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釣魚臺舉行。上圖為論壇：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釣魚臺舉行。上圖為論壇：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以下為第五單元實錄：

　　張來明：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本單元主題是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在過去35年里，改革和開放尤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共同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講改革離不開開放，同樣講開放也離不開改革，中國的未來發展既需要繼續推進改革，也需要繼續推進開放，因此，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就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個新體制新在哪里？這個新體制對中國和社會的未來意味著什么？這個新體制又將如何構建？我想這些都是大家感興趣的問題。接下來有請兩位嘉賓圍繞本單元的議題發表演講，一位是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鐘山先生；一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

　　首先有請鐘山先生發表演講，大家歡迎。

　　鐘山：女士們，先生們，非常高興參加今天這個高層的論壇，下面我就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與各位進行交流，講三個問題：

　　第一，為什么要構建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構建開放型經濟的新形勢，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越是發展就越要開放，面對事情國情的變化，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對外開放，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必須這么做的問題。構建這樣的一個新體制，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要從貿易的大國走向貿易的強國，就必須要構建這樣的一個新體制。去年，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但是我們仍然是大而不強。我們與世界這些貿易強國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貿易從大到強我們需要構建這樣的新體制。第二我們要從吸引外資為主向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并舉，這就需要我們構建這樣的一個新體制、機制。第三我們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廣泛的參與國際的交流與合作，我們需要構建這樣的新體制，我們是國際合作的后來者，我們也是國際投資貿易規則的實踐者，但是我們不是制定者。我們需要融入國際社會，我們需要和國際社會共同制定貿易投資的規則。同時，中國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我們必須要構建這樣的一個新的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第四這也是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需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通過開放促進改革，促進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第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內涵。我認為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涵：一是以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為抓手；這包括改革利用外資，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兩個方面的任務。目前我國利用外資仍然采用了專案審批加產業指導的管理方式，審批環節多。那么這種審批的方法我們必須要改。去年我們有一個重大的探索，就是批準設立上海自由貿易的試驗區，這個試驗區是簡政放權、創新管理體制、探索新的管理方式，經過五個多月的實踐，我們初步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我們這樣的試驗是受到世界各個國家歡迎的，同時，也可以證明中國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也是可行的。短短的幾個月，上海自貿區受到世界各個國家和我們國內各個方面的重視和關注。第二是堅持多邊和自貿區兩個輪子一起轉，推動完善全球貿易管理體制。我們將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20國集團發揮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平臺的作用，推動國際金融體制的改革，推動世界貿易組織的多哈回合談判，積極參與氣候變化，能源、資源的安全、糧食的安全等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加強與發達國家間的宏觀政策的協調和市場的開放，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實現優勢互補。我們同時還要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積極發展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自貿關系。三是擴大內戮和沿邊開放，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體制。我們要協同推進東中西部的對外開放，步形成分工協作、互動發展的對外開放格局。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對外開放是從到西的，東部地區對外開放的起步早、發展快，但是中國的中部和西部地區相對東部而言開放總體滯后，這個已經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關注。我們要加快推動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要擴大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同時，我們要加快沿邊開放的步伐，特別是我們要鼓勵沿邊的口岸、邊境城市、加強與周邊國家的人員往來、貿易往來。去年我們又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促進沿邊地區與周邊國家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提升沿邊開放的水平。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能力。為推動世界經濟早日走出金融危機，踏上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的道路，需要構建和完善開放合作，互利共盈的全球貿易體系。在此，我想提四點創意：一是積極推進多邊體制的后發力談判。世界多邊貿易體制是全球多邊貿易的基石，金融危機以來，我們對多邊貿易體制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世界貿易組織是全球經濟貿易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去年底協議的達成是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12年來首次實現零的突破，使人們重拾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現在世界組織成員都在探討協議的實施和結束多哈會談的路徑選項，中國愿意與國際社會一道促進多邊貿易體制朝著更加開放、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方向發展。第二積極推進開放包容透明的自貿區談判。當前全球各種區域安排快速的發展，包括近幾年美國推動的TPP和TTIP的各種大的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中國自貿區談判這幾年來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我們已經建立了十個自由貿易區，我們主張堅持開放、包容、透明的原則，是企業經濟合作既有利于參與方，又能體現對多邊貿易體制和規則的支持。第三積極推動國際投資規則的談判，二戰以來形成的多邊貿易體制，確立了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使國際貿易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在全球跨國投資不斷發展的今天，世界各國應共同努力構建統一的多邊貿易投資的規則，完善投資環境，打破投資貿易的各種各樣的壁壘，擴大市場準入，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降低不必要的投資風險，為跨國投資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第四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有關談判，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全球經濟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五年多來多邊貿易體制，20國集團，區域經濟合作，等國際治理平臺有了新的發展，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國際金融、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全球價值鏈、發展援助，以及可持續發展領域的規則，都在不斷的演進�？偟膩砜�，國際貿易規則的變化是積極的，是以變革來適應當前的新形勢的，我們愿意與各方共同合作推動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貿易的新秩序。

　　女士們，先生們，歷史已經證明，國際貿易投資的自由與健康發展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今后一個時期各國應認真履行有關承諾，發揚同舟共濟的精神，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和投資的保護主義。堅持通過溝通、協調化解摩擦，堅持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最大限度地擴大利益交匯點，共同塑造合作共贏的全球國際貿易的新格局。

　　我的發言到這里，謝謝各位！

　　張來明：謝謝鐘部長的精彩演講，作為我國主管對外經濟很多事務的領導人，鐘部長的演講具有實踐性、政治性、權威性，他的演講無疑對我們加深中國對外開放工作的了解很有幫助，接下來讓我們熱烈歡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發表演講。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高興能夠再次到這兒來，也非常感謝邀請我出席這次論壇，中國對于外界的開放，對中國在過去30年取得的成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種開放應該說是多層面的，包括對新思想的開放，對于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開放，對于外資的開放，正如剛才鐘部長所說，對于海外的投資也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技術，以及帶來了更多可以得到保障的進口供應。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國的對外開放變得如此的特殊？而且表現的也比世界上其他國家要更好呢？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中國對于改革開放的順序和速度有著非常謹慎的安排，中國沒有過快或者完全進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因為有很多事實證明那些國家過快的使自己的金融市場自由化以后就會面臨很多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正如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情況一樣，同時很多的中小企業也會受此影響，而且國內企業投資也會下降。因此，中國很好的管理了他參與全球化的進展，中國因此也比世界上很多國家更加成功地避免了很多非常不利的結果，包括限制工業化。中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國認為開放只是實現發展的一個工具或者渠道，而不是最終的目的。因此中國這種開放的戰略使得中國取得了發展上的成功。

　　在下一個階段，也就是中國未來改革當中該如何開放，這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在過去可行的經濟措施或者政策的未來未必一定可行，因為全球情況在發生變化，而且中國也因為取得成功未來未必情況和過去一樣，因此我想說中國應該降低對出口拉動型經濟的依賴，尤其是對制造業，而更多的應該需要依賴于國內內需的擴張，當然我們希望這種依賴于內需驅動的增長并不會像美國的內需驅動增長一樣，完全依靠所謂的消費，而應該取決于另外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而中國這種全面的深化改革的舉措，當中一個重要的領域就是要接受經濟發展的新的模式，這個模式可能部分是基于中國過去取得的成功經驗，當然也可以吸取其他國家過去的經驗教訓，在改革的其他領域我們可能會發現會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礙或者抵抗，現在我們必須要明確的找到這樣一個正確的發展模式，尤其是現在。因為我們今天確定下來的游戲規則以及發展模式會對未來經濟增長產生長遠影響。

　　有兩個大家必須要關注的潛在風險，第一中國要盡可能的抵制短期的投資者給予中國的壓力，短期的投資者他們并不會太在乎長遠發展的結果，這就是一種危險。同時中國還應該盡可能的避免被所謂的監管或者歸管所捕獲，成為監管的俘虜，這種新的開放的模式就像過去的開放模式一樣，包括了很多層面的開放，包括思想的開放、投資的開放、管制的開放等等，在我看來，可能是學者的緣故，最重要的開放領域是對于思想的開放，也就是說與世界進行更多的互動，尤其是對于科技發展來說這點至關重要，中國一直以來是充滿創新的經濟，所以很自然會想到知識產權的問題，當我們想到對思想開放的時候一定會想到知識產權，之前的一些發言人也討論過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但事實上知識產權的制度很多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以發展為導向的知識產權的管理體系，這樣的一種知識產權的體系和WTO的一個文件當中，或者說在TPP的談判當中，所提出的知識產權的管理體制完全不同的，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一種知識產權的管理體系和十幾年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所討論的那種知識產權的概念不太一樣，因為我們所需要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應該允許人們或者發展中國家能夠獲取救人命那樣的仿制藥，事實上像美國這樣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在設計過程當中就沒有用來保護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所以必須要清晰的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必須要找到一個發展導向型的知識產權的保護體系，這樣的話中國才可以變成一個更加有創新力的社會。

　　再討論一下金融，在金融方面的開放我們必須要接受這樣一個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說金融行業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包括提供信貸，尤其對中小企業提供信貸的管理風險，在不存在榨壓和低成本的情況下為老百姓提供金融服務。所有這些功能對于金融行業的穩定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些重要的目標其實對任何經濟體來說，包括最發達經濟體來說都是很難實現的，在過去的時間當中，我們看到在金融危機之后，我們在這些重要的功能方面實現了巨大的變化，最關鍵的是我們必須要能夠幫助我們實現這些目標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通過逐漸的開放獲得的，首先我們要對資本和金融市場自由化謹慎，絕對不能操之過急，比如說我們必須要求所有的銀行，無論是國外的還是國內的，必須要求他們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同時資本充足的子公司要獨立運營，同時對于跨境資產流動要進行監管，甚至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最近也改變了一貫的立場，而建議國家要對跨境資金流動進行一定的監管，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同時要保持強有力的監管體系，盡管面臨來自外部的壓力，為什么這么做呢？這當然可以追溯到其他幾位財長所說的，作為金融行業有很多外部性，這個外部性對于經濟的穩定性，以及包括整個經濟體系，都會有外部性和影響，同時貨幣的國際化其實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尤其是將它和國際國內的經濟穩定發展相比，其實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們必須要充分的了解潛在的風險才來逐步的推進貨幣的國際化，我們現在談談貿易政策。我想首先歡迎剛才鐘部長所提出的中國支持多邊主義的立場，我覺得這是非常合適的對待談判的態度，尤其我也非常支持您剛才提到的多哈發展回合當中中國扮演的角色，尤其考慮過去的貿易談判回合當中發生的情況，我想區域和雙邊的貿易協定，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損害了或者影響了多邊主義。事實上我們現在面臨了這樣一個巨大的所謂的意大利面條，也就是說有錯綜復雜的不同區域的雙邊的FTA協定，在不同的國家涉及不同的生活水平，所有國家的消費者他們都需要從這樣的貿易談判中獲益，事實上我們貿易談判應該更關注非關稅的壁壘，事實上很多非關稅壁壘都是規管性的，比如說保護健康、安全、環境以及經濟和金融的穩定，之前我們討論的時候談到了人們維持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來減少對于社會保障方面的壓力。之前美國甚至攻擊當時談判提出的要對煙草的銷售進行監管的提議。也就是說，他們希望能夠影響某個國家或者干擾某個國家監管煙草銷售的能力，顯然正如鐘部長剛才所說的，在投資協議方面，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是很重要的，鐘部長提到了法治的的作用，當我們看這些投資協議的時候必須回過頭來看看，細節決定成敗。所謂的爭端解決機制，在很多的國家和投資者之間的投資保護協定當中都有，而事實上很多使用的法律標準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看來，其實已經過時了。尤其是我們從歷史來看，這種所謂的國家和投資者之間的仲裁并沒有為這些國家帶來更多的投資，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看中國招商引資的成功，或者說從巴西和非洲的發展來看，事實上這種所謂投資者的仲裁并沒有為這些國家帶來更多的投資，而中國并沒有靠這種協定就已經實現了很大規模的外資的吸收。開放當然應該是雙向的，而中國在過去30多年當中也證明這種開放是雙向的，中國在海外投資活動越來越活躍，包括通過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投資，同時也通過援外為其他國家提供了資金，同時也也成為了獲得技術的途徑。

　　所以我想再次強調一定要學習過去的經驗教訓，首先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有社會責任感，同時眼光放長遠，不要從事短期的行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們不僅僅是要獲得這些國家的資源，而是要幫助他們發展，在這個領域我覺得中國可以教很多國家他們是怎么做的，也就是中國這方面做的非常好，很多國家可以向中國學習，中國在全世界經濟當中的角色，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正如鐘部長所說的，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但是中國在履行或者承擔責任方面，可能還沒有與他所占的體量比例相協調或者相一致，中國的聲音當然幾年前先也是提出了要建立全球的儲備貨幣的新體制，當然后續跟進的舉措應該說還是比較緩慢的。但我認為中國應該更加積極的參與規則的制定和新制度的建立。在這方面向全世界提供公共產品中國做的更積極一點，包括在環境、大氣的治理方面，中國可以做更多讓我們地球的生態環境能夠變得更好，幫助我們更好的應對氣候變化。當然其他領域我們也可以進行國際性的合作，包括在經濟方面，包括在宏觀經濟穩定性方面做這種國際性的合作。還包括研究在內國際的公共產品的提供，包括共同應對疾病，同時也包括最不發達國家提供中國力所能及的幫助。

　　最后我想來總結一下，要建立一個開放型的新經濟體制，對中國繼續他的增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舉措，通過這樣的一個努力來提高中國人民生活的水平，世界正在不斷的變化，因此中國還需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過去中國成功的應對了全球化進程當中的問題，但是任何未來工作當中的失誤，都可能會對經濟的繁榮和穩定帶來巨大的代價。我們理解也非常歡迎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了中國要全面深化改革，并且不斷推進開放，我們希望中國在構建開放型新經濟體制過程當中打造新的創新型、活力型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謝謝！

　　張來明：謝謝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富有國際視野和學術智慧的演講，作為國際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對中國對外開放的觀察和分析很有深度，特別是他從世界經濟發展大勢出發，對中國深化對外開放的見解很有見地，我們兩位演講嘉賓做了很好的演講，下面進入提問的環節，一共20分鐘，大家可以向他們提問，提問之前建議先簡要介紹一下自己，現在可以開始。

　　馬丁：來自WAP，我有兩個我的評論還有一個問題，第一個是給兩位專家的，這個論壇到現在還沒有提到國企改革，第二你也提到知識鴻溝，尤其包括數字技術、數碼技術方面，中國的公司在這方面也是做得越來越好，甚至在某些領域成為了這個領域的領跑者，在過去幾年當中可以看看騰訊，包括阿里巴巴[微博]這些公司的發展，事實上他們也創造了新的模式，包括互聯網的金融交易的市場。這樣的模式甚至可以全球范圍內推廣。這就是我的問題。

　　鐘山：國企改革中國已經堅持了20多年，我們的國企一直在改革當中，比如說國企我們不斷的重組，國企的數量在不斷的減少，現在中國的國企在地方是數量越來越少，但是我也不回避，國企仍然是我們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們國家對國企改革的力度在不斷的加大。你知道的，我們金融、銀行原來100%都是國有的，你看現在我們的銀行上市了，上市就說明他已經股權多元化了，就說明他是面向市場了，而且這些國企的改革金融銀行的大改革，也有相當一部分的股權在外國人手里，其他的像中國的石油、中國的通信等等這些大國企，也進行了大力度的改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加大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國企的改革步子將進一步的加大。

　　謝謝！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想首先簡要的點評一下，然后再來回答國企改革的問題，傳統來說開放會對國企帶來壓力，這是開放的好處，這樣的壓力能夠促進市場的力量，能夠使國企提高效率。我覺得這是比較對的真理。但是怎么來做開放是需要謹慎性的，因為你開放未必帶來好的效果，比如說有些在美國的行業我們是有開放的，但是我沒有很好的、很強的競爭，我們雖然沒有貿易的限制，但是有其他市場準入的障礙，除了剛才講到的貿易壁壘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準入壁壘，所以他的結果，比如說我們電信的成本在美國比其他國家高很多，因為其他國家電信競爭更加的充分，所以開放本身或者說獨自開放不足以保證有競爭，在某些領域我覺得知識的差距正在縮小，中國在某些領域已經成為這個領先者，另外比如說像光伏，還有像其他的領域，中國的大力發展也給世界帶來了好處。確實這個發展促進了全球的知識差距的彌合，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領域需要來改變，比如說中國自己的人均GDP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是非常非常的低，需要進一步的提高、進一步的趕超，所以這跟我剛才講的這一點都是非常有關系的，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是非常重要的，特別針對中國來講，因為中國現在在某些領域已經是領先，在另外一些領域則是扮演追趕的角色。

　　提問：我的這個問題是有關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特別是在光伏這個領域，我來自江蘇蘇州阿特斯陽光電力的瞿曉鏵，我這個問題問鐘山部長，有幸兩次向鐘山部長匯報，一次是代表行業就美國的雙反，第二次是歐洲的雙反，也非常感謝中國政府為了維護行業利益作出的巨大努力，特別是去年通過協商解決歐盟的雙反案件，保護了行業利益，也為中國跟國外貿易爭端，通過協商來解決建立了很好的案例。現在美國的雙反對光伏又起來了，同時還有印度的雙反正在進行中。所以希望咱們中國政府，特別是鐘山部長，能繼續對這種濫用貿易救濟手段的做法為咱們行業據理力爭，爭取協商來解決這樣的貿易摩擦問題。我的三個小問題也是跟這個相關的，第一個是近年來很多國家常常以非市場經濟地位為借口濫用貿易救濟手段，這種案件頻發我們有什么對策？鐘部長以我國出口為導向的行業有建議？第二從我的觀察有效的抗辯經常需要中國政府各部門的協調，比如上次美國雙反的調查中，有一條關于出口信貸支持。像這類問題怎么能夠加強內部的協調？第三從報道中看到中美貿易談判在進行，這樣的談判是不是能夠幫助減少這類的出口壁壘？

　　謝謝！

　　鐘山：中國近幾年國際間的貿易摩擦是在不斷增加，中國確實也已經成為貿易摩擦的一個主要的對象國。我是這么看待這個問題，第一中國這幾年貿易快速的發展，中國去年的進出口總量已經超過4萬億，跟各個國家之間一些貿易摩擦，我認為是正常的，也在所難免的。所以，我們應當以平常的心來對待它。第二貿易摩擦我們應當通過什么樣的方法來解決它？這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從這幾年來中國與歐美以及其他的貿易伙伴貿易摩擦積累的經驗看，通過談判、通過磋商解決貿易爭端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剛才您談到中歐光伏電池的談判以及最近中歐多晶硅、葡萄酒這些貿易爭端的談判，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以為這些談判通過磋商解決貿易爭端是最佳的選擇，對中方來說我們是主張通過談判磋商來解決貿易爭端，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你剛剛講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問題，我也相信中美雙方也會像中歐雙方一樣，能夠找到一條符合我們雙方共同利益的解決貿易爭端的辦法。

　　謝謝！

　　提問：中國的一個比較大的特色或者說特色之一，它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又是很多的信貸，比如說它的外匯儲備已經是GDP的1/3，另外有很多的資本流入、流出，比如投資組合的資本，還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入、流出，所以我的問題問給兩位嘉賓，你覺得中國的這個特點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開放經濟的一個思路，特別是考慮到這樣的一個開放對于中國自己的發展，以及對世界都是有影響的，所以這樣一個非常獨特的特點會有怎樣的在政策上的考慮？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在我的發言中也提到，一直有這樣的一個擔心，就是你開放越多的話可能會影響資本流動的穩定性，不管是流入還是流出。一方面中國外匯儲備量非常的大，這意味著在原則上它可以把這樣的一些外匯調用起來，來調整它的匯率，但是這么做會有一個對中國來說的代價。你也提到，因為中國國內的儲蓄非常多，所以資本流出的時候也可能會有一個影響穩定的效應，不僅是對中國，對世界也是如此，我覺得這是很多例子中的一個，可以說明跨境之間的外部性。另外，市場可能沒有很好的對這樣的一個外部性進行考慮，因為中國的外儲備如此體量之大，是可以產生外部性的，對于中國自己、對外界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一定要有非常分散化的投資工具，來避免資本流動的時候產生的一種影響穩定的效應。所以對于一些跨境資本流動的稅收的實施以及維持，可以抑制這樣的效應，另外外匯市場的必要干預也是必要的。當然有些人說應該讓市場來做，但是這個市場實際上不是充分的市場，如果大家仔細的看一下在美國，美國很多的動蕩，資本方面的起伏，包括美聯儲，大家都是有一個預期，知道他要做量化寬松，所以有一些投機的行動，所以我覺得在考慮這個市場的時候，特別是量比較大的國家是值得考慮的。一些非市場化的主體，他們來采取一些行動，可能會有一些具有比較大影響的外部性，這個不僅適用于中國，對世界也是如此。

　　鐘山：我贊同前面嘉賓回答的一些意見，對中國而言，確實過去我們主要是引進來，剛才我的發言當中也講了，未來我們不僅要引進來，同時我們也要走出去，對走出去的問題作為中國來說，我們還要一邊在做，一邊還在不斷的完善我們的有關政策，大概是三個方面吧，第一要深化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的改革。第二要修訂對外投資的管理辦法。第三要加強對外投資的監管�？偟膩碚f，我們希望我們對外投資是穩健的，是符合中國和投資所在國雙方利益的，也希望我們對外投資的路子越都越寬，當然我們也希望我們中國的企業在境外投資也要有非常穩健的步子，當然我也希望我們許多的國家能夠更多的關心和支持中國的企業，我們也跟有些國家在簽署一些投資保護的協定，我們希望中國的企業家們在國外投資是公平的、政策是透明的，是互利共盈的。

　　謝謝！

　　張來明：會議組織者交給我管理的時間已經到了，非常感謝各位睿智的提問和兩位嘉賓精彩的回答，我們這個單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