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釣魚臺舉行。上圖為論壇：財稅體制改革與發展轉型。(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釣魚臺舉行。上圖為論壇：財稅體制改革與發展轉型。

　　以下為第三單元實錄：

　　韓俊：請大家抓緊就坐，我們討論馬上就要開始了。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主持我們第三單元的討論，我們這個單元的主題是“財稅體制改革與發展轉型”，財稅體制改革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領域之一，剛才張高麗副總理透露，關于財稅體制改革已經有了總體方案，他提出希望與會代表多提出寶貴意見，今天我們這一單元的兩位發言嘉賓，一位是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先生；一位是亞洲開發銀行的行長中尾武彥先生。樓繼偉先生自2013年3月份成為中國的新財長，中尾武彥先生是2013年的4月成為亞行的新行長。他們二位在過去30多年的職業生涯當中，在財政領域和經濟發展領域都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他們兩位在他們新的職位上都肩負著非常重要的職責，下面首先有請樓繼偉先生演講，大家歡迎。

　　樓繼偉：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老朋友，有的還是我的老師呢，所以我有一點緊張，特別是上午張高麗副總理發言，講了五個方面改革的任務，專門有一條是財稅改革，而且其他四方面的改革都跟財政有關，所以我們的壓力是很大的。那么多的題目我也很難講，我就想集中在財稅改革的某一方面來講一講，今天這個單元的題目是“財稅改革和發展轉型”，我先重復一下張總理講的我們的發展轉型。

　　從去年開始一直到現在，我們基本上采取簡政放權的做法，而不是大規模的用財政刺激手段的做法來對付相對低迷的經濟環境，目前看效果是不錯的。他剛才已經給大家報告了一些數字，我們已經減少了多少行政審批，今年還要繼續減少，確實這些做法帶來了效果，煥發了市場的活力。但是我也知道大家可能會有一些擔心，因為中國過去在這些方面也有教訓。中國過去也是放權，放權之后出問題，然后再收權，收權之后又僵化，然后再放權，我們自己叫做放亂收死的循環。如果熟悉中國經濟歷史的大家就可以數出來一共有多少次，不下10次以上。這次會不會呢？我覺得出現這種循環的可能性比較小，因為我們過去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或者改革開放早期還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實際要求中央計劃經濟，就是中央計劃部門知道所有的信息和需求，掌握所有的供給，然后分行政層次下達指令，按照隸屬關系去執行，那么結果假設條件是要求這個中央計劃部門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實際上做不到，做不到經濟就僵化了，然后就是要放權，讓下級的行政部門都有權力，結果打亂了所謂綜合平衡，然后沒有辦法再收，現在為什么這種可能性小了？98%以上的價格已經放開了，企業自主決策了，現在問題是政府還是拿著很多本來應該由市場去決策的權力，把這些權力放給市場，市場會去出清的，這個價格是自由的。所以就不太容易出現過去那種放亂收死的循環，特別是在三中全會我們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種情況之下這種可能性就更小了。不要忘記，在說這句話的同時還有一句話，叫更好的發揮市場的作用。我們的放權是兩條，一條是政府對市場不必要的干預，這些審計權要放給市場，大部分完全沒問題，要做下去。但是還有一部分是如何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就是如何在不同級別的政府之間，來確定管理責任，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在這些方面如果放權做得不好的話，也可能出現放亂收死，當然其危害不會像過去計劃經濟時期那么大，我們應該減少一些彎路，這樣就是一個實際上跟財政改革相關的問題。張高麗副總理講到了財稅改革三個內容，一個是預算的規劃和公開，另外是稅收的改革，第三是中央和地方管理責任和支出責任的劃分問題。我不可能把三方面都講，我剛才講的問題實際是和最后一個改革任務相關。

　　首先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應當放給市場的權力堅決要下放，在這個基礎之上，怎么更好的發揮市場的作用，按照三中全會的一些要求，我做一些理解，我認為有三件事情要做好，三個要點吧。

　　就是應當由政府履行的職能如何在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劃分，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要點就是政府管理方式如何便行，特別是公眾參與和透明化的問題。第三個問題政府在減少管制的時候，如何從事前的審批轉向事中和事后的監管，就是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我不愿意用更多理論，我想舉點例子。

　　第一個問題，政府的職能如何在不同層級政府之間劃分的問題。我們就講講霧霾，大氣污染。大氣污染實際是一個跨區域性的外部性的問題。現在大家都知道，一個是用燃煤造成的，一個是汽車尾氣造成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這個汽車在全國到處在生產，還在進口，如果它的尾氣排放標準不達標，在一個地方會創造GDP和稅收，但是是賣到全國各處，就會影響全國各處的大氣，造成霧霾。同樣的例子，油品也是一樣，燃煤也是一樣，如果我們簡單的把審批權都放給比如說市政府、縣政府，那么他可以說他生產汽車并不關心這個車賣到全國各地造成的尾氣的危害，這就帶來一個問題，一個全域外部性的問題應該由哪級政府來管，其實洛杉磯有個很好的例子，洛杉磯在40年代就發生了霧霾，最后很到科學家進行分析發現主要是燃煤和尾氣，在洛杉磯自己沒有什么電廠，也不生產汽車，也不生產汽油，是其他地方生產賣到他這里來的，他們做了很多的斗爭沒有結果，最后污染造成了美國像紐約、華盛頓都污染了，這時候人民覺醒了，1960年把國會包圍了，然后出現了一個法案，聯邦環保署成立，是個聯邦機構，因為在此之前，底特律的那些汽車制造商、德克薩斯那些煉油廠們都在國會，不愿意提高成本，這時候有這個環保署在全國執法，甚至包括進口，經過40年努力洛杉磯終于空氣達標了。

　　這個例子就說明了不是什么權都應該放的，全域外部性的問題應該誰來管就是誰來管。我們國家是缺水的，我們現在會發現，很多地方的城市為了造景，把水到處截流，我們看到下游在干枯。那么水利的問題是個全局性的問題，假定在一個省內影響整個省內的生態，這個事情應該是省里管，不能放到縣里管，他會讓臨縣沒有水的。所以就帶來一個問題，不是什么政府的事情都能下放，要看一些原則，這是第一個，政府間如何劃分它的職能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要公眾參與。我們看到下放權力的時候，有的市政府把規劃權下放給所屬區了，這個區實際上沒有這個能力，我們可以對它進行培訓，但是有一個大的問題，如何使規劃符合實際，符合城市長遠的發展，我們發現透明度不夠，公眾參與不夠，應該是公眾參與把它公開，使得開發商們有準確的預期，有時間表、有路線圖，公眾的參與使得規劃回歸科學，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城市都是建造一個一個的開發區和住宅區，住宅區就是封閉的院子，空間利用率滿非常低的，交通是非常臃腫的。這就會帶來一個問題，怎么透明，讓公眾參與，這個過程是給開發者市場一個預期，同時也監督政府。

　　第三個問題，如何轉向事中和事后的監管。我認為在中國我們金融業可能走得比較前一點，他們定了一些規則，這個規則是透明的，按月、按季考核，我們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部門還沒有做到這樣，基本還是靠審批，當然金融他們定的規則是不是都合理，需要不需要改善，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罰款，違規特別造成公眾利益嚴重損害的這些懲罰不夠，應當使得讓這些企業得到足夠教訓的懲罰。這些實際是發展轉型，很多是財政的問題。三中全會一共60節，第19節專門講不同層級政府之間責任的劃分的問題，這就涉及這個事兒，前兩個給我們提出了任務，一個是預算的規范和公開，一個是稅制改革，我們在積極推進。第三個問題更大的程度上涉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我們三中全會的目標。我想用幾個例子給大家講講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們正在這方面進行研究。有些剛才高麗副總理講的，有的凝聚共識，有的試點現行，然后通過立法來解決這些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才會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由于時間關系我不可能把財稅改革的各個方面給大家都介紹，我講一個方面，不知道說的對不對。

　　謝謝！

　　韓俊：謝謝樓繼偉部長。下面有請中尾武彥行長演講。

　　中尾武彥：非常感謝！我很榮幸能夠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這是我作為亞行行長首次參會，很高興能夠跟樓部長一起作為發言嘉賓參加這個環節，樓部長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們已經相識一段時間，在中國我們開展過很多財政事務的合作和討論。我們認為在經濟調整的過程中財政這塊也是面臨非常重要的轉型時期，對于中國來說有很多的決策需要來做。

　　這個月中國的人大也是作出了一些指示和決定，自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有效的經濟政策維系了中國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但是這種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不是說永續的，所以我們在繼續方面需要趕超，另外在勞動力的剩余方面，農村地區可提供的轉移勞動力在減少，另外我們要有更好的投資，我們看到投資和工業環境帶來了一系列的環境、生態的問題，這都需要新的發展模式，三中全會上他們也是意識到了這樣的挑戰，所以經濟增長應該從重量更多的轉向重質，所以顯示了政府能夠更好的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另外這個決定是非常全面而且非常明確，講到一定要深化改革。政府要促進市場體系的培育，同時劃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更好的進行私營部門改革，同時更好的彌合城鄉之間的差距，同時更好的保護環境，領導人也是給市場賦予了資源配置最決定性的作用，中國這樣的決定將會釋放私營部門的活力，同時使國家能夠更快的向高收入國家轉型，實際上全國人大已經允許私營的資本能夠來投資一些公共部門的項目，比如說在電力、公路、鐵路，還有公用事業方面，都允許私企的進入，另外市場職能的提升，同時也要配套政府治理結構的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特別是社會事務的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夠更好地促進市場有效性，同時解決市場失靈的一些問題。我們超前看任務還是非常艱巨的，要采取結構性的改革。這些結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能更難一些。

　　我們在今年早一些的時候，曾經習主席在一次電話采訪中講到了，要進一步落實政府的深化改革的舉措，為了加強政府的職能轉變，使得發展能夠更加可持續、更加包容，我們必須要有稅收的改革，還有公私合營、地方政府財政的穩健性的調整，還有其他配套的改革。張高麗副總理以及包括樓繼偉財長，今天都已經就這些重要問題作了重要講話，在這兒我想從我的角度發表我的看法，首先我想談談政府職能轉變和公共財政改革。

　　很高興能夠看到《決定》強調通過轉變政府職能支持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在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營造有利于市場發展的環境等方面，政府職能將更加的突出。《決定》同時也要求增加社會支出，滿足日趨成熟的中國經濟不斷增長的需求，要實現以創新促增長，進而轉變為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就需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隨著人口的快速老齡化，中國還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包括提供全民醫療和養老金。

　　要為上述提到的舉措籌集足夠的資金，就需要通過調整稅收體系來增加財政收入，我就想建議以下的六項原則來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的，第一保證充足性提供必要的資源，第二實現公平性，第三簡單性，也就是說必須要有利于繳納和征收，第四中立性，避免干擾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第五激勵性，也就是調整外部性，鼓勵調整必要措施，第六是要有前瞻性，需要預見未來的社會經濟的挑戰。比如說人口的變化，以及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基于上述原則我在此提出四項具體的稅收改革措施，其實政府本人已經就這幾個方面在推進他們的改革，首先有必要提高稅收在GDP當中的比重，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22%，但是與經合組織成員國34%的水平相比，中國的比重仍然較低，中國可以通過擴大稅基增加稅收，包括設立新的稅種，提高稅收征繳率和征稅的執行能力。第二是促進公平，中國在提高累進個人所得稅所占比例方面還是有改進的空間的，目前個人所得稅僅占地方和中央稅收總和的6%。征稅的基礎目前僅限于工資，因此在這個基礎上應該有所的擴大，同時對于資本收益、房產、遺產和贈與財產征稅，也將有助于中國建立更具有累進性的稅收體系。第三中國應該進一步擴大增值稅稅基，這將提高稅收體系的中立性和簡單性。在社會、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人口比重下降的情況下，將提供公平穩定的收入來源，為成本日益上漲的社會保障提供資金。第四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人大也已經批準了相關的稅收改善的計劃，第四是稅收體系應該能夠應對環境改善，我注意到中國在持續推進資源稅的改革，也就是為了實現這樣的目的。因此還應該擴大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將與環境污染相關的產品，比如說石化產品，納入征收的范圍。

　　我想說的第二點關于地方政府財政的問題。要解決中國的公共財政問題，地方政府財政是尤其重要的。地方政府在目前占據了全國總支出的85%，但是他們的收入卻不到全國總收入的50%。當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無法彌補地方財政缺口的時候，地方政府往往會轉向預算外資金，導致地方債累計。從2010年開始地方政府債務已經增長了67%，盡管地方政府的總債務占GDP的30%仍然在可控范圍之內，但是過快的增速仍然讓人擔憂。此外有將近40%的負債是由不透明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帶來的。融資平臺規避了《預算法》當中關于地方政府舉債的禁令。為了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導致的諸多問題，中國應該確立適當的監管和規范的機制，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審視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支出責任分配，以便緩解地方政府的壓力，保證地方政府擁有充足的收入也是至關重要的。當然有以下幾種方法實現這一目標。

　　第一是要強化地方稅種，比如說房產稅。第二關于教育、醫療、養老金等社會服務方面，除了擴大中央政府的支出職責范圍以外，還應該增加中央政府向地方的轉移支付。此外地方政府應該增強舉債融資的靈活性，比如通過引入市政債券，當然我知道中國政府已經在一些城市推開了這樣的一些措施，六個城市進行了試點的措施，與此同時應具備有效的債務管理和監督機制，避免地方政府因疏忽造成舉債過渡。同時，在說到公共財務的時候，我也想談談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合作問題，既然和公共財政改革關系有關，我想談一下公私合營的作用。中國從1990年到現在開展了一千多個公私合作的項目，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交通、能源、水管理領域投資了9萬億人民幣。公私合作可以調動私營部門的資源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更高效的提供公共服務，公私合作可以改進公共項目的采購、實施，可以幫助中國地方政府從服務供應方轉變為購買方。當然公私合作的確會給地方政府帶來風險和潛在的財政成本，當地方政府在公私合作模式下向私營合作伙伴提供穩定收入來源的時候，政府就放棄了這部分收入，此外公私合作會帶來獲有債務。在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當中有許多公司性質合作的失敗案例，風險分配機制缺失、項目準備不充分等等一系列因素都造成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我想強調的是公私合作項目并非是萬靈藥，應該對它們加以設計，妥善的實施，而不應該成為將支出轉移到預算外支出的工具。從本質上來說，我們應該將它視為更高效的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

　　最后，我想談一談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也就是所謂的SOE改革。要允許市場在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規范市場秩序，國有企業的改革是重要的一環，不僅如此國有企業改革還與公共財政密切相關，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大量補貼低效的國有企業，導致財政支出過于寬松，消耗了政府的潛在收入。在中國的私營經濟已經創造了60%的GDP，提供了80%的新增就業崗位，但是國民經濟關鍵領域仍由國有企業主導，有些私人投資受到擠壓，主要的銀行也屬于國有性質，所以國企占據了大多數的貸款資源。因此，我們應該允許私營企業和國企的公平競爭，這點與融資渠道尤為相關，雖然中國在開放金融領域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是金融資源仍偏向大型國有企業。所以，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具有包容性的金融體制。

　　最后我想說，亞洲開發銀行是中國長期的合作伙伴。我們還協助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準備制定從2016年開始實施的十三五計劃，盡管面臨很多挑戰，中國仍然具備比較優勢，就是可以學習成功和失敗的國際經驗。亞行可以幫助中國從其他國家改革當中獲取最重要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而言有必要盡早實行這些改革。中國偉大的哲學家老子所言，“天下難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細”。如果現在不迎難而上，那么中國日后面臨的挑戰會變得更加的艱巨。

　　謝謝！

　　韓俊：剛才中尾武彥先生講他跟樓繼偉先生是老朋友了，我的理解是作為老朋友毫無保留的代表亞行就中國的財稅改革提了一攬子式的建議，我估計他的大部分建議都在樓部長的考慮范圍之內，下面我們還有15分鐘的時間還可以提5、6個問題。羅奇先生第一位，您第二位。

　　羅奇：樓部長，您剛才非常精彩的介紹，最基本的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理解，也就是說我們的財政政策的改革設計應該是讓市場扮演更決定性的作用的方向是一致的，這也會主導中國未來經濟改革的走向。我還是覺得政府仍然還堅持要設定這樣的增長的目標，在我看來這仍是由計劃經濟性質的，由國家來確定的財政貨幣和監管政策的目標，對您來說，如果說在設計財政政策過程當中，用一個大致的預測來取代這種增長目標，對您來說是不是工作起來更加方便一點，也就是說可以以更透明的方式來了解增長的挑戰，同時確定相關財政計劃的過程當中確保未來更好的穩定性。謝謝！

　　樓繼偉：謝謝，羅奇是我的老朋友，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實際這個問題如果仔細觀察我們已經在改了。我們去年GDP增長雖然達到7.7%，但是你看到去年年中和去年年底李克強總理在說的時候是這么說的：“我們有一個底線，就是就業。”我們當時就業要完成1000萬新增城鎮就業，而我們去年實際完成了1310萬，我們有一個上限，就是物價水平不能超過3.5%，實際我們去年物價上漲是2.6%，在這種情況下，GDP增長多一點少一點不是重大問題，在去年年中和去年年底，或者說是今年的人大會報告的時候不能這么說，今年我們確定的增長目標有三個：一個是就業，一個是物價上漲，一個是GDP增長率，都是用的“左右”，而且強調前兩個目標，就說明我們正在轉變增長方式。

　　提問：我來自德意志銀行，我的問題問樓部長，您剛才舉了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也就是關于污染外部性的問題，包括碳排放外部性的問題，其他國家的經驗顯示，政府的行政層面可以通過經濟上的手段減少政府層面的壓力，比如說經濟的激勵措施，我想問的是在財政和稅收制度的改革過程當中，如何使用經濟的手段，比如說污染治理方面，比如說用碳排放的交易手段來減少行政層面的壓力。我想這么做是有機會的，我想問問您，您會怎么樣平衡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兩者間的關系。馬俊之前也提到了關于污染問題的解決方案，我想聽聽您的戰略性的考量。

　　樓繼偉：這個問題我們有一部分計劃，比如說剛才中尾武彥行長已經建議了，實際上我們有計劃，我們是要改革我們的資源稅，我們還有污染稅、環境稅的考慮，環境稅恐怕需要有大立法。另外，在環境稅中我們逐步要增加對排污懲罰，實際上對排污懲罰的稅，可能要先增加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等排放方面的懲罰，碳交易是我們一個考慮的方向，但是您不要忘記能夠進行碳交易在于行政上有嚴格的執法，要知道哪一個電廠，嚴格測度他排了多少碳，要知道這些才有可能交易，所以我剛才說過了，這種全域外部性的問題沒有合理的政府職能，在不同級別政府職能上的分配，沒有嚴格的行政手段去測度、去懲罰，就不可能有碳交易稅。

　　提問：謝謝！首先非常感謝樓部長，講的非常全面，我有一個問題，你提到了洛杉磯的例子，目前中國城市的版圖在非常快的擴張，而且快于人口的城鎮化，這會不會說中國的城鎮更多的會像洛杉磯這樣的模式靠攏呢？洛杉磯我們看到城鎮化率從50%增加到70%，這樣的過程是非常關鍵的，在這樣的過程中城鎮化率從50%上升到70%對于中國來說也是非常重要，會更像洛杉磯還是會更像哥本哈根，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對于城市基礎設施的稅收收入的政策設計也是非常重要的，當然還有剛才講到的環境稅、資源稅這樣的一些問題。我想問一下從城市基礎設施融資方面怎么從財政手段支持？

　　樓繼偉：如果說到城市模式的話我更傾向于哥本哈根，洛杉磯開始時候是很放任的發展，然后重新集約化的時候就很難了。至于說地方稅收的問題，實際很重要的稅收是房地產稅，這個稅在三中全會上已經說了，要加快立法進程，適時推進改革，現在立法是在全國人大，我們財政部會積極配合，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至于地方債務我們是兩個考慮，首先地方不能像中央政府那樣，中央政府有宏觀責任，所以根據商業景氣，有時候要盈余，有時候要赤字，我們是根據這個要求進行發債，平衡或者赤字，然后發債融資的。地方政府沒有這個職能，那么他是不是可能發債呢？也是可以的，因為這有一個平衡問題，如果都用當年的收入解決基礎設施使得后一代人更多受益的話也不太公平，所以可以發一部分債，但是要嚴格控制，我們有這方面的設想，類似于美國市政債的設想，但是要嚴格控制。

　　柳傳志：樓部長是有名的改革思想的官員，我想提一個有點尖銳的問題，咱們國家這么多年以來，一直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最快，然后是GDP的增長，最后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長，老這么下去我自己以為中國永遠變成不了內需拉動的國家，不知道樓部長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樓繼偉：我也給你鼓掌！如果我能出現您說的那種現象我就太高興了，沒那回事兒了。實際上我們過去幾年，我們可以說05年、06年到07年，我們實際經濟都是比較過熱的，然后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給我們造成暫時的沖擊，然后我們又大規模的刺激計劃，我們經濟很快又熱起來，使得我們的PPI，就是出廠的價格比較高，PPI指數超過CPI指數的，而我們的稅收基本是間接稅，就使得我們的稅收增長非常快的高于GDP的增長，但是從去年開始，PPI環比是負的，今年1—2月份環比仍然是負的，這就使得我們的財政收入的增長不大可能出現你說的那種情況。今后我們更加重視增長質量，更加注重環境，而不是大規模的通過財政刺激去投資，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產能過剩。因此，我沒有你那么樂觀。

　　菲爾德斯坦：這個問題是提給樓部長，我們在過去一直談的一個目標之一，就是要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工資水平的提升可以一部分來實現這個目標，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途徑，就是我們要把高的居民儲蓄率降下來，昨天我們也看過有一個研究，中國的居民說他們對于未來健康衛生的成本很擔憂，所以他們很顧慮，不愿意把現在的錢花出去，把他們的儲蓄花出去，所以我覺得更有效的方式是有一個私營部門提供的保險，來確保他們能夠有保障，然后放心把這個錢花出去。所以我想問一下有沒有在這塊有考慮，政府是否會提供一些稅收的刺激手段，來鼓勵一些新型的保險制度的推出，更好的來保護個人、居民。同時也能夠把更多的儲蓄釋放出來做消費所用。

　　樓繼偉：您說的問題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不是我們應該更多的增加消費的問題，這個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不能強調過分。我們還是要保持比較高的國民儲蓄率，同時轉為比較強勁的投資，因為中國的老齡化發展非常快，如果在今后的十幾年的時間我們不能很好的增加國民財富，很好的積累有效產能，十幾年之后我們老齡化到來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的消費率會不斷的上漲，那時候未富先老的問題就會很大。所以，投資還是非常重要的，這是第一。

　　第二，要不要使得人民群眾都能安定，能夠消費，這里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你剛才講到的，社會醫療保險我們怎么完善，公立醫院怎么改革，這是一類。還有一類是鼓勵商業性的保險，我們已經出臺了像職業年金這樣的一種制度，職業年金的制度有，但是今年1月1號開始實施EET的鼓勵模式，第一個E是免稅，就是企業和個人交企業年金的時候免個人所得稅的。第二個E投資的時候是免稅的。第三的T是領取的時候是交稅的。我們下一步考慮為那些不在企業任職的人是不是引入EET，鼓勵他們進行商業性的保險，但是不在今年的計劃中，今年的計劃我們設了很多很多了。

　　謝謝！

　　提問：兩個發言都非常的精彩。剛才我們的講話中提到了這種負的外部性，所以需要來設計政府的職能還有稅收的一些政策，那么來講環境的外部性這塊，我們看到除了環境之外還有其他的負外部性，我們在危機后看到有這樣的認識，有很多的投機的活動，可能會給宏觀經濟帶來更多的成本，給社會帶來更多的負的外部性，在我們談到的金融交易稅這個點上，我們認為可能它的推出能夠穩定金融的交易，在美國我們還有資本利得稅的調整，它的提高是可以來抑制短期過多的投機行為。我想問一下，這兩個稅種在中國的稅制改革里會不會考慮進來？

　　樓繼偉：您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師，這個問題也是很關鍵的問題，但是有兩個條件，如果引入資本利得稅我們首先要改革我們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剛才中尾武彥行長已經講到了，我們是分項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只有薪酬收入部分是按累進征收的，那么三中全會有個計劃，要把這個分類征收的個人所得稅改成綜合征收，提法叫綜合和分類相結合，實際綜合分類相結合就是綜合征收，就是把個人所有者收入都算作應稅所得，然后作出一定的政策扣除，實行統一的累進式的征稅，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比較方便的引入資本利得這方面的征稅，我們的國情和其他國家還不同，這項改革也是在我們計劃之中，但是不在今明兩年。您說到的交易稅，我們是有的，我們叫印花稅，現在已經很低了，而且這個稅在社會上的詬病很大，我們也面臨著壓力，從我們自己的觀察來說，這個稅的高低實際并不影響這個市場有多大的投機性，稅高的時候這個市場照樣投機。所以簡單的從增加財政收入角度來說，我們倒不太愿意用這個稅。

　　謝謝！

　　韓俊：因為時間關系，我們今天這一節就只能到這兒結束了，作為主持人我感覺盧邁[微博]給我們的時間太少，我們以熱烈掌聲對兩位精彩的演講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