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罡

　　匯率調整不是解決貿易逆差的辦法，美國政府對此并非不清楚。美國財長保爾森的中國事務特使霍爾默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就減少貿易逆差來說，其他方法，尤其是貿易均衡增長，可能比匯率調整更有效

　　美國國會在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有“挫折感”，但也了解保持兩國關系處于正確方向上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包括保爾森在內的美財政部高級官員都花了大量時間與國會議員交流

　　中美第二輪戰略經濟對話結束才3周，美國參議院幾位重量級議員就提出新提案，再度就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顯然令美國政府尷尬。

　　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的中國事務特使、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美方主管官員霍爾默日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則對于剛剛結束的本輪對話給予高度評價。他說，美方對此次對話是滿意的，認為得到了保爾森在會前期望獲得的“切實成果”。

　　盡管美方官員認為

人民幣匯率問題在中美貿易矛盾中僅具象征意義，對于解決美方的逆差作用有限，但美國國會在這一問題上不可理喻的頑固態度，卻讓兩國經貿關系日漸滑向一個難解的困境。

　　美府院評價對話態度迥異

　　霍爾默說，美方是從3個不同角度來理解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重要性的：首先，考慮到參與對話的官員之多、層級之高、議題之廣泛，對話本身就是歷史性的﹑沒有先例的。對話為兩國高級官員和相關工作人員提供了就各種議題交換看法的極好機會，是極具建設性的。

　　其次，中美雙方對于中國的改革原則和長期目標沒有分歧，而評估對話是否成功的標準之一，是中國能不能因為對話而加快經濟改革步伐。美方認為對話取得了這樣的效果。

　　此外，如保爾森所說，對話對兩國關系的長遠發展具有“路標”作用。對話不只是一年兩次的活動，還試圖在整體上創造一個環境，以在長遠范圍內達成持續的、實質性的成果。美方很高興地看到，對話前后中方采取了一些積極行動。

　　但是，美國國會并不像霍爾默那樣對此次對話感到滿意。一位美國前貿易官員針對霍爾默的看法表示：“要知道美方是否滿意還太早，但可以有把握地認定：這次對話沒有消除國會對美中貿易或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焦慮。”

　　美國制造業協會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米爾斯也持同樣看法。她說，兩國多個部門的高層官員坐下來，就很多議題進行交流，的確很有效果，但對話成果并沒有令美國國會滿意，尤其是在匯率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

　　美國參議員舒默就是這些不滿的聲音中最響亮的一個。目前是民主黨在參議院第三號人物的舒默，是13日參議院人民幣匯率新提案的主要推手。第二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結束當天，他就發表聲明說：“很多年來，我們聽到了給予美國金融機構更大市場準入(空間)的含糊保證，但它們在中國卻似乎很少變成現實。”

　　令舒默不滿的一個主要由頭，正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在聲明中，他指責白宮在推動

人民幣升值方面不力，說：“白宮的新聞稿中有一處明顯的遺漏：8個字母的詞：currency(貨幣)。”

　　美政府并不放過匯率問題

　　實際上，白宮從來沒有放過人民幣匯率問題。對話期間，美國總統布什會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后就對媒體表示，他在會見中強調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們正在非常密切地觀察中國是否會讓人民幣升值”。

　　布什當時說：“在我們表示非常珍視我們與中國的關系的同時，(去年)233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必須得到解決。解決辦法之一就是貨幣重估。”2330億美元是美方統計得出的去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中方數據為約1400億美元。

　　其實，匯率調整不是解決貿易逆差的辦法，美國政府對此并非不清楚。霍爾默接受本報采訪時就承認，就減少貿易逆差來說，其他方法，尤其是貿易均衡增長，可能比匯率調整更有效。

　　但霍爾默強調，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變化，對于中國的經濟改革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標志”，并且的確將對美國制造業產生很大影響，因此這一議題在美方的議程上占有重要位置。

　　正因如此，霍爾默表示，此次對話的不足之處有二：一是人民幣沒有得到顯著升值；另一個是在金融服務業方面，外國金融服務公司在中國同類公司中持有的股份比例限制的問題沒有得到關注。美方對此感到失望。

　　霍爾默說，這是兩個美方將繼續努力的領域。他說，美方很高興看到中方為解決這些問題正在采取適度而積極的步驟，包括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但他也強調，重要的是中方能持續﹑長期地使用目前擴大的浮動區間。

　　美國會內部亦存分歧

　　即便在美國國會，也并非所有議員都持與舒默同樣的態度。眾議院美中工作小組的兩位聯席主席就都認為，國會更關注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其次才是人民幣匯率問題。

　　聯席主席之一拉森對本報記者說，如果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不持續改進，美國在華的投資就得不到應有的回報，美國就無法繼續在中國投資。至于

匯率改革，則是一個長期的工程，并與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緊密相連。

　　拉森說，美國的巨額對華貿易逆差以及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是眾多因素造成的，匯率只是其中之一，“并不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

　　拉森來自美國最依賴對外貿易的華盛頓州，他對一些制裁中國的貿易提案不予支持。他說，國會應小心處理這些提案，任何貿易戰對美國的經濟都沒有幫助。

　　但他承認，并不是其他所有國會議員的選區都像他的選區一樣，與中國有著“充滿活力、強勁”的經貿往來。因此，議員們對于對華貿易的態度千差萬別。有些選區的確受到對華貿易的很大沖擊，他很難預測那些針對中國的貿易提案會走多遠，而且人民幣匯率和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必定是熱門議題。

　　另一位聯席主席科克則說，針對中國的貿易提案能否在國會通過，取決于美中經貿關系將來的發展，如果不能取得進展，很可能出現雙方都不樂見的結果。

　　“我們想和中國做朋友，因此(兩國關系)仍然取決于中國。”科克這樣說。

　　對話機制有利有弊？

　　但問題是，中國還要做多少，才能和美國或者說美國國會成為朋友？

　　類似疑問正在引發對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另類思考。前述美國前貿易官員就對本報記者說，他認為這一對話機制可能對兩國經貿關系造成與其出發點相反的效果。

　　他說，兩國貿易的不平衡主要是兩國國內因素所致，但這種高規格、大規模的對話，反而使得美國國會更關注兩國的貿易問題，而不去關注背后美國國內的問題。

　　但這位前官員的看法并未得到廣泛認同。拉森就表示異議說，中國是美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市場，兩國“需要這種持續、進行中的對話和討論”。

　　美國財政部一位高級官員也直言，即使沒有這一對話機制，國會也一直在高度關注中美經貿問題，而對話才可以使得雙方關系走向平穩，并迫使國會無論考慮什么提案，都必須是建設性的﹑與世貿組織規定一致的。

　　這位官員說，國會在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有“挫折感”，但也了解保持兩國關系處于正確方向上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包括保爾森在內的美財政部高級官員都花了大量時間與國會議員交流，向他們解釋財政部的想法及對話的重要性。

　　他說，國會反映了美國選民的想法，這也是為什么美方選擇在國會會期中舉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原因——吳儀副總理及其他中方官員可同美國國會議員會面，這樣，中國官員可以直接聽到美國國會的觀點，美國國會也能直接聽到中方的觀點，“這非常非常重要”。

　　這位官員樂觀地表示：“我認為國會有一定的耐心，而且國會對保爾森及對話機制都有很強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