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9年，當“同仁堂”的匾額在京城那間小藥室里掛起來的時候，一定不會有人想到，從這里傳出的搗藥聲在京城的上空飄蕩300多年后依然清脆。北京同仁堂久負盛名，載譽達300年之久，真可以說是中國藥業史上的一個奇跡。同仁堂研制的幾十種中成藥已是世界名藥，以致很多外國人遠涉重洋，專門到北京前門外大柵欄同仁堂樂家老店來購買它的藥丸。

　　從樂家老鋪到同仁藥室

　　明朝永樂年間，樂家的祖先樂良才挑著擔子從寧波來到京城，走街串巷，搖鈴行醫。后來經營起藥鋪，取名為“樂家老鋪”�？滴醢四�(1669年)，樂家的四世祖樂顯揚將樂家老鋪改名，取鎮堂之寶“銅人”之諧音“同仁”二字創辦了同仁堂藥室。

　　樂顯揚，人稱尊育公，在清康熙年間曾任太

　　他的兒子樂鳳鳴繼承家業，在總結前人制藥經驗的基礎上，又收集大量的宮廷秘方、民間驗方和祖傳配方，編成了《樂氏世代祖傳丸散膏丹下料配方》，這就是同仁堂的傳說故事中經常提到的“秘方”。在該書的序言中，樂鳳鳴提出“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訓條，這兩句話后來對同仁堂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深遠影響，成為此后每個同仁堂人必須信守的“圣經”。

　　同仁堂開設后，由于名氣很大，在清朝雍正年間(1723年左右)開始供奉御藥房。起初只是供奉藥材，后來又得到了派人進宮指導御藥房制作成藥的待遇。自雍正年間起，皇家同意預領官銀并屢次特許同仁堂增調藥價，自道光17年以后更“恩準”按市價核算。

　　除經濟上的支持外，更有政治方面的支持。乾隆七年，樂家六世樂禮由于經營不善和市場藥價日增，欠下大量官債和私債，只好奏請告退官藥。于是，乾隆不僅準其增調藥價三分之一，而且特派內務府官員臨辦官銀官藥，彈壓同仁堂的一切私債。

　　同仁堂的中興

　　自雍正元年之后的188年里，樂家幾代人一直小心謹慎地為皇宮供藥，但卻因為經營不善，加之乾隆18年(1753年)的一場大火，同仁堂開始走向衰落。雖然蒙乾隆“垂憐”，命令發還火場地基，并每日給樂家孤兒寡母千文銅錢作為生活補助，但同仁堂則由官方出面招商接辦，允許接辦人使用樂家老鋪招牌，樂家則以鋪東名義坐收2分紅利。后來同仁堂由樂家姻親張家出面接辦，形成樂家鋪東，張家藥商的局面。但張家仍未能扭虧為盈，同仁堂樂家又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與二十一名股東簽署了典契，開始實行股份制，共47股，籌得資金43800兩，但樂家只有半股(500兩)。直到樂家第十代傳人樂平泉的出現，樂家同仁堂才重新名振京城。

　　樂平泉字清安，號印川，生于嘉慶十五年(1810)，卒于光緒六年(1880)。道光11年(1831年)，21歲的樂平泉成了同仁堂的鋪東。此時，同仁堂已典給朱姓經營。而所謂“鋪東”，不過是每天可從同仁堂領取五吊“字號銀”，對同仁堂沒有任何支配權。

　　道光14年(1834)，朱姓因經營虧損，負債外逃。樂平泉很想趁機收回，但因缺乏資金，只好又典給慎有堂張某和董啟泰去經營，自己拿了點錢在同仁堂附近的鮮魚口另開了一個“廣仁堂”小藥鋪，出售自制藥品積累資本。憑借他是樂氏后代，前來購藥的人越來越多。

　　而當時同仁堂藥鋪的經營者董啟泰卻日益感到“廣仁堂”藥室的威脅，有意與樂平泉合作。于是，樂平泉關閉了藥室，將自行配制的藥拿到同仁堂代賣，賣出的錢按比例分成。至此，樂平泉邁出了收回同仁堂的第一步。

　　四年后，樂平泉配制的藥越來越暢銷，所得提成自然越來越多，董啟泰漸感無力支撐，便想把同仁堂藥鋪歸還給樂家自行掌管。這正是樂平泉所希望的。道光23年(1843年)秋，同仁堂的經營權在外姓人手中流落了90年之后，終于又重新回到了樂家人的手中。此后，樂平泉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同仁堂藥鋪的經營中去，事必躬親。

　　理家治店

　　重振祖業的樂平泉無疑成了樂家老鋪同仁堂繼往開來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銳意經營下，將外股全部收回，債務清償，并將國藥從宮廷普及到民間。樂平泉很有一套理家治店的手段。首先，同仁堂是前店后廠，樂平泉確立了一套“自東自掌”的管理制度，一切不假手于外人，從稱藥到配藥，都要親自監督；購買藥材也要親自經手；嫁到樂家的婦女，都要參加包金裹藥的工作，這種做法把樂氏家族的命運與同仁堂的興衰緊密地聯結起來，構成了同仁堂家族式經營的一大特色。

　　同時，樂平泉還精研新藥，廣求治病之方。在樂平泉主持同仁堂期間，所增藥目不下百十種，其中，就有著名的虎骨酒、安坤贊育丸、益仙救苦金丹、八寶藥墨、如意長生酒等。這些新藥大大豐富了同仁堂的傳統藥目，其中有些品目至今仍是同仁堂的名牌產品。

　　官家護身符

　　樂平泉不但精于醫藥，還工于心計，善于經營。同仁堂本來就是依靠供奉御藥起家的，晚清時節，慈禧索性下詔，讓同仁堂直接為宮廷制藥，就連自己服用的牛黃清心丸和烏雞白鳳丸都是由同仁堂制作的。

　　樂平泉明白同仁堂與清代宮廷和官府的關系，因此他首先施展外交手腕，拓寬與宮廷及官府的來往，上至皇親國戚、內閣軍機、各部院，下至順天府各衙門及普通兵卒，無不交往密切，擴展業務。據殘存的樂平泉來往信札，即有官府18處、官員239人，可見其交往之廣。為了便于和官府交往，他在咸豐四年(1878)捐了個四品候補道，后來更捐了個從二品頂戴，成為形同督府大員的“紅頂商人”。按例捐官是不準納為二品的，即使是空頭頂戴也不行，但他卻做到了，由此成為商人中的特殊人物。有了頂戴，他與官府的關系更緊密了，獲得了種種特權。如在道光時，樂平泉獲準官藥價格隨行隨市。這條規定為樂家開通了發財致富之路，經營官藥從此不但不賠，還保證能獲取巨額利潤。

　　有了承辦官藥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資本雄厚、名望卓著，同仁堂迅速執京城藥業之牛耳，并在周邊地區形成了較大影響力，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曾多次擔任京通衛幫會首。當年的祁州(即現在的安國縣)藥市作為我國長江以北最大的中藥材集散地，年交易額多達2600多萬銀元，每年“春五秋七”兩季交易市場都要等同仁堂到場后方可正式開盤。據說有一年寧波幫銷售白術，沒等同仁堂到會就自行議價賣出，結果同仁堂開出的價格大大高于寧波幫的賣出價，追悔莫及的幫主為此大病了一場，從此發誓再也不莽撞行事。

　　同仁堂之所以能壟斷祁州藥市200余年，一方面是其在業界的影響力，僅藥材的購入量，一般客商就無法與同仁堂比擬，一種細料，同仁堂的采購量就能占全部成交額的90%以上，大大超過其他客商若干倍。一方面則在于同仁堂“不怕價高，但求貨好”的采購原則，同仁堂掌柜的戴著老花鏡逐個挑選，用手一摸大黃，瓷實的要，帶泡的不要；選細料要最好的，下腳的不要；麝香買懷幫杜興的“杜字”麝香……同仁堂除了到全國大量采購上好的犀角、朱砂、牛黃、麝香、虎骨等藥材外，還專程去東北采購野山參、鹿茸，進口藥材則跑天津、上海等地采購，所以同仁堂制作出來的丸散膏丹總是品質上乘，藥效顯著。這種寧缺勿濫的做法一直延續至今，現在同仁堂仍堅持選用“地道藥材”：人參用東北吉林的，蜂蜜專用河北興隆的，白芍用浙江東陽的，大黃用青海西寧的，就連處方規定16頭人參，也決不用32頭小參頂替，從而保證了同仁堂的聲譽經久不衰。

　　宣傳得當

　　為了擴大同仁堂的影響力，樂平泉利用各種場合開展宣傳活動，真可謂用盡心機。如全國舉子赴京會試時，他派人到各地會館向全國舉子免費送去時令藥品，這個宣傳花費不多卻效果顯著。很快，同仁堂的藥物和名聲就隨著舉子們返鄉傳播到了全國各地。據說同治皇帝的老師李鴻藻，考取進士之時，就曾得到過同仁堂贈送的羚翹解毒、牛黃清心和萬應錠等四季應時之藥。也就是因為如此，所以朝廷所屬的各個院部衙門都和同仁堂保持著一定的關系，不少中央衙門的官吏都是同仁堂的老主顧。直至民國年間，京城內的不少王府還在同仁堂留存記帳折子，同仁堂長年供應府中用藥。

　　樂平泉還廣做善事，冬天為貧苦百姓開粥廠，夏天則送暑藥；他還舉辦義學，舍施棺材，使同仁堂及老樂家被廣大勞苦人民交口稱贊。當時在北京城每年要挖城溝清淤，樂家又利用這一機會，在四面城門開溝的地方設立 “溝燈”。每當夜幕降臨，寫有“同仁堂”三個大字的紅燈籠就高懸于城溝之前，這既方便了行人，又能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為同仁堂樹立了積德行善的良好口碑。每年藥王生日，樂平泉必要出來主持慶祝，唱戲酬神，取得了藥業領袖的地位。

　　根據過去店里著火的教訓，樂平泉在同治六年(1867)出資購買先進的德國水車和消防器材，辦起同仁堂普善水會。還制作了水會大旗和印有同仁堂“普”字的救火衣裝，并設置大銅鑼一面，遇有火警，以打鑼為號，前去撲救。鄰近街坊發生火災，他們都主動救助，深受稱贊。至今，那面大銅鑼鼓仍是同仁堂制藥廠的備用報警工具，銅鑼上的“普”字清晰可見。

　　光緒14年(1888)臘月十五日，皇宮貞度門失火，央及太和門和庫房。當時宮內水龍噴水達不到太和門的高處，這時同仁堂的救火隊趕到，用德國水龍噴水，水柱直達高處，終于將烈火撲滅。慈禧得悉后大喜，傳令嘉獎，并封同仁堂普善水會“小白龍”稱號，從此同仁堂更是名揚京師。

　　其實早在創業之初，樂顯揚就給同仁堂定下了“濟世養生”的創業宗旨，并把中醫中藥作為一種效力于社會的高尚事業來做，把利益融入“濟世養生”之中，在為患者治病服務的過程中取得應有的利益，正是同仁堂之所以能由小到大、聲名遠播的秘訣之一。

　　同仁堂的老樂家有了權勢，生意越做越大，樂家的財產也越來越多。過去樂家困難時，得到皇家支持，清末朝廷內憂外患，財政十分拮據。自光緒元年直至清朝被推翻，同仁堂為宮廷墊去藥銀18萬7千兩和制錢23萬吊，眼看清廷無力償還，樂家竟然大大方方地自愿將如此大數目的藥銀一筆勾銷，由此可見老樂家自樂平泉中興以來的富裕程度。

　　而樂平泉所采取的廣交官府、廣籌資金、拓寬影響、理家治店和精研新藥的五大舉措和思想方式貫穿于晚清百余年，甚至延續到民國，直至北京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