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于3月23日-26日在海南博鰲舉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出席分論壇““勞動力市場改革：敏感，但是必要”并發言。

　　他在發言中提到工人、農民工的地位問題，認為農民工這個詞很有貶義的。“什么是農民工？到現在中央文件中還是農民工，就沒有把他們當成自己人，這種東西是非常有問題的。”李楊說道。

　　他表示，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問題非常復雜。第一，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下降。很準確的，2011年開始減少，所以造成了勞動力供應不足。

　　第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結構性問題，所謂結構性問題大概應當說在10年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就是上半年招工難、下半年大學生就業難，并存。

　　第三個大問題，整個勞動大軍中受到良好訓練的技術工人比重下降了。

　　第四個問題，對于勞工的社會地位問題。中國是一個工人階級為領導的等等，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但是工人的地位是不高的。建設主要是靠這批人，這批人沒有地位，所謂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也不高，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缺陷。

　　第五個大問題，當人口開始老齡化的時候需要跨時期進行資源配置。跨期配置的主要機制是金融機制，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有比較發達的保險市 場、社會保障市場，才能使得現在存一些錢在幾十年后去用。這些在中國基本上是很欠缺的。

　　以下位發言實錄：

　　李揚：恰如樊綱講到的，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問題非常復雜。據我的觀察，為外國人和官員關注的《勞動法》的問題，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有幾個方面：

　　第一，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下降。很準確的，2011年開始減少，所以造成了勞動力供應不足。2015年，我們新增勞動的投入是負0.9%，也就是說中 國已經面對的是一個勞動人口短缺。勞動人口就是16歲到64歲，這個人口已經開始在減少。這個減少很致命，就是參與率在下降。即便現在大家都響應中國政府的號召開始適齡婦女生孩子，那也得16年之后才會形成新的勞動力供應，所以中國會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勞動力供應短缺的問題。如果再加上樊綱剛剛說的農民工 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相當突出。這是比較宏觀，但是短時間內解決不了的，必須要有長期的打算才能解決。

　　第 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結構性問題，所謂結構性問題大概應當說在10年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就是上半年招工難、下半年大學生就業難，并存。也就是說我們是 一個結構性的矛盾，上半年所謂招工難，主要還是藍領、高級藍領，你要說有點技術的，像樊綱說到的七級工、八級工沒有了，但是有些人是有技術的，考的有證， 這些人的工資是越來越高，一般的藍領工作也上不去，但是這些人很難找，工資是一年高得一年。

　　下半年的問題是大學生就業難，最近十年來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是600到800萬，這在歐洲是一個國家。每年都是大學生就業難，為了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政府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現在要從數字上看不太突出，隨便問一個大學校長就知道是非常突出的。

　　我 們用小數，600萬人的10%就是60萬，十年下來是600萬。我們注意到這個問題也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了，這次危機以來失業問題已經有了新的意義。就是說 特定人口、特定人群像年輕人，年輕人中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失業率最高。我印象在危機中像土耳其大概是54%的青年人失業，現在美國的青年人失業率很高，看看 美國的城市在動蕩，一會一個槍戰，都是很年輕的人在街上游蕩。而且這些人也很會充分利用現在的通訊工具，用中國的話說各個是憤青，他們對社會的擾亂是非常 突出的。

　　中國的這個問題，其實是比較嚴重的。但是結構性的失衡，大學畢業了不愿意去干藍領（的工作），他覺得我是大學生，天之驕子，不愿意干其他的與身份不合的工作，所以這種長期的結構性失衡的市場，結果就會長期存在，這是第二個大問題。

　　第三個大問題，我們整個勞動大軍中受到良好訓練的技術工人比重下降了。像我以前是當過工人的，三年學徒然后出來是一級工，我才能上手干活，三年之后才是一級 工，上大學的時候是三級工了。現在好像沒有這一套，通過短期培訓拉上去就干，這使得中國勞工的結構中這部分高度短缺。我最近看到一個數字，好像是缺 6000萬，基本上就是沒有。而且我們現在整個的教育體系就沒有培養這批人的機制，像以前高中專、低中專，就是初中畢業和高中畢業考的，在前面十幾年都變 成大學了。

　　還有過去稍微像樣一樣稍微大一點的工廠，比如我所在的工廠是在文革前 3000人的機械廠就有技校，每年畢業是一二百人，這個是最合適的培養技工的機制。現在我們的企業改革里，要把這塊剝出去。你從辦企業不辦社會的角度來說 是對的，但是從全社會來說沒有人、沒有一個機制來培養技工，其實這是中國最大的問題。

　　我們知道要和德國比，德國大學生比我們少，這是比重。但是這種中等的技術工人很多，所以現在你看我們的媒體天天說工匠精神等等，說來說去就是說這個事。

　　第四個問題，對于勞工的社會地位問題。中國是一個工人階級為領導的等等，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但是工人的地位是不高的。大家最近如果仔細看的話，最近中央接連下了好幾個文件，就是關于提高工人地位的文件。畢竟建設主要是靠這批人，這批人沒有地位，所謂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也不高，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缺陷。

　　第五個大問題，當人口開始老齡化的時候需要跨時期進行資源配置。跨期配置的主要機制是金融機制，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有比較發達的保險市 場、社會保障市場，才能使得現在存一些錢在幾十年后去用。在中國基本上這些是很欠缺的，除了朱镕基總理在九十年代后期搞的社保基金理事會，現在也就是1萬 多億。其他有一點保險的，比如人壽保險等等。遠遠不能夠滿足未來的需要，所以一旦這種人口的結構到時候變成了危機的時候，我們社會自我救助的能力是不夠 的。

　　大家看中國金融業，從前年以來中國金融業發展最快的是保險，我預測在中國保險特別是人壽保險會有10到20年的高速發展，因為現在到這個時候了就缺這部分資金，就缺跨期配置的資金，保險正好在這樣的風口浪尖上，發展也是非常快。

　　反正這個事還是很多，我和樊綱是互為補充，我是覺得問題是非常突出的。當然好在幾個要點已經做到了，比如工人階級的地位問題，其中包括農民工。農民工這個詞很有貶義的，什么是農民工？到現在中央文件中還是農民工，就沒有把他們當成自己人，這種東西是非常有問題的。

　　有技術工人的問題，有市場中結構性失業的問題，跨期配置的問題，我是參加中國制造2025相當于德國工業4.0的計劃起草，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發現了這個問題。突出的就是沒有技工，突出的就是我們的教育體系不培養技工，培養一堆說空話的，眼高手低，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干。問題是很突出的，好在現在都注意到了，都開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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