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經營報和社科院工經所聯合主辦的“2014中國企業競爭力夏季峰會”于6月14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經營報》社社長金碚。（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經營報和社科院工經所聯合主辦的“2014中國企業競爭力夏季峰會”于6月1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經營報》社社長金碚發表了主題演講，談到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區別，金碚說“計劃經濟的思維就是上面的人能夠看得準，越高級，市里面比縣里面看得明白，省里面比市里面看的明白，中央比省里面的人看的明白，越上面的人越看得明白，這是計劃經濟的基本邏輯。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是越基層的人越看得明白，在我們制定各種各樣政策的時候，哪怕是我們鼓勵技術創新的時候，我們相應的是哪一種思維。”

　　以下為嘉賓發言實錄：

　　金碚：各位來賓，大家好！很高興今年又跟大家在這里就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進行交流討論。我想講的是關于中國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創新的道路。我講的內容跟樊綱講的有非常大的一致性，所以有些問題我就不展開講了。那么，我們今天這個論壇是講新思維，新未來，首先我們要看一看，我們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時代。英國有一個很著名的歷史學家叫艾瑞克·霍布斯鮑姆，90多歲，他對人類走過的工業化的時代寫過三本書，其中講到20世紀的那本書的書名叫做《極端年代》，20世紀是一個極端的年代，同時還寫過一本書，叫20世紀的文化是一個斷裂的時代，《文化的斷裂》。他描述的這個時代，就是20世紀的時候，人類打過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冷戰，到20世紀末的時候，整個一個社會，整個一個人類處于一個文化斷裂的時代，他最后的結論是說人類如果不進行重大的改變，將處于一片黑暗，就是21世紀必須要改變，但是他對21世紀還是充滿著樂觀的希望，但是前提是必須要改變。中國我們想一想，正好也是處于這樣一個時代，為什么我們要深化改革？全面的深化改革？中國確確實實處于一個文化斷裂的時代，什么樣的文化斷裂，對中國來講，跟霍布斯鮑姆來講不太一樣，我們是計劃經濟的思維和市場經濟的思維在我們這個時代同時并存的這么樣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今天講創新，首先我們要講一講中國到底企業到底具不具有創新性，我們看到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說中國的企業非常具有創新性，外國人寫的比較多，這個報告，說中國的企業家太具有創新性了，否則中國不可能一代人就做了兩代人，三代人的事，把一個很貧窮的過程在30年的時間就變成第二大經濟體，如果中國企業家不具有創新精神，不可思議，中國一點都不缺乏創新性，中國人非常聰明。

　　第二個看法，說中國的企業缺乏創新，而這個創新主要是指技術創新，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創新，創新的概念創新被中國人用的非常的泛，什么都是創新，科學也是創新，技術也是創新，企業也是創新，我們把他混淆了，但是混淆也沒關系。

　　那么對于我們來講，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似乎大家是認為我們講創新是技術創新。確實，那為什么中國企業家具有這么大的創新的能力創造了這么好的業績。但是我們說我們技術創新不行了，中國的企業家沒能力創新，無力創新，還是無心創新，在市場經濟競爭過程中間，企業肯定是尋找一個對他來講效益最好的一條路，那么他要進行技術企業創新，他選擇的創新路徑是什么？如果在我們體制中間有很多能夠使得企業沒有必要技術創新，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獲得更大利益的這樣的一種誘惑，企業為什么要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很難，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國家有這么多優惠政策，國家各地都有各種各樣的招商引資的特殊政策。那么，為什么我不能夠通過獲得國家的優惠政策，獲得更便宜的土地，獲得更多的資源來盡快的獲得我們的商業利益呢？

　　所以，在我們二三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間，中國的企業家不是沒有創新能力，而是他選擇的創新路徑是去尋找更多的低價格的資源，去尋找更多的政府的優惠政策，特殊政策，通過這兒，這樣的方式迅速的擴大生產的能力，擴大市場的占有率，從而獲得了令世界矚目的這樣一個經濟發展的業績，沒有不理性，都非常的理性。

　　那么，我剛剛講的，我們是一個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種文化在這個地方斷裂的，并存的時代。這個時代里面的計劃經濟的邏輯和市場經濟的邏輯有什么區別呢？一個最基本的心理區別就是計劃經濟它認為等級越上面的人，層級越高的人越聰明，計劃經濟的思維就是上面的人能夠看得準，越高級，市里面比縣里面看得明白，省里面比市里面看的明白，中央比省里面的人看的明白，越上面的人越看得明白，這是計劃經濟的基本邏輯。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是越基層的人越看得明白，在我們制定各種各樣政策的時候，哪怕是我們鼓勵技術創新的時候，我們相應的是哪一種思維。在傳統上，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上，為什么中國會走上一個很落后的國家，會很能夠在一定時期里接受計劃經濟的邏輯呢？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宣傳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不僅僅如此，它這個思維和中國的文化思維是有契合點的，就是中國人從來認為官比民聰明，皇帝最聰明，這種思維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邏輯上是有一致性的。所以，我們最后的結果就是把資源配置的決策權越來越認為由上面來決定一定是比較正確的，比較英明的，這是計劃經濟的邏輯。

　　但是，市場經濟應該是說下放的，讓基層看得最明白。我們回想一下30年來走過的路，一方面是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但是由于各種各樣力量的匯集，特別是當我們要解決困難的問題，復雜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全民族都想這個東西應該由中央做出英明決策，這不能怪政府，老百姓也是這么想的。這么想的一個結果就是資源配置的分配，配置越來越集中。我們做出的哪怕是基層做決策的時候，他也高度的依賴于上面的意圖，上級的意圖，首先做決定的時候看看這個是不是國家認定的需要扶持的產業，首先看看這是不是國家認為的高新技術產業，是不是國家的規劃里面有鼓勵的產業，是這么來做出商業選擇的。這樣一個思路就導致了我們整個一個技術創新的活力不足，它的思維在這兒交結。

　　這樣一個思維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應該說現在我們試圖要有新思維。試圖是說，你既然搞市場經濟，那你就要承認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邏輯，最基本的邏輯就是信息是高度分散的，特別是在創新的過程中間，未來是非常不確定的，政府是看不準的。那怎么辦？所以，唯一的辦法是說要讓市場來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就是為什么要這樣，這是一個重大的一個思維的改變。但是，改變這個思維邏輯，對于整個一個中國人來說是不容易的。我們有的時候老是怪政府，其實也不是光怨政府，政府也是一樣，如果大家都認為我聰明，都認為應該我來決定，都認為我應該制定一個產業發展的目錄，如果我不制定，這個政府好像就失職了一樣，大家都盯在這上面。所以，就嚴重地遏制了中國的企業，當然我們不講到經濟以外的一些領域，就高度地扼殺了中國的創新過程所需要的那樣一種想象力。想象力受到了約束，當然我們教育體制也一樣，都是認為學生什么叫好，就是要你跟老師的意見一致你就是好，學生不能夠想象。我們整個一個體制，我們整個一個系統都是存在這樣一個創新乏力這樣一個狀態。

　　這個狀態不僅中國如此，有美國的一個學者他做了一個研究，就認為，以美國為例，美國經濟的成長為什么到現在整個西方都會變得乏力，他就認為是創新不足。而這個創新不足，他講的報告的意見，跟剛剛樊綱講的很類似，就是他忽視了新一代，就是新的技術，我們現在講的所謂高新技術的產業，實際上對于發達國家來講是上個世紀80年代，甚至再早一點那個時候形成的，以電子信息產業，網絡經濟為基礎的形成的那樣一種技術，我們認為那個新的技術可以推動世界經濟不斷的高速的增長。一直到上個世紀的90年代，西方國家都這么認為，說人類進入一個新經濟的時代。他們研究的結果說不是那么簡單，說現在為什么到了21世紀以后，整個經濟增長的乏力是因為技術創新的支撐力不夠。他們還做了一個具體的研究，我們現在講第三次工業革命，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支撐了美國高速經濟增長81年，而現在我們當代所處于新經濟的所謂高技術時代的現在這個經濟，這個技術創新只支撐了美國經濟八年的高速的經濟增長。就是根本的原因是技術創新的支撐力使得現在全世界的經濟增長乏力，這是美國學者的一個研究。

　　那么，這個研究在中國來講也是，剛剛樊綱也講到，我們總認為所謂的技術創新就是企業要轉換你的主業。我們可以想像，我們在座的有很多做企業的，我們只有二三十年做企業的時間，但是我們很多很多的企業已經變換了很多的主業，而且也認為我們現在好像技術的創新是需要到了一個好像第二產業要向第三產業大幅度的轉型，而第二產業里面傳統產業要向高技術產業迅速轉型，好像都是這么一個輿論。其實情況遠遠不是這樣。如果我們深入到企業的內部，產業的內部去看，表面上看，是干什么，什么都產能過剩。我們經常說，政府說有什么可搞的，什么都產能過剩了，你是站在上面看，是好像產能都過剩，但是你到基層看，我們用市場經濟的邏輯看，到基層去看，可以告訴大家，要什么什么沒有。什么叫要什么，什么沒有？你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高技術產業，你當這個產業在往下走的時候，在升級的時候你發現中國絕大多數產業，比如說手機，我們說都在中國制造，但是手機里面的零部件，中國能夠制造的很少。不僅手機如此，很多產品它的原材料，零部件，中國都做不好，哪怕小到圓珠筆，因為中國的化工不行，所以圓珠筆的墨汁不行，中國加工材料不行，所以圓珠筆的圓珠不行，這是小小的東西。各行各業都行。

　　然后我們雖然向高技術產業去發展，高技術產業發展，得平衡，當然有高技術產業本身的核心技術問題，但是中國現在的整個工業體系很難支撐高技術產業真正在中國能夠發展的很好，還得有依賴。做的一個學生，他研究核電，說中國的核電和國外的核電，中國核電不是什么新技術，在國外就是傳統的技術。但是，做核電站對中國來講是一個新技術。為什么核電站都要擺在沿海，為什么法國就能把核電站擺在內陸呢，中國人認為核電站一定是靠沿海，內陸不能搞核電。他說法國人大部分的核電站就是內陸的，為什么它能擺在內陸，我們就一定要擺在沿海呢？關鍵是我們的制造技術達不到，如果制作技術達不到，就只能擺在沿海安全一點。如果制造技術，零部件，各個方面都做到很高端，沒有問題，法國就把核電站放在內陸。中國各行各業都存在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想中國現在的企業，產業發展的空間是及其巨大的，但是我們表面上看已經全國產能過剩了。原來我寫過一篇文章，就講中國過去走過的30年的產業的發展是一場平推式的工業化路徑，就是部隊進入了一個開闊地，開闊地的迅速推進，占領市場，但是所有高地都繞過去了，現在開闊地我們占領了，然后非常的擁擠，但是山上我們都沒有占領。所以中國產業面臨的創新要解決什么問題，我覺得對中國來講解決兩個最基本的問題。第一、經過30多年的發展以后，我們規模這么大以后，我們各個產業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各個地區它能不能夠扎根，還是說等比較優勢變了以后他就會走，它是一個漂移性的產業，還是扎根的產業，這是中國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各個產業技術的制高點，中國的企業能不能上去，還是永遠只能落在平地上擁擠，還是我們可以占領各個產業的技術的制高點，能夠占領高低，這是中國現在創新面臨的一個新的問題，顯然要達到這么一個新的產業發展的路徑，我們的政策，我們的體制，特別我們的思維一定要真正的轉換到市場經濟的這樣一個道路上。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