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華盛頓接受《財經》專訪，談中美經濟關系的長期目標與短期進展、原則共識與節奏分歧

　　□本刊特派記者 胡舒立 李昕 發自美國首都華盛頓

　　“保爾森幾乎把布什政府的一半內閣官員搬到了北京。”去年12月14日至15日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的時候，一位觀察家如此驚呼。包括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貿易代表施瓦布、勞工部長趙小蘭、衛生部長列維特、能源部長伯德曼及財政部長保爾森本人在內，不下十位美國部長級高官云集北京，參加中美建交以來最高級別、最大范圍的戰略經濟對話。主持這一對話的，是新上任不久的美國財長亨利保爾森。

　　中國一方的團隊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領隊，參加者包括了財政部長金人慶、

　　2006年9月20日，在新加坡參加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年會后，保爾森直飛北京，首次以美國財長身份訪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隨之宣布啟動，將此前近十個不同等級的中美對話機制納入其框架，級別與頻率同步提升。過去兩國間常設的最高級別經貿對話為一年一度的中美商貿聯委會。而新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將一年兩次在兩國首都輪流舉行。

　　按美國政體，財政部長直接向總統報告，而且在政府序列中，于總統、副總統、國務卿之后排位第四。此時，由保爾森擔任中美對話機制的美方聯席主席，系美國總統特別代表。這正式明確了保爾森身為小布什政府對華經貿政策主要協調人和樞紐的作用，亦凸顯了中國在美國對外戰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一方，中國副總理吳儀的身份是中國國家主席特別代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表示，中美應充分利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職能，深入探討兩國共同感興趣和關切的雙邊及全球戰略性經濟問題，“為兩國高層決策建言獻策”。

　　從現在起不到兩個月，吳儀領銜的中國經濟高官代表團將于5月間造訪華盛頓，展開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

　　兩次戰略對話討論的主題不會有很大的區別：人民幣匯率改革、中國金融市場和其他服務業領域的進一步對外開放、知識產權保護、能源安全戰略及節能技術合作……，一個長長的單子。

　　雙方在大多數領域頗多原則性共識，但具體日程表各自不同。美方越來越多地提醒保護主義色彩日漸濃厚的美國國會將傾向于要求政府采取對抗性的手段，更強調加速改革比減速對中國自己更有利，獲得“近期進展”的愿望愈發強烈；中方則堅持對外開放進程要根據自身國情而定，更傾向于審慎穩健的漸進路線。這樣的對話幾乎可以肯定會延續到5月間的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再啟。

　　再沒有什么比今年3月7日保爾森擔任美國財長之后的三次中國之行，更能充分說明美方對第二輪戰略經濟對話的期望之高，以及中方相應的看重與回應。當日下午，正在參加人大政協“兩會”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專門請假前往首都機場與保爾森匆匆一晤。她向保爾森轉達了胡錦濤主席致布什總統的口信：中方高度重視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將確保對話取得成功，促進中美關系深入發展。

　　正是在保爾森此次訪華之后，籌備華盛頓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前，《財經》記者在華盛頓采訪了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美國貿易副代表巴提亞以及中美兩地的一批專家。本刊在此推出專題報道，以圖在這一有關中美關系前景的重大事件中，為讀者提供富有價值的階段性的權威信息與分析。

　　——編者

　　美國財政部辦公樓緊鄰白宮。長長的大理石走道，兩側墻上懸掛著各個時期的紙幣。進門處依次排列著三個人的照片——總統布什、副總統切尼和財政部長保爾森。

　　上大樓二層，左側轉彎，被引入一間很大的辦公室，四五個人在各自桌前緊張工作。亨利保爾森過來與我們握手，隨即帶我們進入同樣寬大的里間。

　　一套沙發，一張大辦公桌，隨處擺放著本人與家人的生活照。這就是現任美國財長的辦公場所了。

　　3月的華盛頓春意初現。在辦公室里，今年60歲的保爾森穿白襯衣，系藍底白條紋領帶，一邊招呼我們落座，一邊問要喝些什么，乍看來與昔日那位熟識的高盛投資銀行家并無兩樣。僅一分鐘之后，他便說，“開始吧”——顯出了身為政治家的超常繁忙。

　　我們禁不住問道：“怎么樣，當投資銀行家和當政治家的生活有什么兩樣？”

　　“這是截然不同的工作。”可能是因為勞累，保爾森聲音顯得比過去更為沙啞和低沉，神情中略顯出疲態。他與《財經》記者交談時語速不快，字斟句酌。

　　“我很高興我做出了這個選擇。盡管我很懷念在高盛的朋友們，到華盛頓來對我很難。但是，我在這里工作面對的所有議題非常有趣，充滿了挑戰性。我為自己的決定感到高興，不過這份工作絲毫不輕松。”

　　采訪進行得很順利，時間不很長但保爾森有問必答。在一旁的新聞秘書提示時間已剩無幾時，我們還是相繼問完了準備好的最后兩個問題。他的回答也都耐心周全。半小時的采訪中，他手拿一瓶健怡可樂，時常后仰在沙發里，雙腳搭在茶幾上，隨意也放松。

　　當然，誰也不會因其輕松舉止而低估保爾森的能量。坐在我們對面的這個人，他的雄辯、犀利、果決和雄心勃勃人所共知。如不是這樣，保爾森不會成為美國最大投資銀行高盛集團CEO，不會被《財富》雜志評為“華爾街最有權勢人物”，也不會出任小布什政府的第三任財政部長。

　　在保爾森的前任奧尼爾與斯諾任上，美國經濟政策實際均出自白宮經濟政策班子，兩任財政部長備位而已。保爾森與他們不同，這個從布什總統到華爾街都愛稱其為“漢克”的人，被公認為布什政府任期內最有政策制定權力的財政部長。他上任之時，頗有評論認為，白宮需要他為政府經濟政策注入公信力，遠勝過他需要白宮提供這一職位。

　　小布什政府試圖通過推行長期、大規模的減稅來應對經濟放緩，結果給財政造成極大的壓力。另一方面，美國的貿易赤字持續增長，財政和貿易“雙赤”危局深化。保爾森接手財長一職，可謂臨危受命。

　　即使從2006年7月間出任財長一職算起，到2008年底美國總統大選之前，保爾森的任期也只有兩年有余，現在則只剩下18個月。中國顯然在他緊迫的日程表上排名列前。保爾森深知自己的比較優勢何在：在高盛期間他曾訪華不下70次之多，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制約有親身認知，與中國的領導人及財政經濟部門負責人有頻繁的第一手接觸，高盛在他執掌時期在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扮演著重要角色(重組-公司化-改制-上市-兼并收購)并獲益良多。

　　今年5月，第二次中美經濟戰略對話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財經》對保爾森的采訪恰在3月14日進行，正是他訪華歸來之后，籌備下一步對話之前。

　　頻繁奔波于太平洋兩岸的保爾森既對中國國情抱以同情的理解，更深諳美國國會和民眾對中美貿易逆差的恐懼和擔憂。他稱，自己的工作就是幫助國會和民眾認識到與中國貿易帶來的好處，同時也試圖讓中國領導人理解，減緩改革的風險遠遠大于加速的風險。

　　瑞信集團的一份分析報告認為，自上任以來，保爾森已經“重寫了美國的對華經濟政策”：他大幅淡化處理人民幣匯率問題：因為人民幣匯率并不是美國制造業轉移的主因；相反，敦促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業成為他日程表的重心所在。此外，他還推動中美作為世界經濟的兩大引擎在能源和環保等全球議題上進一步合作。保爾森在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內的廣泛關系及與中國的長期交往史，使他成為擔當這一使命的最佳人選。當然，他同時面對著兩大挑戰：一個正在形成更多保護主義色彩的美國國會；他還被期待在與中方的會談中達成具體成果。“這使得他必須在大洋相隔的兩個首都都扮演外交官角色”。

　　“我很尊重他。但我并不了解他在中國政府的人脈是否足夠深廣，也很懷疑他是不是能在未來的18個月取得進展。”美國參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策分析人士告訴《財經》。

　　他還說，這是一個矛盾。保爾森出任財長的意義，在于重振美國人對布什政府的經濟信心。但保爾森本人的興趣所在，又是進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這可能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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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深投資銀行家和政治生涯之余，保爾森還熱心環保，愛好鳥類。在他辦公室的茶幾上有一座黑色獵鷹雕像。采訪結束之后，他向記者展示了在中國云南拍攝的照片，“我在那里也看到了獵鷹”。

　　2003年初的云南之行，保爾森前往考察大自然保護協會在瀾滄江等地區的自然保護項目，《財經》記者也曾前往采訪，談及往事他記憶猶新。

　　隨后，我們一起走出里間辦公室。保爾森匆匆話別，甚至來不及與記者握手，即轉向一位工作人員，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資本市場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至關重要”

　　《財經》：你剛剛從中國訪問歸來。上個星期，你在上海期貨交易所發表演講時，提到中國股市“不斷加劇的波動性”(exacerbating volatility)及其影響，這指的什么意思，能不能更詳細地闡述一下？

　　保爾森：用短短幾句話概括一個演講是很困難的。我當然注意到了中國進行資本市場改革中取得的進步。我們需要很多的改變，很多積極的改變。但是，中國的資本市場還不能代表中國的經濟。資本市場改革取得的成就落后于其他領域。正如我在演講中所言，資本市場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至關重要。要使更多的中國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使中國經濟超越制造業出口的增長模式，資本市場都是關鍵。我相信，發展資本市場的關鍵在于建立更強勁的機構市場(institutional marketplace)，有大量高度專業的投資者，還要建立強勁的債券市場。

　　據此，我提出通過開放引入競爭正是關鍵之一。中國資本市場越早開放引入競爭，就能越快地建立起中國應當有的成熟資本市場。如果等待的時間太長，成熟資本市場的建立將會變得更加困難，因為許多在政治上經濟上強勢的有既得利益的國內企業將變得難以撼動(entrenched)。為了中國自己的國家利益，資本市場應當開放。像我在演講中所說的，這在全世界上有很多成功先例。事實上，中國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大國的限制都多。這里我指的并不是中國對加入WTO承諾的履行情況，中國已經履行了WTO承諾。這是在我看來怎么做對中國更有利。我對此做了很多研究，我在高盛的時候就經常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有意使這番演講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希望由此激發討論并帶來變革，但是我當然沒有忽視(中國資本市場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多成就。

　　《財經》：你剛才談到市場的劇烈波動，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減少波動呢？

　　保爾森：每個市場都存在波動性，從波動性可以看到市場的基本面，因為從長期看，市場是追隨基本面變動的。但是，我相信，資本市場越發達，越廣泛多樣，投資者越成熟，市場的波動性就將越小，就越能反映所在經濟體的實際情況。

　　短期進展與長期目標

　　《財經》：你如何評價去年11月首輪中美戰略對話的成果？我們注意到，美國朝野對于通過這一機制解決中美間多個重要經貿議題抱有很大期待。事后所謂的失望聲音也很響亮。很明顯地，身處你的位置，來自美國國會、業界和媒體的壓力一定很大。

　　保爾森：首先，我對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成果十分滿意，認為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會談十分有建設性也富有成果。其次，美國國會是民眾意見的反映，而美國民情普遍對貿易抱有擔憂。很多人相信各國從貿易中獲益不均，即使在美國國內也是各個行業受益不同。在世界很多國家都能看到保護主義壓力。中國也有這種情況，許多國內企業不希望有競爭；許多人都支持自由競爭，但前提是不在他們自己的領域進行競爭。所以說保護主義是一個世界性的潮流。

　　美國現在保護主義壓力很強。我力圖向人們闡明中美關系極為重要。這個關系有多個層面，在未來很長時間都占據重要地位；而且，兩國經濟關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真正的成果只能通過中長期努力實現，涉及到許多結構性問題，涉及到中國超越WTO承諾的繼續開放，以及在許多領域加強透明度等。

　　《財經》：在民主黨于去年秋天重新成為美國國會多數黨之后，很多人擔憂與中國的貿易摩擦將會加深。對此你有何看法？

　　保爾森：這是我們剛才談過的問題。美國民眾擔心貿易的沖擊。提高生活水平帶來的好處是漸進的，但是喪失工作的痛楚是深切而直接的。我個人認為，有些工作機會喪失不是因為貿易，而是因為科技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但他們的痛苦是同樣的。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幫助國會成員和民眾認識到貿易帶來的好處。

　　美國是世界上對貿易最開放的國家。我希望這可以繼續保持下去，因為這對美國有利。我希望保持美國的開放，也相信其他國家應當加快開放的步伐。

　　《財經》：你多次談到期望看到短期進展？主要是哪些期待？

　　保爾森：我需要一些短期進展，讓美國人民了解我已經了解的情況，這就是中美兩國在改革的原則上并無分歧，分歧僅在于時機的選擇(timing)。所以當我談到美國關注的一些事情時——對人民幣靈活度的關注，我相信這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因為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對中國有利。保護知識產權是另一個這樣的議題。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框架涵括了眾多雙方可以合作的議題，比如整個服務業。我還是想說加速改革進程對中國有利。我在美國這邊屢屢提到，中美兩國在過去五年里貢獻了世界經濟增長的50%。如果中國發展順利，我們兩國將成為最主要的經濟伙伴，這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是一個雙贏局面。所以加速開放，在WTO承諾之上進一步改革，是與中國利益相一致的。

　　我們已經談了許多議題，能源、環境、科技合作等。在即將進行的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里，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創新型社會(innovative society)，這是個可以互相學習的領域。

　　但最重要的是就長期原則和長期問題進行合作，所以需要有足夠的進展。要讓兩國人民以及我們的國會看到，在就長期合作討論的同時，短期內有實在的進展。

　　《財經》：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5月將在華盛頓舉行，你這次是否會采取與上次有所不同的策略？

　　保爾森：我換個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下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美國舉行，正值美國國會召開期間。我需要考慮如何創造一種可能性，請中方主席吳儀副總理或者其他領導人與美國國會領袖們交流。吳儀副總理非常出色，我對她充滿信心。

　　我訪華時要和國會交流。在去年12月首次戰略對話啟動之前和對話之后，我都與他們進行了溝通。因為5月的對話即將到來，我還會專門向他們介紹將要討論的計劃，在這一輪有哪些議題。對話結束之后，我們還會討論我們的長遠目標，介紹有關進展。我會反復提醒國會，我們在與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打交道，一個主權國家，一個重要的經濟伙伴。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不僅對中國有利，也對美國有利。這就是基本戰略。

　　“在匯率問題上原則一致”

　　《財經》：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接近兩年。期間人民幣匯率從1∶8.27升至1∶7.74左右。中國選擇的是一個漸進和穩健的道路。你對此怎么看？

　　保爾森：我本人一向反對著眼短期的思考方式。我覺得只有那些通過長期努力完成的事情才是重要的事情。但我已經轉入公共職務，我現在也已經懂得，我們需要拿出一些短期進展向人們展示。我很贊賞中國政府正在著眼于和諧的增長，著眼于更廣泛地分享改革的成果，著眼于環境問題。

　　我深信中國已經進行了深入改革，區別在于我也認為，像中國這樣龐大多樣的經濟體，而且已經如此融入世界貿易系統，減緩改革的風險遠遠大于加速改革的風險。資本市場半行政控制半市場驅動是很困難的。所以，對我來說進行推進并不是很難，因為這種推進符合中國的利益。

　　如果我們在談論一個中美間的零和博弈，那推進當然會難得多。但我想，我所談的議題都是可以取得雙贏的。所以我堅信改革和競爭。

　　《財經》：如果人民幣升值過快，將會帶來什么風險？

　　保爾森：我們并沒有看到人民幣的迅速升值。而且如果從真實的、貿易加權的角度來看，恐怕還能說人民幣在貶值。我覺得如果中國要建立一個強大的金融市場，就必須接受貨幣的市場信號。具備能夠反映市場信號的貨幣是好事。所以，我們想看到是加大匯率靈活性，最終實現浮動匯率。這樣我們可以進入這樣一種狀態：人們不再討論匯率應該是多少，因為匯率由市場來決定，取決于經濟基本面。

　　在這里我想重新強調，我們在匯率問題上是原則一致的。中國在2005年7月啟動人民幣匯制機制改革，此后人民幣逐步升值。這是好事。如果我們有原則分歧，就會非常困難，對吧？但我們在原則上是一致的。

　　《財經》：中國準備建立一家外匯投資公司，據我們了解，原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將出任董事長。這家公司的使命是將一部分多余的外匯儲備用于投資。這也是中國政府化解巨額且仍在高速增長的外匯儲備的辦法之一。你對此有何看法和建議？

　　保爾森：我讀到了此事，我支持。我相信中國能在衡量風險的基礎上為儲備資產尋求更高回報的行動是積極的事情，特別是如果此舉對發展經濟體的一些關鍵環節有幫助的話。不過，我對此事細節了解不多，只是認為這是件好事。

　　《財經》：你有什么具體建議嗎？

　　保爾森：沒有。但在我看來，這是個非常有建設性的步驟。

　　“與世界經濟領袖之一的中國加強合作”

　　《財經》：美國方面提出，中國應成為國際體系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這一方面代表了對中國發展成就的認可，另一方面，實際上也對中國提出了一整套新的要求——你是利益攸關者了，你要負起“責任”來，所以你要這樣，你不要那樣，等等。但是，中國人會問，現有國際體系的主要力量，特別是美國，自身可以做出什么調整來更好地適應中國的興起？

　　保爾森：美國在非常積極地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重組，中國會有更大的份額，目前已經在第一階段的改革中走出了一小步，我們期望以后會有更多的改變。我們支持中國加入美洲發展銀行也很重要。另外，近期來的G7會談一直有中國參加，中國在這些討論中積極參與。總而言之，無論在WTO框架之內還是其他范圍，我們都期望與作為世界經濟領袖之一的中國加強合作。

　　《財經》：對你而言，銀行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有何不同？

　　保爾森：財政部長是一份與高盛CEO截然不同的工作。我很高興自己作出這個決定，盡管我懷念高盛，懷念在那里的朋友和工作。我本來沒打算離開高盛，所以說來到華盛頓并不是容易的選擇。但是這份工作面臨的所有議題非常重要、有趣和充滿挑戰性。我為自己的決定感到高興，但是這份工作絲毫不輕松。-

　　《財經》封面同組文章：

　　專訪美國貿易副代表

　　中國式漸進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