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時鋒

　　八國峰會(G8)總被認為是昭示世界未來焦點的風向標，今年在德國舉行的峰會中，氣候問題代替了以往的經濟爭端、政治勢衡，成為核心議題。不過，氣候問題的背后，仍然有政治的影子。

　　G8上的紛紛擾擾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參會前本是自信滿滿，希望此次峰會能為遏制溫室氣體的新一輪談判奠定基礎，因為留給歐洲主導的時間已經不多。

　　作為歐盟發起的強制減排任務書，《京都議定書》將在2012年到期，今明兩年是新一輪協議談判草擬的關鍵時期。應該由什么樣的國際條約來代替《京都議定書》，還是簡單把《京都議定書》的義務延續下去并對其中的減排指標做相應的更新，是當前討論的最多、難度最大的議題。如果沒有主要工業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參與，由歐盟主導的《京都議定書》 難免陷入事倍功半的尷尬境地。

　　為以身作則，歐盟已經作了高姿態的表態。今年3月，歐盟在默克爾的推動下通過了一項環保協議，爭取到2020年把歐盟的排放總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再削減20%。同時，歐盟表示，如果美國加入的話，歐盟愿意把自己的減排目標調高至30%。

　　這次G8峰會默克爾上進一步提出，由全球暖化所導致的氣溫升高必須限制在兩個攝氏度之內。她呼吁各主要工業國家制訂一套長期的減排方案，目標是到2050年時把總排放量減少到1990年水平的50%。

　　但美國對《京都議定書》的反對態度依舊強硬，布什在此次峰會前說，美國不會在反對制定強制性溫室氣體減排標準的立場上作出讓步。

　　不過，同以往態度發生大幅“逆轉”的是，布什明確表示，美國將邀請全球十幾個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從今年秋天開始舉行一系列會議，并爭取在2008年底前共同設立溫室氣體減排的長期目標。美國堅持發展中國家參與減排承諾，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按照“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則要求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率先減排。

　　在后京都時代，是兼容擴大歐盟主導的《京都議定書》，還是在美國主導下另起爐灶，G8峰會上的氣候問題真就“氣候無�！绷�。

　　氣候的地緣政治迷局

　　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意味著以締結國際條約的方式削減溫室氣體排放、保護全球氣候成為國際上的實際行動。由于美國政府一直沒有表態改變立場，使《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義務的談判進展緩慢。到2007年5月，這一談判舉行了三次會議，談判困難重重，舉步維艱。

　　“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是雙方對減排采取不同立場的重要原因。”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中心研究員潘家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歐盟人口增長緩慢，一些國家甚至出現負增長，經濟發展趨于穩定，外延型發展的余地不大，溫室氣體的排放呈下降的態勢。而美國人口和經濟仍處于增長期，經濟對外擴張的趨勢比較明顯，溫室氣體排放還呈明顯增長趨勢。”

　　事實上，在減排問題上主要分為三派，以中、印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歐盟和一些較小的島國；以及以美國為核心，外圍是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日本的第三派。歐盟與美國有分歧，但雙方在要求發展中國家承諾減排上卻是出奇的一致。

　　在《京都議定書》中，并沒有明確規定發展中國家的減排任務，歐美此后不斷對中、印等國施加壓力。

　　“從1950年到2000年，發達國的排放量仍占到全球總排放量的77%，因此，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眹�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在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

　　馬凱稱：“不能只看總量，還要看人均。我國即使哪一年排放總量超過了美國，但由于我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所以，我國的人均排放量也仍然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

　　“我們中國是作為發展中國家，雖然不參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量化承諾，但我們積極在做工作，”潘家華表示，“如果讓發展中國家接受發達國家要求的減排承諾，我們的經濟是無法承受的。”

　　而其他國家在這一問題上態度也有所轉變。而加拿大政府2006年換屆后，在參與保護全球氣候的立場方面向美國靠攏，出臺了一些新的對保護氣候而言是倒退的政策，從一個原來積極推動保護氣候的國家變為一個消極國家，而日本也在觀望美國是否會參與下階段減排承諾。

　　在減排問題上，美國不掃自家門前雪，其后院也不是一片清靜。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弘向《第一財經日報》分析認為，歐洲雖對中、印也有不滿，但總的對華態度比較客氣，還是希望能通過中歐間的對話協商解決，對美國的態度就比較強硬，但其國內的壓力也比較大。

　　雖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和總排放量都高居世界榜首，但美國由于擔心減排行動對本國經濟造成過大負擔，反對立即采取減排限排措施，而是傾向于將國際排放貿易作為核心機制，不規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排放承諾，盡量避免涉及“承諾期”的概念。

　　美國雖沒有批準《京都議定書》，不承擔議定書中規定的減排義務，但支持環保的民主黨掌握國會后，在國會已經通過了一系列保護全球氣候的議案，而且美國民眾減排的支持率也非常高。

　　今年4月，由馬薩諸塞州領頭的美國12個州和10多個城市及非政府組織將美國環境保護署告上美國最高法院，要求環保署擔當起監管和控制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職責，保護環境。

　　美國最高法院也同意對此案進行聽證。面對“后院失火”，布什態度的轉變既是對國內環保熱潮的緩兵之計，又希望能通過美國主導這樣的形式從歐洲人手里奪回氣候問題的話語權。

　　“美國把中國當作一種借口或者是擋箭牌，當然是一種扯皮的辦法，但中國所面臨的環保壓力將越來越同貿易摩擦問題一樣，在對外關系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睍r殷弘說。

　　迷局的中國對策

　　環境問題既是世界性問題，也是中國目前最為緊迫的問題。若大規模實施減排，仍會遭遇到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管理水平低下的制約。

　　作為代表中國參與過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討論和《國家氣候應對方案》起草的權威專家，潘家華認為中國仍需要繼續在《京都議定書》框架內同全球探討氣候問題，而中國的策略也可以更靈活些。

　　在他看來，“共同但有區別責任”仍是中國應對國際氣候博弈必須堅持的原則，相應的如果必須要作承諾的話，中國在參與國際“后京都”減排談判中可以采用自愿承諾、道義承諾和條件承諾三種形式。

　　如果采用自愿承諾,沒有任何負面效果。盡管目的不在氣候變化,但作為一種自愿努力,并不能形成剛性約束。

　　如果采用道義承諾，可以限制奢侈性、浪費性排放,保障基本生存排放。對于許多發達國家存在過度的浪費性排放，應該加以強制限制，同時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是一種維護。

　　如果采用有條件承諾，獲得發達國家等價的資金技術支持，中國可以進一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如同當年《蒙特利爾議定書》用資金和技術成功使中國在限定時間里替代了氟利昂的生產與使用一樣。

　　上述三種形式的承諾不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形成硬性約束。具有動態特征,適用減排、適應和技術等諸多談判領域,風險較低，且多在技術層面,較為主動；具有一定的進取性特征。

　　“這對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有利于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迸思胰A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