仲裁服務, 會收到更好的效果。而我中心現正在不斷加強與內地仲裁機構的合作, 并已取得成績。

　　《華人世界》: 這些年, 您平均一年去幾次內地, 感覺內地方面關于法律仲裁方面, 與香港有何不同? 那些方面需要改進？

    陶榮: 我每年到內地的次數超過10 次, 并且隨著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 最近兩年到內地去得更頻繁。

　　就法律仲裁方面, 我認為兩地仲裁法和仲裁實務存在一定的差別, 內地仲裁主要以機構管理仲裁模式為主, 即仲裁程序必須由仲裁機構進行管理, 而香港除了可以進行機構管理仲裁之外, 當事人還可以約定進行隨意仲裁( 又稱“臨時仲裁”)。相比之下,在香港進行仲裁比內地進行仲裁具有更大的靈活性, 如果內地需要發展隨意仲裁, 必須對有關法律作出修改。

　　當然, 內地的法制建設和改革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 之后, 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法制建設和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探索和咨詢, 并根據實際情況漸進地進行改革, 而不能照搬照抄。我深信中國內地的法律制度將不斷地完善。法制建設和改革需要大量高素質人才的支持。內地政府應該注意法律人才的培養, 應該多鼓勵年輕人到國外學習然后回國服務。

　　《華人世界》: 作為香港新一代的青年領袖之一, 您認為新生代香港青年與老一輩香港人有哪些不同?

    陶榮: 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一般而言, 我覺得老一輩香港人具有鍥而不舍、迎難而上和做事按部就班、有耐心等優秀素質, 而新一輩香港人則更具冒險精神, 并勇于創新。但與老一輩香港人相比, 新一輩香港人有時表現得過于急進, 時下少數新一代香港人比較急功近利, 欠缺遠大眼光。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主要是時代背景的不同, 現時香港人面對機遇比過去的多, 挑戰比過去的大。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在2003 年經歷非典型性肺炎(SARS) 之后, 香港人從以往的著重金錢利益, 變得更有人情味, 新一代香港人學會了關心家人, 關心社會進步。

　　《華人世界》: 有一點很有象征意義, 您的事業與香港回歸幾乎處于同一個時間點上, 并且在這十年里您的事業看起來也越來越成功, 作為承接“舊香港”與“新香港”的一代人, 您認為自己肩負著怎樣的責任和義務?

    陶榮: 我認為最重要的責任和義務是“薪火傳承”香港精神, 除了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為社會服務之外,還要教育好新一代香港人, 使他們不但具有與國際接軌的學術知識, 而且擁有香港人及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

　　我本人同時也在香港多家大學院校義務出任特約教授, 講授商業法、仲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