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 王歡/文《財經》雜志

　　法國前財長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被推選為下一任IMF總裁候選人，但這一職位能否繼續由歐洲人來把持，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不確定性

　　借由法國總統薩科齊上臺后迅速累積的政治影響力和快速行動，法國前財長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 ，在7月10日的歐盟財長會議上被順利推選為下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的候選人。

　　現任總裁西班牙人羅德里戈拉托于今年6月末以“需要更多時間用于孩子的教育問題”為由，忽然提出辭職。他將于今年10月正式離任。

　　如果卡恩順利當選，他將成為目前WTO總干事拉米、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和歐洲復興銀行行長勒米埃之外，第四位身居國際經濟組織要職的法國人。

　　按照以往的慣例，如果歐盟內部就候選人達成一致，推出的人選就穩操勝券了。不過，此次卡恩的前途卻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英國及其他一些IMF發展中成員對繼續由歐洲人執掌IMF的慣例提出了挑戰和質疑，其中，英國新任財長達林(Alistair Darling)在歐盟財長會議結束之時，毫不掩飾其失望情緒。雖然不否認卡恩是個合格的候選人，但達林認為，IMF總裁一職應該考慮向來自亞洲和南美洲的候選人開放，而不是由歐洲人繼續擔任。

　　各方的壓力促使IMF執行董事會于7月12日發表公開聲明，表示將在8月31日之前敞開推舉候選人的大門，“不限國籍”、采取“開放和透明”的方式，選出新的總裁。

　　不久前，在一片是否應該繼續由美國人來領導世界銀行的爭議聲中，美國總統布什成功地讓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接替因“女友門”丑聞案辭職的沃爾福威茨出任世行行長。其間，歐盟心照不宣的支持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卡恩能否“如法炮制”，不僅將決定IMF的機構改革方向，也決定歐美長達60多年對世界銀行和國際

　　合法性危機

　　1945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初的目的是加強成員國貨幣政策協調，避免競爭性的貨幣貶值，致力于穩定國際貨幣體系。從一開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控制權就被牢牢攥在歐美國家手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歐盟和美國之間有著一個默契的“君子協定”：世界銀行行長由美國人掌控，IMF總裁則由歐洲人把持。

　　IMF的資金主要來自成員國加入基金組織時認繳的份額，因此與其他一般國際組織“一國一票”的情況有所不同，IMF現行籌款、投票及決策等機制為“一美元一票” ，成員之間并沒有事實上的平等權，美、英等大股東對IMF有著絕對的控制權。

　　這種制度在金本位時期尚有其合理性，而隨著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新興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額中的分量正逐年加大，傳統的IMF決策機制已明顯不合時宜。

　　“IMF面臨著合法性和信譽的危機。”位于華盛頓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艾德文杜魯門(Edwin M. Truman)向《財經》記者表示，“IMF被歐洲人和歐洲思維操控了太長的時間，除非這一狀況能在較短未來得到改變，否則IMF將無法重新獲得在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中心的合適位置”。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不斷抱怨IMF不足以代表其本國意愿、IMF在接受發展中國家意見建議以改進IMF工作上缺乏氣度，因而紛紛質疑IMF的合法性，對其興趣和依賴也在逐年變淡。

　　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IMF為東南亞國家開出的藥方廣受詬病。所有的亞洲金融危機受害國在等待IMF貸款時，都被迫接受了要求其加快私有化以及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政策條件。

　　目前許多拉美國家如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紛紛提前償清了IMF的貸款。有關數據顯示，IMF目前的貸款總額只有350億美元，跌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IMF甚至出現了貸款利息收入還不足以維持其正常運轉的危險。

　　“分兩步走”改革方案

　　雖然近年IMF在諸多爭議和壓力下做出了向非歐美國家開放總裁職位競爭通道的努力，但是相比其他一些國際組織，IMF在挑選總裁方面的改革進程仍明顯滯后。

　　世界貿易組織在2005年挑選總干事的過程中，遵循了世貿總理事會在2002年12月達成的關于選舉總干事問題時間表和競選秩序，來自歐洲的候選人拉米同其他三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候選人公開角逐總干事一職，最大限度地抵消了選舉過程可能帶來的沖突和異議。而聯合國的各個下設機構，比如聯合國開發署、聯合國難民事務署的負責人的產生辦法，都正朝著更加透明公開的方向改革。

　　IMF理事會和世界銀行曾于2001年授權兩個工作組起草了一份關于如何挑選世界銀行行長和IMF執行董事會總裁的報告。這份報告雖然勾畫了挑選這兩大機構最高代表的過程應該更加公開透明的愿景，但是也沒能直接觸及徹底終結美歐“雙壟斷”的傳統。在IMF2004年挑選拉托擔任總裁、世行于2005年挑選沃爾福威茨以及今年挑選佐利克的過程中，這份報告所作出的有限承諾也未得到切實履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認為，改變目前歐洲人獨攬IMF總裁局面的根本之道，還在于觸及IMF的份額改革——這一支撐IMF體系架構和維系IMF運作的基石。

　　按道理，成員國繳納給IMF的份額應主要反映成員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規模：一國以產出表示的經濟規模越大，它的貿易額越大且越波動，它的份額就趨向越大。IMF內部治理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成員國投票權的不平衡，以及在執行董事會中的代表席位不平衡的問題。而這兩大問題，直接和成員國在IMF的份額分配未能如實反映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有關。

　　2004年拉托上任后，提出了“分兩步走”的改革方案，第一步給份額低估最嚴重的少數國家特別增資；第二步是修改份額計算公式、增加基本投票權、改革總裁遴選程序、改變執董會的結構和規模等。

　　2006年IMF在新加坡召開的年會上，通過了對中國、韓國、墨西哥、土耳其四國的特別增資方案。通過增資，中國在基金組織中的份額從2.98%上升到3.75%。

　　“拉托的改革是頗具建設性的。”杜魯門研究員向《財經》記者分析說，雖然IMF治理結構改革的進程仍顯緩慢，但這也是因為基金組織內部成員國多方利益糾葛所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0余年的歷史中，沒有任何國家主動大幅降低原有份額。以減少歐美國家在基金組織中份額的方式來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份額，顯然是不現實的；按此邏輯，為了稀釋IMF大股東的份額和影響力，目前惟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提高IMF的總份額，以新的平衡來代替舊的平衡。

　　IMF成立之時，規定了IMF需要每五年修訂一次基金總份額。目前IMF理應進入第13個基金總額修訂周期，但卻遲遲未能開展相關工作。IMF加強其內部治理開放和透明性的努力除了需要解決由份額分配改革的遲緩和不平衡的問題，還迫切需要解決目前執行董事會中代表席位不平衡的問題。

　　目前，IMF執行董事會由24名執行董事構成，代表184個成員國。IMF的五個最大股東(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在執行董事會擁有完全席位，其他19個執行董事需由各組國家(稱為選區)選舉產生。

　　目前，歐盟國家總共占據了IMF執行董事會中的10席，比例高達42%。由于執行董事會在挑選IMF總裁方面擁有最終決定權，改變現行歐洲人獨占總裁職位的現狀，還有賴于改變IMF執行董事會中歐盟席位比例過高的現狀。

　　對此，杜魯門研究員建議應對執行董事會的席位進行徹底重新分配，合并歐盟席位以此來減少執行董事會中歐洲成員國的數量，而這一改革成功的關鍵，取決于歐美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席位減小實際上有助于提升歐盟在IMF內部的凝聚力。

　　由于拉托的突然辭職，IMF的第二階段改革——即在2008年底之前改革執行董事會、提高低收入國家在基金組織的參與和發言權——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

　　“拉托的離開不會令IMF改革變得更加容易。”德國財長施泰的看法，代表了目前國際社會對拉托提前離職后IMF改革前景的普遍擔憂態度。

　　不過，就目前來說，各界關注的焦點是，在8月底的期限到來之前，其他成員國能否提出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