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金融業開放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在原則上頗有共識，由于這些舉措都將對原有的經濟結構和利益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絕非一蹴可就

　　盡管金融業開放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在原則上頗有共識，由于這些舉措都將對原有的經濟結構和利益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絕非一蹴可就

　　□本刊記者 葉偉強/文

　　中美經濟關系的焦點是顯而易見的——人民幣匯率、雙邊貿易、中國金融業開放、知識產權；雙方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其實并沒有本質區別——更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更為平衡的雙邊貿易、金融業的進一步加快開放，以及更為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都是符合中美雙方根本利益的，只是對于這些方面進展的速度，太平洋兩岸看法相去甚遠。

　　中國政府看來仍將按照自己的步調行事，保爾森則要和時間賽跑。一方面，他和本屆美國政府將在國會的持續壓力下，使得自己“卸任之時”“中美經濟關系能發展得更為穩固”；另一方面，要解決雙方的“緊迫性問題”。

　　人民幣匯改：不同的時間表

　　

人民幣匯率問題或許是中美經濟關系中最為敏感的，也是爭議最大的。一些激進的民主黨議員，甚至把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主要歸咎于“人民幣被人為低估”。盡管保爾森等人堅決反對貿易保護的立場，美國國會對這一問題的態度日趨強硬，已有多個針對中國的匯率報復議案被提上議程。

　　人民幣匯率難題并非只是美國一家的煩惱。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問題，同樣令中國政府為難。人民幣幣值低估，意味著中國在每一筆對外貿易都在補貼交易對手；貨幣政策自主性某種程度的缺失，以及巨額外匯儲備所帶來的流動性過剩風險，更使中國政府有苦難言。

　　為了抑制外來資本的流入，中國央行一直保持美元與人民幣之間的利差，利率政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主性。這種困境在2003年的經濟過熱時顯露無遺；正是由于固定匯率，導致早該進行的加息一直議而不決。近年來，宏觀政策操控的難度有增無減，不斷積累而來的巨額外匯儲備所導致的流動性過剩，更加重了各種擔憂。

　　但是中國政府有更為擔心的問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國民收入不平衡卻在擴大，這不但導致了國民消費遲遲難以提高，更使社會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對于高度關注民生問題的本屆政府而言，由于人民幣大幅升值可能會對中國出口行業造成嚴重沖擊，小則導致大量失業，大則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是一個不得不慎重考慮的問題。

　　即使宏觀經濟整體無憂，經濟結構也將發生急劇調整，出口部門的大量工作將不得不向其他部門轉移，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難以預料。何況，可能受影響的出口部門本身就是一股反對人民幣快速升值的強大力量。

　　權衡利弊，盡管幾年來中國決策層對人民幣低估所帶來的成本已經洞若觀火，仍然要將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和步調牢牢掌握在手中，而通過別的途徑消除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比如說，調整對外貿易政策，加快資本賬戶開放，加大對外投資，等等。只要現有的辦法仍可解決問題，中方的基調就不會改變。是以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方始終顯得不緊不慢。

　　中方對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和速度，并非美方所樂見的結果。即使保爾森本人，也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對此“感到失望”。

　　或許由于保爾森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了解中國國情，他很清楚中國政府不會屈于外界的壓力上調匯率，而只會按照符合自身的步調推進改革。不過，他并沒有守株待兔，而是通過頻密的對話加快這一進程。

　　事實上，他的每一次訪華，都能帶來明顯的“保爾森效應”：去年9月19日至22日，財長保爾森首次訪華，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在四天內連破三個整數關，達到7.9188；去年12月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前，人民幣在11月最后一周連破了7.85、7.84、7.83三個重大關口；今年3月7日，財長保爾森第三次訪華，次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以7.7386創下新高。

　　在剛剛結束的中國“兩會”期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不排除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可能性。

　　可以預期，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前，人民幣很可能再次加速升值。在此之前，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加息，則升值進程亦可能加快，而近來不斷走高的通貨膨脹率以及貨幣投放增長速度使得加息成為可能。中國2月出口高達51.7%的增長率也增加了不確定性：如果這種趨勢是可持續的，則加快升值可以預期。

　　中美貿易：分歧何在

　　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其直接目的是改善中美雙邊貿易不平衡。在美國國內，巨額的貿易逆差往往意味著出口部門就業崗位的減少，以及由此而來的巨大政治壓力。在大選之年來臨之前更是如此。

　　巨額貿易順差對于中國來說并不完全是好消息。來自美方的壓力是其中一個方面，中國其實也在為貿易順差承擔著巨大的成本，順差額越大，成本越高。

　　一種重要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并不僅是因為人民幣被低估。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在“兩會”期間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國際收支失衡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結構的失衡，而經濟結構失衡，是由于資金(包括利率和匯率)、土地、資源等重要生產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這樣一來，中國不但是在補貼出口國，更造就了一個資源依賴型的發展環境，并維持了長期的、粗放的經濟增長。因此，巨額的貿易順差本身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亦稱，宏觀經濟政策需要一個有效的政策組合，而不能過分地寄希望某一個變量的調整，例如匯率的升值。他認為，這個組合里應該包括擴大內需、增加消費、嚴格執法和保護環境等。比如說，環境污染的實質是中國制造品價格的不完全，是中國對全世界的補貼。如果嚴格執法，保護環境，同時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令產品價格反映其真實的成本，都將有利于對外貿易平衡。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今年2月中國的出口增長率高達51.7%。由于進口增長率變化不大，這使得貿易順差進一步增大。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承認，今年頭三個月貿易順差“確實比較大”。他表示，對出口的政策要加以調整；對過去“獎出限入”的政策，今后會根據中國現階段的貿易形式，在政策方面做一些調整，最終達到貿易的平衡。由此看來，中國將在逐步取消鼓勵出口的政策上加大力度。但這里并沒有傳達出任何有關人民幣升值的信號。

　　薄熙來稱，中國政府從不追求高額順差，目前的順差是全球化發展前提下產業轉移帶來的結構性轉移，這是中國的產業結構和國際的經貿大形勢所決定的。由于貿易受產業及其他諸多因素影響，他認為中國不可能馬上調整過來。

　　他進一步解釋說，雖然中國的順差增幅很大，但中國產品出口到歐美市場時利潤很薄，歐美的進口商和零售商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出口目的地的消費者也能享受到物美價廉的商品。

　　然而，接掌美國國會的民主黨代表中下階層的利益，而這一階層在貿易失衡中受損更大，這使得民主黨比代表富人和跨國企業利益的共和黨更傾向于貿易保護。不過，總體而言，美國仍是自由貿易的最大受益者，這一點國會和政府都很清楚。

　　第三條道路：

　　金融開放和知識產權保護

　　要解決美國出口部門的就業問題，緩解國內輿論的壓力，保爾森選擇了更為務實的態度。

　　貿易逆差以及工作崗位的損失，是對國會和美國政府最直接的壓力，尤其是在大選即將來臨之前。只是美國位于產業鏈的高端，許多方面和中國并不存在直接的競爭關系，真正重要的，是增加美國民眾在高端產業，如服務業，尤其是金融行業以及高科技產業的機會。

　　這正是保爾森著力敦促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原因。美國的金融業和高科技產業向來執世界之牛耳，只是一直苦于難以進入中國市場，前者是因為市場尚不夠開放，后者則是受困于知識產權得不到充分的保護。一旦中國金融業加快對外開放，美國金融業將是最大的受益者；而當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則無異于為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去除最大的障礙。

　　保爾森反復強調，這兩點其實也是中國自身的利益所在。敦促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成為保爾森作為財長的第三次訪華的一個重要任務。3月8日，保爾森在上海期貨交易所發表題為“中國金融改革”的演講，他敦促中國深化金融市場改革，進一步向外資開放。有評論認為，此舉意在為今年5月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提前熱身。

　　保爾森在演講中，對中國國有銀行近年來的發展給予高度評價。不過他同時指出，盡管中國已經成為新興的經濟領袖，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但也面臨著一些不平衡的因素，而這些因素都與中國資本市場不成熟、金融服務領域還不夠開放、不夠透明高效有關。

　　他認為，具體而言，中國金融市場正面臨四方面制度性挑戰，即資本市場不成熟、機構市場不完整、銀行體系不成熟以及缺乏透明的監管體制。

　　面對金融市場這些挑戰，保爾森希望中國能夠建立起強大的資本市場，以便為匯率市場化打下基礎。但是，他認為，改革匯率體制只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個方面。不言可喻，如果美國民眾能夠更多地參與中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并分享其成果，這比之純粹的人民幣升值顯然更有價值。

　　保爾森的建言固然是出于美方的利益，但因其同時符合中國的利益而具有現實可行性。中國金融領域的高級官員，包括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等，都在一直強調加強中國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性。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表示，歡迎外國投資者幫助中國進行建設。

　　事實上，中國要建立更加健康的金融系統，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在不同層面引進合作乃至競爭，當為題中應有之義。而保護知識產權，也是中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客觀要求。

　　只是，盡管金融業開放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在原則上頗有共識，由于這些舉措都將對原有的經濟結構和利益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因而絕非一蹴可就。可以想見，中美雙方在這兩個問題上還將進行艱苦的“拉鋸”乃至錙銖必較的討價還價。-

　　本刊記者羅昌平對此文亦有貢獻

　　《財經》封面同組文章：

　　專訪美國貿易副代表

　　保爾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