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場化進程應由中國政府來決定”澳大利亞央行行長格蘭·斯蒂文斯訪談錄

　　記者 劉敏

　　格蘭·斯蒂文斯(Glenn Stevens)，現任澳大利亞儲備銀行行長。1980年加入儲備銀行研究部，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多項高級職務，包括經濟分析和國際部的主任，從1996年到2001年，擔任行長助理(經濟)，負責儲備銀行行長和董事局的經濟和政策建議。2001年12月被任命為副行長并擔任董事局成員，2006年9月18日被任命為行長。

　　格蘭·斯蒂文斯是澳大利亞儲備銀行董事局主席和支付體系董事局主席，同時是金融監管機構理事會主席、兒童金融市場基金會主席，并擔任阿尼卡基金會董事。他是新南威爾士州大學商學院咨詢理事會成員，香港貨幣政策研究院咨詢局主席。

　　8月15日，澳大利亞央行行長格蘭·斯蒂文斯在堪培拉接受了中國財經記者訪問團的采訪，就匯率改革、金融危機以及全球流動性過剩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記者：你怎么看

人民幣匯率小幅漸進升值？澳大利亞匯率改革的經驗對中國有何借鑒意義？

　　格蘭·斯蒂文斯：我不想對此發表任何意見。但是我已經注意到，人民幣最近確實在小幅升值，我認為這是符合邏輯的發展，因為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非常強勁的，而且我個人認為，長期來講中國將成為經濟大國，所以貨幣變得非常強勁是很正常的。

　　至于澳大利亞匯率改革的經驗，簡單來說，我們幾乎嘗試過每一種匯率體制，首先是和英鎊掛鉤，然后和美元掛鉤，再后來就是實行一籃子貨幣計劃，之后是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到后來是實行每天由官員調整的匯率制度。但是在實行過程中，我們發現由官員調節匯率并不可行，于是最后我們采取完全自由化，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制度。當然，這是25年前也就是1983年發生的情況了。在澳大利亞，人們廣泛認為，一個浮動的匯率制度對我們國家的經濟是有好處的，因為它幫助我們的經濟根據市場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調整，使我們在經歷國際上的一些事件時會變得更加順利。

　　記者：你是否認為加速利率市場化是最優選擇？

　　格蘭·斯蒂文斯：我覺得從長遠來說，它應該是符合中國經濟利益的，對經濟發展有好處，但其進程應該由中國政府根據中國的經濟發展現狀自己來決定。

　　記者：對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您有何看法？有什么經驗？

　　格蘭·斯蒂文斯：澳大利亞是資本凈輸入國，從全球各地來到澳大利亞的剩余資本，包括來自亞洲的資本都來到澳大利亞，主要是因為這里的回報比較有吸引力。我們一直以來每年都是資本凈輸入國，自18世紀歐洲人進入澳大利亞以來一直是資金凈流入國。我們的國家年輕、人口少，經濟增長快，經濟整體面好，因此對全球的資本很有吸引力。

　　記者：澳大利亞是否出現過典型的流動性過剩？除了利率之外是否還有其它的調節措施？

　　格蘭·斯蒂文斯：我覺得這應該是關于資本流量控制的問題。我們曾經對資本流動進行控制，但是這是很多年前的事，后來發現這些辦法并不是很有效，人們總是能找到方法來規避這種控制。我認為匯率浮動、資本自由流動對資本是有吸引力的，而控制并不能真正控制住資本的流入。

　　我認為，國民有自由投資的權利，我們的基本理念是：公民可以把錢投到他們愿意投到的地方，外資也有權利這樣做，這是自由的資本市場，是我們多年來一向采取的政策，因此，我們不太有可能再增加對資本流動的控制。

　　記者：有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中國利率還有匯率都沒有市場化，您個人認為哪個先市場化更好？

　　格蘭·斯蒂文斯：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我是否能給予周全的回答。或者這樣說，根據我們的經驗，我們發現，要想全面控制好貨幣政策的話，要靠市場決定匯率才能掌控貨幣政策。我們的經驗是，當時，在匯率沒有自由浮動之前，聯儲很難用好貨幣政策，之前各種努力受到很大挫折，因為我們不了解銀行體系中到底有多少錢。直到我們在實行匯率浮動之后，聯儲才能精確了解銀行體系資金情況，只有在匯率浮動后我們才做到了，此前是很難掌控的。

　　記者：匯率完全浮動和資本賬戶開放的順序應該如何？

　　格蘭·斯蒂文斯：我也無法坐在悉尼就回答的了。這個決定應由中國政府做。

　　記者：澳大利亞的資本賬戶是否完全開放的？

　　格蘭·斯蒂文斯：是的，只有極少數例外。資本可以自由進出澳大利亞市場，隨投資者的意愿，包括外資。政府有權干涉某一家公司的交易，但這種情況非常罕見。澳大利亞只有極少數的特別的案例，政府干預公司的交易，這種情況非常罕見。

　　記者：資本賬戶開放在匯率浮動之前還是之后？

　　格蘭·斯蒂文斯：在匯率徹底浮動之前有部分放開，剩余的對于資本賬戶的控制在匯率浮動時就全部放開了，所以我們對資本賬戶放開和匯率自由化是同一天實現的。

　　記者：澳大利亞的房地產、資源價格上漲，制定貨幣政策是否應考慮資產價格上漲呢？

　　格蘭·斯蒂文斯：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全球央行有很多辯論。資源價格非常高，澳洲股市上漲，但今天有所下跌，因為前一天華爾街

股票下跌；房地產就相對復雜，悉尼有些地區價格下跌，有的在上漲，不是一個簡單的畫面，但前幾年價格上漲是確實的。

　　貨幣政策肯定要考慮到資產價格的變動，盡管我們并不尋求特別針對某一類資產價格的變動，我們的總體目標是要考慮消費價格和通脹。

　　記者：一周前，澳大利亞提高利率是否主要是因為通脹？

　　格蘭·斯蒂文斯：是的，我們的一些數據表明通脹超出預期，除此之外經濟發展比預期增長強勁，有潛在的中期通脹壓力，所以我們小規模的上調了利率。我們發了聲明解釋這個情況，幾天前發了一個有關經濟情況的說明。

　　記者：澳大利亞經濟持續十多年發展，有何經驗可以分享？

　　格蘭·斯蒂文斯：中國也連續很多年增長，而且速度比我們快，看看你們有什么經驗和我們分享。我們努力建立非常審慎的宏觀財政貨幣政策，在微觀經濟結構方面政府努力構建良好的經濟金融架構，如勞動力、房地產、金融市場，保證這個市場的有效性和好的回應性，這是我們增長的重要方面。

　　記者：如何看待美元貶值和美國次級房貸風波對全球的影響？

　　格蘭·斯蒂文斯：對于匯率問題，我沒有什么要評論的。次級房貸市場的事情已經好幾個月了，我們正在評估有多少資產是暴露在風險之下的并做出相應調整，當然其中還有很多不確定性，這是一個比較關鍵的時期，我相信隨著時間能夠得到解決。

　　記者：對中國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有何看法？

　　格蘭·斯蒂文斯：這個問題是每個國家在不同時候都可能遇到，通常做法是央行縮緊貨幣政策，這也是中國央行正在做的，至于這些措施是否有效還為時過早，要等待時日。我很同情他們遇到的問題，目前他們也只能這么做，這也是央行的責任。

　　記者：您最近談到避免出現亞洲經濟危機，您是基于什么來談這個問題的？是否還有出現危機的可能性？

　　格蘭·斯蒂文斯：我覺得現在的情況和當時不一樣，資本流入東亞，不僅是中國。實際上許多外資也流出亞洲市場，流到發達國家，東亞、東南亞

外匯儲備充實，超出需要的外匯儲備量。如果出現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話，大多數亞洲國家準備更充分了，也應該說有抵抗能力。

　　你提到我的說法是在一個發言中，實際上不是再發生金融危機，亞洲國家能否應對得了的問題，再發生危機可能是不同性質的，反而有可能會在富裕國家爆發，因此，我們都需要做好準備，要有足夠的力量來抵抗各種各樣的危機。

　　記者：如果在富裕國家爆發是什么原因？是因為資本流入到富裕國家嗎？

　　格蘭·斯蒂文斯：部分可能與資本流入有關。應該說我們也是有過先例的，在美國這樣的發達的資本市場，人們愿意冒險，但有時風險超出他們的預期，當然還沒有引發全球性的危機，但顯然對全球產生了影響，不是來自新興市場的，是來自全球最發達的、復雜的資金市場的。所以，我想說的是這種沖擊不僅可能來自新興市場，也有可能來自成熟市場。我們不應該認為所有的震蕩都來自新興市場，也可能來自富裕國家，這種沖擊會影響到全球的穩定性。我們不能說上一次發生的戰爭而準備下一次戰爭的武器。

　　所以，我強調說，我們要增強抵抗力。在亞洲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應該有穩健的財務系統、金融系統，增強匯率靈活性，同時有管理良好的宏觀經濟調控的管理架構，這樣對抵抗危機是有幫助的。

　　記者：你如何看待央行的獨立性？

　　格蘭·斯蒂文斯：央行的獨立性在判斷通脹問題的可信度上是非常重要的，這點在亞洲國家它的重要性沒有向西方國家顯現得那么強烈。央行的官員應該是經過培訓的職業人士，當然是在政府所規定的框架之內有自己的空間來進行自己的工作，這在美國、英國都是非常有效的。

　　記者：中國要成立外匯投資公司，有何建議？

　　格蘭·斯蒂文斯：我的惟一的意見應該是，接受這些投資的國家與項目，非常有興趣地了解他們的投資方式是什么，風險管理方法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對資產類別有什么要求，是長期、穩定的持有人還是積極的交易者？由于資金量這么大，所以接受資本的國家都會了解，這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去給出答案，符合中國的利益明確指令給基金管理人，這是中國人民的錢，應該有明確的規則來管理這些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