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童

　　聯合貸款風波再起。據財新報道，近日有自媒體稱，上海銀保監局窗口指導各家商業銀行，要求互聯網資產必須清零，最長不超過兩年。針對此事，財新向上海銀保監局求證得到回復稱，近幾個月確實就聯合貸款給過銀行窗口指導，對于要求兩年內清零的說法，上海銀保監局方面則表示不便回應。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中央層面尚未針對聯合貸款出臺全國統一的規范性文件，但今年以來已有不少地方監管部門為聯合貸款劃出紅線。

　　多地監管劃紅線聚焦風控

　　所謂聯合貸款，是指商業銀行與其他具有放貸資質的機構聯合發放貸款。在聯合貸款模式中，商業銀行通過與互聯網金融機構等第三方機構合作，可以拓展業務場景、增加客戶流量。第三方機構則可以通過與銀行合作獲得低成本的資金來源。

　　以互聯網消費金融平臺360金融為例，與其合作的金融機構就包括工商銀行、民生銀行、華夏銀行、渤海銀行、云南信托、蘇寧金融、天津銀行、南京銀行等。

　　從出發點看，聯合貸款是雙贏的合作，但在實際操作中，仍然存在風險隱患。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認為，在已有的聯合貸款模式中，存在風險分擔比例在金融機構與助貸或聯合貸款機構之間劃分不合理的情況。有的金融機構作為全部出資人但并不承擔信用風險，也未參與到貸款的風險管理環節中，這就容易造成金融機構的風控喪失，完全依靠外部服務機構而失去自身發展。

　　在地方監管部門發布的針對聯合貸款的文件中，風控環節也成為重點聚焦的領域。

　　上海地區的監管部門早在2018年4月就下發《關于規范在滬銀行業金融機構與第三方機構合作貸款業務的通知》，明確各機構需獨立完成貸前調查、貸中審查和貸后管理工作，不得將客戶風險評估等委托外包給合作平臺完成。

　　浙江銀保監局今年1月也下發《關于加強互聯網助貸和聯合貸款風險防控監管提示的函》明確指出，部分銀行開展互聯網聯合貸款業務不夠審慎、合規，并要求不得將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環節外包，不能異化為單純的放貸資金提供方。

　　北京銀保監局也于10月印發《關于規范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類業務及互聯網保險業務的通知》指出，銀行合作類產品及業務模式應經總行審批，不得將貸款“三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環節外包給合作機構。

　　此外，通過開展聯合貸款業務，區域性銀行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薛洪言指出，現行監管體制注重屬地化監管，不過，依托助貸和聯合貸款，區域性金融機構可向全國用戶發放貸款，現行監管體系下的區域限制便形同虛設。

　　聯合貸款倒逼下的轉型

　　事實上，聯合貸款已經成為很多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拓展業務的有效渠道。據桂林銀行2017年年報顯示，與前海微眾銀行、京東金融、螞蟻金服等聯合推出了“微粒貸”、“微車貸”、“京東金條”、“螞蟻借唄”、“桂農貸”等網貸產品。到2017年末，互聯網聯合貸款累計發放219.29億元，貸款余額60.58億元。監管一旦收緊聯合貸款，對該業務占比較大的銀行來說，無疑沖擊巨大。

　　監管對聯合貸款的收緊也會對第三方機構形成倒逼之勢。值得一提的是，螞蟻金服11月5日發起《消費金融機構社會責任倡議》，建議消費金融機構做到授信克制、利率適當、數據安全、貸后管理文明、持牌經營、獨立風控、拒絕兜底，并倡議各消費場景不和沒有牌照的非法放貸機構進行消費金融的合作。

　　螞蟻金服副總裁、數字金融事業群總裁黃浩此前也在公開場合表示，聯合風控對互聯網平臺、銀行的技術、數據能力都有較高要求，因此，能力弱、規模小的互聯網平臺不適合開展信貸聯營業務。“監管部門也可以明確行業標準、建立信貸聯營專項報送制度，確保聯合風控落到實處，禁止互聯網平臺以任何形式進行兜底，避免部分機構借信貸聯營名義進行通道化的放貸業務。”

　　需要指出的是，聯合貸款與助貸有著本質區別。薛洪言向新浪財經表示，聯合貸款中的機構必須是有放貸資質的，而助貸是一種業務模式，并非一種金融牌照。在薛洪言看來，“助貸的本質是流量助貸和科技助貸，流量型助貸平臺和科技型助貸平臺路越走越寬，在流量和科技上缺乏核心競爭力的助貸平臺，未來將愈發艱難?！?/p>

　　對于多地監管部門所發布的文件，薛洪言認為，地方監管機構普遍重申現行監管要求的權威性，如強調屬地化管理、重申核心環節不得外包等，可解一時之急。要緩解金融創新與現行監管之間的沖突，需順應金融生態化發展的大趨勢，從牌照監管轉向功能監管，并夯實監管科技，探索監管沙箱機制，以保持監管與創新的動態平衡。

責任編輯：賈振飛 203186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