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偉

　　新浪財經訊 4月8日，第四屆中美經濟學家頤和園對話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本屆會議主題是：“中美作為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挑戰與機會”。世界銀行[微博]中國及蒙古局前局長杜大偉(David Dollar)介紹中美雙方討論的相關情況。

　　他表示在過去的兩三年當中開始在下降，因為農民工的工資和低技能的工人他們的工資是有所上漲。我們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就是中國一直在尋求的是一種投資密集型的增長模式，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等等這些部門，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給這些低技能的工人，吸引了很多的農民工。

　　在過去的幾年當中，這些確實確實是降低了社會收入的不平等性。很多中國人看到這些官方數據的時候也都非常吃驚，就是說現在這個不平等性在過去兩三年是下降了，因為有很多隱形的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有一些研究表明，其實很多隱形收入或者灰色收入，其實有一些人比他們真正表現出來的更加富有，比官方數字表現出來的更加有錢。

　　以下為發言實錄：

　　David Dollar：非常感謝，非常榮幸回到北京，我也有機會參加了之前的一些頤和園對話會議，當時我是在美國財政部工作，現在我回到了華盛頓，離開了政府，在布魯金斯學院作為一個研究員，我也非常高興作為一個研究員的身份來參加這次的對話會。我們的議題是中美社會和環境領域的問題，因為它的范圍非常廣，所以我們主要是討論的是中美的社會問題。

　　在全球的各國當中，美國和中國是比較不太一樣的國家，因為他們在過去的15到20年當中，他們的貧富差距非常大，而且我們這兩個國家社會移動性也是比較低的，這也是成為了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機會均等的問題。所以我們這個主題當時就是說，每一個國家都有一些機會可以采取一些改革，取得雙贏，來提升機會。而且也可以來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和經濟效率的提升。我們所討論的一些話題，中方和美方之間有各自的一些觀點，每一方都談到了自己國家的社會問題，確實我們相互也學到了一些經驗教訓，但是更多的是一種信息的交流。

　　第一我先來談一下中方經濟學家所談到的中國的問題。其實我們是有了一些非常好的技術性的演講，我想給大家講一下我們中方嘉賓發言當中的重點。

　　一是關于勞動力市場有一個非常好的演講，就是說現在勞動力市場在變化。最近有一些工資增長，主要都是一些低技能的農民工。過去的15年當中，中國的這種不平等是在增加，根據官方的數據，其實在過去的兩三年當中開始在下降，因為農民工的工資和低技能的工人他們的工資是有所上漲。我們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就是中國一直在尋求的是一種投資密集型的增長模式，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等等這些部門，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給這些低技能的工人，吸引了很多的農民工。在過去的幾年當中，這些確實確實是降低了社會收入的不平等性。很多中國人看到這些官方數據的時候也都非常吃驚，就是說現在這個不平等性在過去兩三年是下降了，因為有很多隱形的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有一些研究表明，其實很多隱形收入或者灰色收入，其實有一些人比他們真正表現出來的更加富有，比官方數字表現出來的更加有錢。

　　二是我們中國的經濟學家也討論到，這樣一種情況會導致資源獲益以及機遇的不平等。比如說使用教育資源、土地和信用等等。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些改革來實現雙贏，比如說要強化農民的土地使用權，那肯定人們可以把土地轉向城市的時候可以得到相應的權益。然后把農業用地轉為城鎮化用地的時候，也可以導致政府的一種腐敗行為的滋生。從教育的角度來講，我們也談到了中國的戶口體制，農村人口的教育水平總體來講是比較低的，這樣的話對他們來講，對于農村的家庭要轉移到城鎮，能獲得城鎮的資源，比如說城鎮的教育是一個問題，戶口的系統也是機構改革當中能幫助來解決資源更合理的分配。

　　三是中國的經濟學家也談到了中國的信用系統，它比較偏向的是這些基礎設施和建筑的行業。但是它會推動相應的這些投資，也是創造了很多的低技能工人他們的就業機會。但是來自于農村的低技能勞動力的供應現在已經在下降，這也是現在中國遇到的拐點，所以創造低技能的就業并不是非常合理的。有一些利潤率比較高的服務型企業，希望能夠有更好的資本分配，能夠去發展高端服務業。因為現在服務業主要的重點還是這些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行業。由于人口的變化和就業的需求，我們更需要的是大眾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對于這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現在對他們的這種就業幾乎不是對等的。

　　四是我們討論了對整個人口的機會也在增加，尤其是貧困人口。最終會帶來很好的結果，比如降低不平等，還有對于經濟效率的提升。

　　五是我們當時沒有時間討論環境的問題，但是有人也提出來多盈的局面。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考慮到環境的問題，當然把經濟增長轉向以服務業為主的話，肯定能夠幫助減少中國環境污染的問題，當然這個并沒有深入的討論，我們更多討論的是社會問題。

　　第二是美國經濟學家討論到的問題。在美國也有很多的問題，比如在過去的10到15年的時候，收入的不平等也是有所增加，而且財富的分配也是差距更大。

　　一是我當時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兒童的早期教育問題和發展問題。我們在美國做了很多相關的研究，研究表明，社會移動性主要就是從小孩一出生以及早期這段時間開始的。比如說他們如果在富有的家庭出生的話，他們的詞匯量會更大，但是他們上學的時候，那些比較貧窮的孩子他們的詞匯量，或者是各方面的技能已經很落后了。當然我們討論到了美國的政策。我們兩黨也都達成了一致意見，要去提升早教的品質，去開發一些兒童早期教育的一些項目，讓這個競爭更加公平。

　　二是美國的移民問題。在美國非法移民達到了一千萬以上，還有很多的研究表明，他們會導致經濟下行，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低技能的移民。當然在美國我們也有一些高技能的移民，我們的這些政黨也在討論怎么去妥協，因為移民改革有兩個方面：一是考慮將這1千多萬的移民合法化，讓他們享受更多的社會服務和社會權益。二是我個人同時更喜歡在高技能的這些人才方面我們應該開放移民政策，因為移民也是我們這個國家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在低技能的移民領域我們需要對他們進行合理化，對于高端的這些移民我們需要更加的開放我們的政策，這樣的話能夠增加我們的間接效率和對經濟帶來更多的支持。

　　三是中國的朋友都知道，我們中國的財政狀況中期來講是比較穩定的。我們現在的債務占GDP的比例在過去的5到7年當中有所降低，但是還是比較高。

　　四是我們需要改變整個社會福利的體系。社會福利的改革會降低整個社會福利，而且也會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怎么能夠更好的去平衡收入的分配，這可能會對我們的經濟帶來一定的推動效應。Mike Spence也講到了在這個領域的改革，在美國政治上的分歧非常大。

　　我們雙方都是想要讓對方了解一些具體的比較重要的自己國家的一些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不一定能夠影響中美關系，但是這些問題都是可以了解一下美國或者中國怎么來解決這些問題，對于美國經濟和未來有什么樣的影響。

　　最后想總結一下，我們這樣一個討論非常是非常有益的，進行了很多意見的交換。我們在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去提升品質和降低社會的不公平，讓移民更加的合法化，以及讓經濟的增長更加持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