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人的交接，意味著兩種經營模式的碰撞。父輩崛起于經濟相對封閉的時代，在他所創建的企業里，他擁有絕對的權威。也就是說，他不受董事會的左右，可以漠視市場的短期效應，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傾押賭注，并在必要的時候做出大膽的決定。

　　和他們天才的父輩不同，亞洲家族企業的下一代往往在歐美的高等學府接受教育。那里的教育灌輸的是最好的管理經驗以及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游戲規則。此外，盡管受過最良好的訓練，新一代的管理者卻無法洞悉政治的玄機，更無法像他們的父輩那樣長袖善舞。“他們的父輩與政治人物一起成長，一起生活，”《亞洲教父》一書的作者喬·史塔威爾認為，這種經驗“不是你在哈佛可以學到的”。

　　其實，這些并非只有亞洲家族企業需要面對。曾幾何時，歐洲和美國的很多家族也面臨交出企業管理權的問題。一些曾經的家族企業都完成了這一過程，比如20世紀崛起的家族企業福特和通用公司，后來都成為國際知名的大公司。美國億萬富翁巴菲特曾將家族企業的父子傳承比做“讓2000年奧運游泳冠軍的兒子去贏2020年的游泳比賽”。這一說法，對亞洲家族企業的傳承同樣適用。　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