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煤炭工人出身的大學生。上世紀80年代初即成為“中國煤炭進出口集團公司”的駐日談判代表。他參與和見證了煤炭市場三十年從興到衰、從衰到興的轉換史，以及這期間中日煤炭談判的博弈史。他的妙招曾經讓一家著名煤炭企業打入最挑剔的日本煤炭市場。對于時下激烈交鋒的中日煤炭談判，他始終堅持認為，中國煤炭生產企業“自我強體”不在于“話語權的爭奪”，而在于“市場用戶的信任”

　　-本刊記者 曹開虎

　　“我這一生幾乎都與煤炭打交道，我希望煤炭行業能夠健康發展下去。”6月中旬，黃騰這樣對《國企》說。

　　他這樣表達的一個背景是，2007年5月下旬，國際能源市場氛圍日趨緊張，此時，中日之間的煤炭窗口企業代表，互相造訪的頻率也明顯加快。與往年迥異，由于中方堅持大幅提高煤價，已發展至第六屆的中日煤炭長協項下的2007年度談判一度陷入僵局—這與中國正在施行的能源政策有關：由于國際能源形勢的變化，中國開始鼓勵煤炭進口，進而取消煤炭出口退稅。

　　日方代表絲毫不理會這些，與中國企業談判未果后，沮喪地回到了國內。中方企業隨對方代表奔赴日本，又開始為期數日的談判。數日后，從東京傳來利好消息，僵局被打破，日方代表將動力煤價格定在67.9美元/噸—這讓雙方二十年煤炭貿易以來的最高價格紀錄作古。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黃騰正坐在家里的沙發上，心中有些不是滋味。盡管他曾作為中方窗口企業負責人，參與中日煤炭長協談判十余年，這樣的結果仍舊讓他有些驚訝。

　　“我不知道該為中方企業高興還是難過。”已近花甲之年的黃騰說，“現在煤炭市場好，表面上看，企業可以大賺一筆，可一旦市場滑坡，失去信譽，該怎么辦？”

　　如今，黃騰是北京長貿咨詢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仍然沒有脫離煤炭的大圈子。現在，他對于人生的全部理解，就是安靜地思考，同時“趁自己還能走得動路，為中國煤炭行業的國際化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算起來，他在煤炭業已浸淫了四十年。

　　光榮的煤礦工人

　　1968年8月5日，清晨，天空陰郁而沉悶。

　　北京西直門火車站的站臺上，學生模樣的人逐漸多了起來。西行的列車準點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啟動了。車內的全體乘客在廣播喇叭的指揮下站了起來，面向車尾的東方，掏出隨身攜帶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開始了“早請示”。

　　這趟列車承載著256名高中畢業生。他們來自北京市東城區各中學，全部身著那個時代特有的衣服。在那個特殊的歲月里，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到門頭溝挖煤。

　　“那個時候，大家都引以為榮，挖的煤越多，越覺得驕傲。社會對‘煤黑子’的身份評價很高。”回憶那段青澀的歷史，黃騰有些激動，“但是到了煤礦以后，發現自己上當了，因為境況并沒有他們事先描述的那樣好。”

　　盡管如此，這些年輕人還是不敢輕言放棄，唯恐別人將自己驅出無產階級之列。

　　“我們到煤礦的第一天，入礦安全教育是從學毛主席著作開始。至于如何采煤，采煤時應該注意些什么，等等，都一概未提。”

　　“培訓的時候，一位老工人來講課，他不識字，背了一段最短的毛主席語錄后，前言不搭后語地說了許多話。最后一句總算讓我們聽明白了：‘井下活茬兒危險，別亂跑，別睡覺，干活兒長點兒眼！’”

　　“就這樣，規程就算學完了，安全教育也算進行過了，只等第二天開始下井上班！憑良心講，老工人最后的一句話雖然不是長篇大論，但還真重要，我們之中不少人就是忘記了老工人的這句話，才為此付出鮮血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就在這種與自然界的殘酷接觸中，黃騰僥幸地度過了十一個春秋。他的命運隨著高考的恢復而陡然發生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末，黃騰一邊在王平村煤礦做工人，一邊復習功課。

　　一個晴朗的冬日，呼嘯的北風瘋狂地掃蕩著礦山，吹得黃騰把滿是油污的破棉襖在身上裹了再裹，然后用條草繩攔腰剎住。

　　那個冰天雪地的上午，50封大學錄取通知書被送到了王平村煤礦，這其中就有一封屬于27歲的黃騰。黃騰用沾滿油污的手接過了錄取通知書，信封上印出幾個黑黑的油指印跡。

　　約摸一個星期后，他開始辦理離礦手續。時間已匆匆躥至1979年。改革開放的春風慢慢拂遍祖國大地。

　　十一年的礦工生活，在他的生命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跡，同時也在冥冥之中決定了他今后的事業方向。

　　“十多年來，就是同事們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從死亡危險的邊緣拉了出來，就是他們手把手地教會我采煤、機電等方面的技術。”那些被埋在煤礦下的同事，在黃騰的記憶中揮之不去，“我和煤礦工人的感情深到別人無法理解的地步，與一起參加戰斗的戰友沒有區別。”

　　十一年的基層煤礦工作經驗，給他今后的工作鋪平了道路，同時讓他在煤炭行業景氣的時候，始終能夠發現問題和暗礁。

　　1979年的冬天，因為已滿八年的工作履歷，黃騰帶著工資，順利進入北京外貿學院分院日語系學習，也就是如今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發現”日本市場

　　1983年2月，大學畢業后，黃騰被分配到了王平村煤礦總部——北京礦務局。

　　當時北京礦務局的工作之一就是為中煤進出口總公司組織煤炭出口。1982年，中煤集團的前身——中國煤炭工業進出口集團公司，拿到了煤炭出口權，開始大量招聘人員。因在大學里學了日語專業，黃騰1984年順利進了中煤公司。

　　黃騰起初在中煤公司的綜合計劃部，負責管理項目的外匯使用與報批。因為當時公司里的人對外匯都非常陌生，他恰巧在大學里學過，就被分配到此。

　　約摸一年后，因為一位工作人員到期，中煤公司駐日本代表處缺少人手，精通日語的黃騰順理成章地被公司委派接任。

　　他沒想到，這次決定竟然讓他的煤炭事業延續至今。據黃騰回憶，20世紀80年代，中煤公司駐日代表處事情并不多，起初，中煤公司的工作人員所做事情主要是設備引進。由于國內煤炭的開采設備太落后，當時，中國從國際市場上引進了200套綜合采煤機械，其中日本市場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黃騰在日本的那幾年，正好趕上80年代末。由于此前國際煤炭市場價格暴漲，國際資本開始大量進入煤炭行業，隨著一批新煤礦的大規模開采，國際市場上的煤炭價格逐漸回落到正常水平。

　　由于中煤駐日代表處的工作比較輕閑，黃騰開始利用業余時間做起煤炭貿易。“剛開始的時候，駐日代表處不做具體貿易工作，因為容易惹麻煩，不過貿易這種東西做起來的確容易出事。后來抓住一個機會，我放棄個人利害顧及，就開始做了。”彼時的黃騰，對于日本的能源市場已經非常了解，“我就給中煤公司總部打電話，告訴他們日本這邊有市場。”

　　那段時間，國內的煤炭企業也在尋找出路，因為國內煤炭價格并不高。“總部接到我的電話，非常高興，一下子就組織了5000噸煤炭。”回憶起那段日子，黃騰自己都不敢相信事情竟然那么順利。

　　也許事情太過順利，就容易出問題。讓黃騰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那筆交易前后總共花了14天時間，“當煤炭運到日本港口的時候，日本用戶高興得不得了，他們說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好的煤炭。”

　　但是，當煤炭在日本港口卸貨的時候，日本用戶沮喪地發現這批煤炭并非表面上看得那樣好，港口到處煤塵飛揚;他們還發現，這批煤炭非常軟(可磨指數HGI值極高)，雜質特別多。

　　“日方代表就打電話給我，讓我無論如何也得去趟現場。”由于是第一次做煤炭貿易，黃騰對此并不太了解，“他們就將煤炭攤在了港口上，用一臺磁力吊車在上面來回地吸，竟然吸出了100多公斤的破鐵。”而日本對進口煤炭質量的要求全球市場上是最高的。

　　在黃騰看來，作為一筆貿易，第一批單子還是成功的，失敗的只是煤種而已。因為日本的煤炭市場需要量仍舊很大，他繼續讓中煤總部在國內尋找質量好的煤炭。

　　“我苦心做了許多工作，日本公司才答應過來考察。”黃騰對那個細節記憶尤深，“日方考察后才放心，于是河南鶴壁的煤炭就被推廣出去了，后來山西長治的煤炭也緊接著開始出口。”

　　黃騰還不甘心，因為當時蘇聯煤炭在日本占據頗大的市場份額。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開始鬧解體，“我們就利用這個時機，一下子占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從此，國家就把半無煙煤的出口權下放給了中煤駐日代表處。”

　　“賣煤炭就是賣聲譽”

　　1990年，任期滿后，黃騰歸國，繼續留在中煤公司，由動力煤出口的負責人逐漸升至煤炭出口部部長，全權負責中國的煤炭出口事宜。

　　剛剛回國，黃騰就遭遇了一個棘手的事件：日本電力公司在進口的大同煤里發現大量的雷管，根據國際貿易規則，日本十大電力公司聯合起來向中方索賠15億日元(當時相當于1500萬美元)。黃騰開始在日本和中國大陸之間來回做工作，終了以6000萬日元(當時相當于60萬美元)抹平此事，“大同那邊特別高興”。

　　“一方面是因為我在日本認識的人多，同時最重要的是懂得別人的心理。因為日方企業并不是想整死某個中方企業，而是認為‘這么點事情，你們怎么處理不好啊’。”黃騰說，這次糾紛給中國煤炭企業活生生地上了一課，同時提出了一個要求——管理，對于煤炭質量必須嚴格把關。

　　黃騰回國后的第三年，大同煤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已經跌至35.9美元/噸。兗州煤礦也開始開拓海外市場。

　　“兗州煤礦當時就打算走上市之路，我就向兗礦的領導建議，如果你打算上市，首先得把煤炭質量搞上去。因為只有你的煤炭進入日本，才能說明國際市場看好你的煤炭。”黃騰給兗州煤礦的建議在數年后果然應驗，“當時大同煤的雜物含量是兗礦煤炭的十倍左右。”

　　按照當時日本市場的常規，一個中國煤礦從開始談判，到大規模成交，周期一般要三年時間。兗礦正巧趕上一個機會。日本當時有個中部電力公司，擁有三個70萬千瓦的機組。因為這家公司肇建之初，黃騰就一直與其緊密聯系。這家電力公司考察完兗礦后，一下子就訂購了七八十萬噸。此后，中國出口日本的煤炭，逐漸從山西轉移到了山東。

　　兗礦人還未來得及高興，問題便接踵而至，因為煤炭中一般的雜物都被解決了，木削卻依舊存在。黃騰對日方用戶心理了如指掌，“我給兗礦提了一個建議：洗煤的時候，找幾個人在旁邊撈雜物，結果馬上就改進了。”

　　日方用戶對此非常驚訝，竟然派了代表前來參觀，看見兗礦用人工撈雜物時，倍加感動。在他們看來，這種人工的方式雖然原始，卻非常實用。“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家認為你把用戶切實放在心上。”黃騰的建議給兗礦帶來巨大的收獲，兗礦的聲譽在日本市場一下子提高了。

　　黃騰曾經對兗礦的人說，“你們現在上市，其實不是在賣煤炭，而是賣聲譽”。他一直認為，市場不好的時候，企業收獲名譽，市場好的時候，企業再賺錢。隨著煤炭市場的景氣，許多煤炭企業借助一些理由，“珍惜”資源，減少出口，等于損害自己在國際市場上的名譽。

　　“精悍強于規模”

　　2002年黃騰主動退休后，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北京長貿咨詢有限責任公司，立足的行業仍舊是伴隨自己一生的煤炭。

　　如今，黃騰是煤炭行業名副其實的專家。每天，他都可以接到許多關于煤炭的咨詢電話。這與他的真知灼見不可分割——因為從事近40余年煤炭事業，體會了十余年的基層礦工生活，他總是能夠一針見血地直指煤炭行業的本質問題。

　　但是固執的他仍舊堅持犀利下去，在他看來，現在中國煤炭生產企業剛剛有了點錢，個別企業就在“大集團化”的幌子下開始了“跑馬圈地”式的瘋狂“擴張”，把好不容易得來的金錢，花在買地、買礦上。

　　從表面上看，企業規模擴大了，從業人數增加了，各種統計數字扶搖直上，“政績”顯示良好。但實際上，在瘋狂“擴張”的同時，領導班子更加臃腫，各方利益更難平衡，企業內部的信息傳導減慢，正確的方針、決策難以貫徹。

　　黃騰認為，在“大集團化”的進程中，煤炭企業沒能降低成本，為社會提供更加便宜的煤炭產品，相反，企圖依靠“大集團化”的力量，實施“壟斷價格”，煤炭生產企業缺乏在市場經濟中競爭的真正實力。

　　“實際上，煤炭生產企業的強弱不完全在于規模大小，而在于‘精悍’。”黃騰說，如果現在中國煤炭生產企業能夠利用經濟較好的大環境，把賺來的錢，首先用在支付多年安全生產方面的欠賬，以提高煤炭生產企業的運行安全；其次用在礦工、基層干部的文化、知識、技能、管理方面的培訓，提高煤炭生產企業的勞動力品質，那么，企業就會真正走上強體之路。

　　黃騰簡歷

　　●1968年8月—1979年2月北京礦務局王平村煤礦工人

　　●1979年2月—1983年2月就讀于北京外貿學院分院日語系(現對外經濟貿易 大學)

　　●1983年2月—1984年4月中煤公司北京分公司經理

　　●1984年4月—2002年1月在中煤集團負責煤炭出口貿易

　　●2000年以自身的經歷著有《黑色的火焰》一書

　　●2002年至今創辦北京長貿咨詢有限責任公司，任總經理

　　背 景

　　中日煤炭談判史

　　黃騰始終認為，中國煤炭生產企業的“自我強體”在于“市場用戶的信任”。這種狀況與上個世紀80年代境況相仿。彼時，中日LT貿易(中日長期綜合貿易)項下動力煤交易的大同煤FOBT價格(賣方負責將貨物裝入船艙并支付平艙費用為條件的價格，是離岸價格的變形價格術語之一)，從1979年的28.20美元/噸，逐年大幅度上漲，到1982年已達到55.44美元/噸。

　　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等煤炭資源缺乏、煤炭進口數量大的國家和地區，開始向煤炭資源豐富的

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進行長期、大量的投資，加強煤炭資源的開發力度。正是這些巨額的投資，使世界煤炭的生產能力迅速增加，快速地彌補了世界煤炭供不應求的缺口，價格進而恢復到正常水平。

　　2000年，中日LT貿易項下動力煤交易的大同煤FOBT價格，跌至26.93美元/噸的低谷。作為中國煤炭出口的窗口企業，中煤公司派代表到日本進行艱難地游說。

　　“日本的用戶不肯接見我們，我們就在東京的街道上等，連旅社都不敢回，身邊沒有什么錢，不敢去咖啡店。”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如今回憶起來，黃騰仍覺得有些酸澀。盡管如此，煤炭價格并不能因為他們的努力，而有所回升。國內眾多企業因此一蹶不振，甚至瀕臨破產的邊緣。

　　“目前的世界煤炭市場與1982年的世界煤炭市場有著同樣驚人的相似。如果再考慮世界經濟周期的變化因素，中國煤炭生產企業難道不應未雨綢繆么？”面對目前高企的煤價，黃騰毫不掩飾自己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