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記者 陶冶

　　對于許多人來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傷痛至今仍歷歷在目。十年間物換星移，今天的亞洲已是另一番風景。亞洲各國是否已經徹底擺脫了曾經的頑疾，又增加了哪些新的隱憂？記者就此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室主任高海紅、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亞洲調查部高級主任研究員平眆宏和及中國室研究員細川美惠子取得了連線。

　　十年前，亞洲國家普遍采用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面臨經常項目逆差、幣值貶值壓力、銀行過度借貸和短期外債劇增等問題。如今，引發十年前危機的因素已經發生了變化：亞洲大部分國家采用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普遍出現巨額經常項目順差；美元外匯儲備高企；銀行改革卓有成效。這一切都使得發生類似十年前危機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專家也指出，全球性流動性過剩，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亞洲貨幣普遍存在升值壓力，股市、債市、房市泡沫累積，又成為當前的主要風險來源。

　　資本流動風險加大 匯改道路謹慎為佳

　　伴隨亞洲各國金融業開放步伐的加大，國際資本進出規模更大，形式更復雜。這對于監管層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挑戰，各國在外匯體制改革和金融自由化的道路上也更加小心翼翼。

　　高海紅指出，在資本項目開放的環境下，資本流入流出取決于影響資本收益率因素的變化。由于大多數東亞國家紛紛采用更靈活的

匯率制度，在國際資本持續流入的時候，匯率相應變動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緩沖。目前的情況是在資本大幅度流入的同時，亞洲國家貨幣普遍出現升值壓力。在匯率彈性有限的國家，未實現的升值形成幣值低估，這對宏觀經濟穩定性構成了一定沖擊。

　　與此同時，全球流動性過剩使得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劇增，金融創新不斷發展使得即便保持外匯管制的國家，其管制效果也日趨減弱。因此，在處理匯率制度選擇和資本項目開放兩個方面，亞洲國家要相當謹慎。固定匯率制度與開放資本項目的組合具有內在風險，但純粹的浮動匯率制度對于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國家和小國經濟來說也并不合適宜，以激進方式實現金融自由化是要付出代價的。從目前來看，有適度靈活性的匯率制度更適合亞洲國家的現狀，而適度靈活性匯率需要適度資本管制。

　　銀行體系重組見效 提升實力任重道遠

　　通過金融危機后的改革，亞洲各國銀行體系的資本充足率和貸款壞賬率等指標都有所改善，泰國、印尼和韓國的銀行體系業已恢復健康狀態。對此專家們給予了一致肯定，但也提醒注意系統內仍然存在的薄弱環節。平眆宏和認為，亞洲國家的銀行經營規模仍較發達國家有一定差距，金融技術和創新水平也略遜一籌。比如，東南亞大銀行的資本和總資產規模通常只是日本大銀行的10%到20%。以印尼為例，重組后該國仍活躍著7100多個小規模銀行，進一步重組以提高金融機構競爭力仍是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努力的方向。

　　此外，高海紅認為目前亞洲銀行體系還存在著嚴重的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問題，薄弱環節仍然突出。由于直接融資渠道不發達，債券等有價證券市場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亞洲金融體系嚴重依賴銀行信貸，這就隱含過度信貸的風險；同時，亞洲銀行部門的公司治理仍相對薄弱，加劇了過度依賴銀行業的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警惕資產泡沫風險 避免日式經濟危機

　　資產泡沫是危險的，神話背后往往是多年的一蹶不振，這一點從上世紀90年代發生于日本的經濟衰退中可見一斑。今天，經濟過熱成為許多亞洲國家共同的話題，類似于日本的悲劇會不會上演？對此，專家之間略有分歧。

　　平眆宏和認為，目前韓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經濟過熱的趨勢僅限于房地產等個別行業，整體投資水平并不高。即使是房地產市場，過熱現象也僅集中于局部地區。而且，這種過熱發生的背景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企業部門負債壓縮，金融機構向企業發放的貸款減少，資金流入到家庭，導致房市升溫，家庭負債擴大。這樣，一旦出現房市調整，影響的往往是那些參與房市投資的富裕家庭，個人消費可能會有所下降進而影響經濟。至于能否將企業及金融部門拖入長期低迷的狀態，可能性很小。

　　不過，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細川美惠子認為，中國的情況應特別分析。一方面，1998年房改后，普通老百姓的實際購房需求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目前中國房市的投機占比越來越高。一旦市場出現調整，對銀行體系的影響應該還是不小的，

房價貶值也會造成老百姓財富縮水，這些都是政府在調控房市時必須考慮的影響。

　　高海紅認為，目前亞洲地區最大的隱患就是出現國際資本大規模撤離，從而造成亞洲市場泡沫破裂和可能的經濟衰退。不過在中國的問題上，她還是比較樂觀的。她說，日本當年的經濟情況和中國有相似的地方。不同的是，日本流動性過剩發生在日元大幅度升值之后。日本當時的低利率政策帶來流動性陷阱在相當程度上是造成資產泡沫的原因。而中國目前的貨幣政策取向與當時的日本不同。中國央行在通脹壓力面前連續實行緊縮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貨幣當局正努力避免犯日本貨幣當局曾經犯過的錯誤。

　　危機防范難度加大 區域合作大勢所趨

　　經濟全球化使得整個世界變成地球村，一旦其他區域發生金融危機，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是否具備基本的防御能力，這也是新形勢下亞洲各國面臨的嚴峻挑戰。

　　從全球隱憂來看，高海紅指出，美國等發達國家短期利率不斷上升，但在2006年以前長期風險溢價增加不明顯，這刺激了國際投資者對包括亞洲在內的新興市場具有高收益率的主權債和

股票等的投資。然而美國帶動下的全球性加息風潮愈演愈烈，帶動長期利率的提高和投資者投資風險規避程度的加大，一個潛在的風險是由國際投資者對高風險的投資進行全面的收縮，新興市場整體作為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地區，在國際投資者的投資組合中的比重相應降低，國際資本撤離新興市場。2006年間波蘭、印度、俄羅斯、土耳其和韓國等市場都受到沖擊。全球流動性過剩更進一步放大了這種“美國打噴嚏新興市場就患感冒”的效應，而受到沖擊的首當其沖的是亞洲等新興市場。

　　如何應對來自外界的沖擊？在各國維持宏觀經濟健康運行，立足本國有效監督資本流入流出的前提下，平眆宏和認為，加強區域合作是監督和應對資本流動風險的根本要求。2000年，亞洲各國建立起了以清邁協議為基礎的地區金融合作框架，其核心就是，一旦危機發生，各個國家需要通融外匯，建立區域救助機制，制定雙邊互換協議。如今，這一框架出現了雙邊協議多邊化的動向，建立外匯儲備池，增加可用救助金規模，提高操作機動性。

　　不過能否真正將儲備池計劃付諸實施，高海紅認為這取決于如何解決兩個核心問題：確定各國儲備池份額和與各國貢獻相配的決策權重；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關系。她說，實際上，在東盟10＋3框架下的救助機制每進一步，本地區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依賴程度就相應減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