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秋日，共和國即將迎來50歲華誕之時，被美國《財富》雜志周刊評選出來的世界500強企業領導人首次在中國的上海匯聚。

　　經濟學家王巍說：“這次到上海來開會的500強，前20名當中有6個公司5年前都不存在，包括雅虎、亞馬遜[微博]。我最近剛到美國去以后，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觸，在硅谷開車一個小時之內，我一共查了90塊廣告牌，76塊是something.com。”納斯達克[微博]主席弗蘭克·薩伯說：“最初來納斯達克上市的一些新經濟類公司，它們已逐漸成長為大公司。”

　　讓小公司迅速成長為大公司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70年代末，新技術革命開始之后，一批技術含量高的小企業高速成長，從而帶動了美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并使之領先于世界。那么，美國經濟的創新體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有哪些獨特的地方呢？

　　美國西部，太平洋岸邊的這個海灣，名叫舊金山。在這個海灣的南端，一條不足1500平方英里的狹長谷地上，每年所創造的國民經濟總產值可以與韓國持平，在世界所有獨立的經濟體中名列第11位，它就是美國硅谷。

　　在美國的地圖上是找不到硅谷這個地名的。那么，硅谷一說，到底從何而來呢？約翰·麥克萊福林是一位研究硅谷的專家。據他介紹，硅谷這個名字是一個叫霍夫勒的記者，在1971年最早使用的，今天它已經遠遠超出了地區的名稱，它代表著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在約翰·麥克萊福林手上有這樣一張地圖，按圖索驥，在一條名叫“愛里森”的小街上，我們找到了硅谷的源頭。1938年，斯坦福大學的兩位畢業生惠力和普克，租下了一座車庫，他們用僅有的538美元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公司的名稱把誰的名字放在前頭，一枚25美分的硬幣解決了這個問題。從此，著名的惠普[微博]公司誕生了。60年后，當我們今天再去看它，它已經是一家年創產值470億美元，在世界各地擁有13萬名員工的跨國企業集團了。這塊紀念碑1951年被美國加州政府豎立于此。依照碑文所示，舊車庫就是硅谷誕生地。惠普公司，如果僅僅是硅谷偶然的驕傲，那這里也就不能被稱之為硅谷了。但是，當我今天定睛于此，IBM[微博]、英特爾[微博]、仙童、蘋果、施樂、生陽、雅虎、網景、亞馬遜書店等等，一大批全球級的企業新星，都從硅谷出生，這就不能不讓人感到震驚了。

　　走近硅谷，第一個必須提及的名字就是———斯坦福大學

　　1891年，曾經擔任過加州州長和美國國會議員的李廉·斯坦福先生，為了紀念15歲便夭折的兒子，他把自己早年在修鐵路時從政府那里獲得的8800英畝土地和平生2200萬美元的積蓄拿了出來，創辦了這所享譽全球的名校。而且，斯坦福先生為學校制定了一個獨到的辦學宗旨，他說：我們的學校就是讓學生學到一些實用的知識，將來會受用于自己，也會讓社會得到好處。

　　或許正是這種實用的教育宗旨，誘惑了全世界的莘莘學子，為了賺大錢，為了創建自己的事業，而蜂擁至此。今天這里，已經變成了一個真正的聯合國[微博]，它凝結著全球各種文化的優勢，讓57個國家的14000名學生，在這青青的綠野之間追尋著各自的夢想。

　　經濟學家吳敬璉說：“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就是人，人力資本，就是人的頭腦，而這個具有創造性的人，他需要一個有利于創造的氛圍，這是個基本點，這個氛圍，如果你的管束太多，他就覺得受到了抑制。”

　　-在硅谷，從老板到職員，從教授到學生，你很難見到身著西裝革履的人們，創造者完整的個性就隱藏在一派隨意的氛圍之中

　　雅虎公司創始人楊志遠說：“你一定要做好失敗的準備，因為在硅谷10個創業公司9個可能會失敗，1000個公司里也許只會出現一個像雅虎這樣非常成功的公司。當年我和大衛創建雅虎網站的時候也曾經想過，如果公司失敗了，我們還可以回到學校把學位讀完。”

　　除了創意之外，辦公司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夠的資本，按照傳統的投資理念，僅有一個賺錢想法的公司是沒有人愿意對它進行投資的。但是，在硅谷這卻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在這里活躍著一批創業投資家。斯坦福大學工程院院長肯尼斯先生告訴我們：“你在書本上讀不到真正的硅谷，你可以走進硅谷的咖啡館里吃個早餐，去聽聽那些風險投資家與創業家談論如何能創立公司，你就能真正讀到硅谷了。”

　　經肯尼斯先生的指點，我們來到了斯坦福大學旁邊一個名叫門羅園的地方。創業者帶著自己的創意在這里尋找著投資，而投資家們也在這里找尋著能為自己帶來財源的創業者。近40年的統計顯示，創業投資的成功概率僅有20%，這或許正體現著硅谷的一種精神，那就是允許失敗。對于這個問題。國際數據集團總裁麥戈文說：“在美國有這樣一種共識，它鼓勵你去嘗試做一些事情，即使失敗你也能因為試過而獲得榮譽，這樣你就可以繼續嘗試。如果你的嘗試失敗會使家人一同蒙羞，這樣就限制了一些人去冒險，而這樣做的后果就使歐洲的經濟增長并不是那么強勁，對技術市場的參與也不是那么活躍，因為它不像美國，沒有一個對創業的友好環境。”

　　在中國有句古話，失敗是成功之母，而這樣一個說著容易做起來難的哲學理念，在硅谷得到了充分的升華。

　　尋找強有力的投資方，是楊志遠和大衛·菲羅必須要做的事情，OFJ投資公司便是他們最初的談判對手。派克作為OFJ投資公司的投資經理，當年負責了與楊志遠的投資商洽。OFJ投資公司經理派克說：“當年楊志遠和菲羅找到我們公司的時候，他們所要搞的東西不過就是把一些人的名字列在網頁上，當時我們雖然覺得風險很大，不過呢還是給他們開了一個條件。當然了，他們也在同時和其他幾家風險公司在洽談，可是沒有想到，另外一家風險投資公司紅杉樹，給了他們非常好的條件，我們當時還笑話紅杉樹，不應該給雅虎這么好的條件，不用說了，我們錯過了一個賺大錢的好機會。”

　　派克沒能滿足雅虎的需求，從而使OFJ投資公司與雅虎的成功擦肩而過，這是硅谷中最常見的遺憾。派克失去了一次絕好的機會，但是，另一家創業投資公司卻為此而大發其財。

　　沙丘大街3000號，這是斯坦福大學附近一座不起眼的建筑，但是這里，卻是硅谷非常著名的創業投資家的聚集地。托起雅虎的創業投資者———紅杉樹投資公司就坐落于此

　　紅杉樹公司風險投資家莫里斯說：“雅虎成功的故事實際上是創業公司在風險投資家的幫助下，取得成功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我們最初向雅虎投資了100萬美元，買了公司25%的股份，到今天這100萬美元大概值四五十億美元。”

　　1996年到今天僅有5年的時間，伴隨著雅虎公司的成功，紅杉樹投資公司最初100萬美元的投資變成了40多億美元。這是4000多倍的回報，紅杉樹投資公司從極高的風險中獲得了極大的收益。而這種成功率，哪怕只有20%，它的利潤也是十分可觀的，這或許就是創業投資家之所以樂此不疲的根本原因。

　　這就是硅谷，智慧的翅膀與資本的翅膀合成了一個整體：一方面是智慧所派生出的大量的發明創造；一方面是創業投資家的精篩細選，使得美國經濟的創新能力引領著世界潮流。

　　硅谷的創業投資家與創業者之間又是如何相互選擇的呢？陳丕宏和他一手締造的宏道公司回答了這個問題。

　　宏道公司總裁陳丕宏說：“我是1981年到美國的，我的專業一直都是在計算機方面，所以我后來到了伯克利加州大學念了一個計算機科學的博士，然后就開始做事。”宏道公司是硅谷的又一顆明星，但它并不是陳丕宏創辦的第一家公司。

　　“我第一家公司叫做GainTechnolo�瞘y，那時我們主要做的是所謂多媒體方面的一些產品，做的是讓一些公司能夠用多媒體技術，發展他們公司內部的系統。那么然后呢，我的這家公司做得相當不錯，在1992年呢就被另外一家資料庫的公司叫賽貝斯給并購了。”

　　陳丕宏在開辦第一家公司時，他同樣得到了創業投資家的支持。蘇特·希爾公司，從1992年陳丕宏創辦第一家公司開始，就一直伴隨著陳丕宏，到今天，它的命運又與宏道公司的命運連在了一起。

　　蘇特·希爾公司執行董事戴夫·安德森說：“那應該是在1993年，在我們同意合作之前，我們談了很長時間，大約有幾個月吧。”

　　幾個月的交談，按陳丕宏的理解，蘇特·希爾公司不是在考察項目，更重要的是在考察陳丕宏這個人。

　　蘇特·希爾公司執行董事戴夫·安德森說：“1962年以來，我們就在硅谷投資，我們促進了這個地區的發展，但是我們對投資對象的要求標準卻始終如一。我們看好聰明，有進取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他們應該善于把握科技所帶來的優勢。”宏道公司總裁陳丕宏說：“多半的人在投資創業公司的時候，主要的決定原因有好幾個，不過其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人，就是因為這種東西是從頭開始都是靠人去經營。所以你要真正對這個人有很大的把握，很了解，然后再加上他們自己本身對市場的經驗和他們技術上的層次夠不夠高，那么如果這些種種的因素都能加在一起，你發覺好像很好的話，那么就可以去投資。”

　　-今天的宏道公司，已成為一家開始盈利的專業商務網絡公司。這當然是陳丕宏的成功，但同時也是蘇特·希爾公司的成功。然而，在宏道公司成功的背后，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蘇特·希爾公司執行董事戴夫·安德森說：“起初我們為它提供資本開公司，使它有所發展，我們還會提供咨詢和其他輔助性服務，幫他們做很多事情，積極參與公司的董事會活動，我們幫助這些公司制定商務發展模式，改善商務策略，我們同樣積極地為他們的進一步發展提供融資，幫助他們挑選其他關鍵人才。”

　　宏道公司總裁陳丕宏說：“他們所提供的價值不只是錢而已，比較無形的這種幫助，實際上跟有形的錢一樣重要，也許可能還會更重要。”

　　在蘇特·希爾公司的督促和幫助下，宏道公司300萬美元的創業投資，如今已經變成了25億美元。宏道公司只是硅谷眾多成功故事中的一個。

　　-經濟學家王國剛說：“創業投資解決的是一個高科技的開發、生產、產業化、市場化的問題，可以這么說，在美國從70年代末以后，所進行的經濟調整，主要靠創業投資”

　　在硅谷，創業投資的形式多種多樣。例如天使投資，它所提供的是一個創業公司起步階段的初始資本，投資規模通常在5萬至50萬美元之間；人們最常見的創業投資，投資數額一般是50萬至500萬美元不等，這部分資本將使試驗室里的技術性產品轉變成工業化生產的商品；還有企業的戰略性風險投資基金，它專門用于投資或者收購與本企業技術發展相關的創業小公司。

　　如今硅谷成了世界的典范，許多國家都在群起而效仿。

　　除了創業投資之外，談到為創業服務的資本市場，許多人都會很自然地聯想到這樣一個股票市場。納斯達克主席弗蘭克·薩伯說：“來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最初多數是一些小市值公司，我們為這些公司提供特殊的服務，以幫助它們成為高市值公司。”

　　在納斯達克出現之前，為了防范股市風險，公司上市的條件變得越來越苛刻。它勢必導致一個結果，那就是：大市場排斥小企業。

　　1971年，納斯達克出現了，開始接納小企業上市。尤其到了1992年，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資本金被降至500萬美元，同時取消了企業必須連續3年盈利的條件，從而使公司上市的門檻大大降低了。當然，更為關鍵的是，納斯達克開創了一種有效的市場交易機制———競爭性的做市商制度。

　　納斯達克主席弗蘭克·薩伯說：“納斯達克提供的交易形式和交易機制，對股東非常有益。納斯達克電子交易市場包括了很多很多的做市商，他們交易同一種股票，比如微軟[微博]公司有五十多個做市商，美林、高盛等大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每天都在買賣微軟公司的股票。做市商從事的工作就是你想買的時候，他們隨時準備賣，你想賣的時候，他們隨時準備買，他們相互競爭，以贏得投資者的交易委托，這對投資者是有益的，這些做市商創造了更好的市場流動性，從而有益于上市公司。”

　　多個做市商相互競爭的交易制度，保證了小企業股票的流動性。而這樣一個可以連續不斷進行交易的市場，又使得小企業股票的市場價值被充分地挖掘出來。于是，一個本來不是為創業投資專門開設的市場，卻漸漸地受到了創業投資家們的青睞。

　　經濟學家李青原說：“就跟我們進一個山洞一樣，這個山洞如果是漆黑一片的話，可能敢進去的人就非常非常少，但是如果你看到山洞的另外一頭有一點亮光的時候，你就想，不管中間經歷什么，反正到時候我能夠出去，這樣的話，風險就相對減少了。投資、退出、再投資、再退出，這就是創業投資家們的運作流程。而創業板市場作為這個流程中的退出機制，是創業投資家實現自己投資收益的重要手段。”

　　宏道公司總裁陳丕宏說：“事實上對于風險投資的出路有兩種：一種是上市；另外一種是購并。通常購并是比較容易的一個渠道，那么上市呢，假設你是大的持股人，實際上限制是很多的，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夠把你當時所有的股份都脫身。所以這往往是一個比較不正確的觀念，所以上市，并不是投資能夠脫身的惟一渠道。”

　　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如果沒有退出的可能性的話，他進去了不能發揮他的專長，他就變成一般投資家了。市場經濟有一個特點，不是說每一個人能夠干活就行了，每一個人都要發揮他的核心能力。市場經濟的特點就是分工非常細，每個人盡量發揮他的專長，對風險投資家來說，他就要發揮他孵化的專長。這就是創業投資家與一般投資家的區別所在。一般投資家投資一個企業，他都將伴隨這個企業很長時間，而他的收益也大都來自于企業的盈利。但是創業投資家一般不指望從企業的盈利中獲取收益，而是通過孵化讓小企業迅速變大，然后將股權賣出，從而獲得高額的資本回報。因此像納斯達克這樣的股票市場，就為創業投資家提供了一個賣出股權的渠道。”

　　2000年的初秋，位于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證券交易所，再次迎得了一個新的使命。一套大型電子計算機系統，在經歷了一番周密的測試之后，最終將承載起中國股票創業板市場的運轉。

　　-創業板無疑將會給中國的經濟注入巨大的活力。但是，有了創業板市場就可以讓技術創新型經濟在中國得以繁榮嗎？對此，學者們還有著另外一番說法

　　經濟學家李揚說：“創業投資肯定不是錢的問題，因為從中國的情況來看，總體來說資金并不缺，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讓這個資金能來，能生根，能發芽，能生長的條件，就是所謂制度條件，所謂軟環境，這個條件很多國家是不太具備的，這個條件的創造特別重要。”

　　國際數據集團總裁麥戈文說：“政府的確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應該給企業家們自由，讓他們有機會發展自己的公司，有充分的任免權，并且能夠迅速得到必要的政府經營許可，以及增加設施和開設分支機構的便利條件。”

　　有了創業板市場是不是就等于有了硅谷，恐怕人們無論如何也得不到一個肯定的答案。那么，硅谷離中國還有多遠，我們不妨再回過頭去端詳一番。在這塊土地上，自由的創業文化，健全的法律環境，完善的中介服務，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們講述著一個深刻而又不得不面對的事實：中國通向硅谷的路，其實還很長，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