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釣魚臺舉行。西南財經副校長尹慶雙在會后授了新浪財經的專訪，采訪內容如下。

　　主持人：首先，歡迎尹校長參加我們的新浪財經的訪談。尹校長，您來自成都，現在成都作為全國統籌城鄉配套的改革試驗區，正在大力的推行城鄉一體化的進程，您覺得推行城鄉一體化的關鍵是什么？

　　尹慶雙：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的過程來看，當然也包括成都的實踐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來看，我覺得今天我們在推進城鄉統籌的過程中解決了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怎么樣理解和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這兩股力量或者這種機制也罷，手段也罷，在推進成統籌過程中的作用或者地位，這是最為關鍵的。

　　主持人：政府跟市場都應該扮演一個什么角色呢？，你覺得應該政府唱主角，還是市場唱主角？

　　尹慶雙：過去我們城鄉統籌的實踐過程中，由于歷史的原因，特別在培育的階段，我們始終是政府在唱主角，所以，在各地城鄉統籌的總結過程中喜歡用政府主導，什么企業參與，什么社會參與，等等，政府主導始終是站在前面的一個東西。

　　從歷史來看，可能在培育的初期它有作用，但是今天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在指導的思想上可能會有些調整。比如在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里，克強同志的報告里特別指出要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而過去我們在表述過程中叫基礎性作用，就把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市場經濟的決定作用擺在了一個更加突出的位置，之所以出現這個問題，一個是我們基于對市場經濟的更全面更準確的理解。當然，同時也源于我們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在經濟實踐過程中一些經驗，尤其是教訓。

　　在城鄉統籌的推進過程中這個問題依然成為我們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過去可能基于這樣的認識，所以，在城鄉統籌過程中始終是政府在唱主角，始終是強調政府的力量來推動，我想今天在新一輪的城鄉統籌的推進過程中，我們覺得要思考怎么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只有把這個問題弄明白了，這叫牛鼻子也罷，或者關鍵也罷，這個問題推動起來才會有雙重效益。一個效益就是通過城鄉統籌，以及我們城市化的這樣一種推進，來推進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另外一個，實際上這個本身就是一場改革，今年我們的改革進入深水區了，我們經常講城鎮化是我們發展的紅利。這個紅利到目前為止，它是理論上的紅利，要轉化為現實的紅利，它需要改革，不改革它只是理論上的，而且這個紅利我還有一句話，它不僅僅是政府的紅利，它應該是農民的紅利，也是整個民族的紅利，這里面在這個過程中我就覺得在處理二者關系的過程中應該怎么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主持人：所以，您剛才的主要觀點還是城鄉一體化，一定要把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落實到這里面來。您覺得在統籌城鄉配套的體制改革的時候通常會遇到哪些阻力呢？目前存在哪些困難跟阻力？

　　尹慶雙：這里面一個最大的問題還在于推進的這樣一種思路和機制，因為的確這個工作非常重要，這是關系到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工作，這個重要的工作在中國過去的推動體制過程中首先把它落實在政府的責任上，所以，政府自然而然的按照傳統的這樣一種思維和習慣，我來規劃到我來選擇技術，我來選擇產業，我來直接推動，好像是高效的。

　　這種情況會出現兩個問題，第一是你的可持續問題，第二就是和市場經濟本身的要求，因為現在市場經濟走到今天來講，我們政府的力量已經強化的很多了，但是差的就是怎么樣激活社會的各種力量來參與到改革，參與到社會發展中來，如果社會的力量不激活，包括民間的資本，我們未來的經濟它的可持續是會受到很大影響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對這種政府責任的局限的理解。所以，在推動上依然可能采取一種強硬的行政性的命令來推動這件事兒，如果是這樣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主持人：您剛才說城鄉一體化的改革，還有新型城鎮化的改革，改革的主體人群是農民，對于城鄉發展有人提出適度的城鄉差距是合理的，您認同這個觀點嗎？或者您有什么看法？

　　尹慶雙：當然，可能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不僅是城鄉，各個區域也罷，群體也罷，保持一種差距，它能形成經濟的一種動力或者是活力，而如果抽象的來講這句話的話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但關鍵的問題還在這個差距，它是一種競爭狀態下形成被認可的，而不是人為制造的差距，這是最關鍵的，而且從這個道理來講，它是不利于我們解決這個城鄉矛盾，因為我們這個城鄉矛盾，當然有自然原因，更多的是人為的原因。如果你的市場充分發揮出來了，那么地區之間的差異也好，或者說區域之間的差距也好，群體之間的差距也好，在這種情況下的差距它是有活力的，相反你人為安排的差距它不被市場所認可的，它不具有這樣一種競爭的活力。

　　主持人：怎么去改變這個局面呢？

　　尹慶雙：改變這個局面要導入一種市場的競爭，導入市場經濟市場的競爭，消除前期人為的一種籬笆，然后這個籬笆消除的過程中承認由于市場競爭自然而然所形成的差距，當然這個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因為這個在經濟學當中講的平等問題，它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你比如說從城鄉的角度來講，現在我們的主要矛盾，首先是要縮小差距，尤其是解決在資源配置和在公共產品的配置方面的城鄉的對等問題，不是經濟意義上的，它是一種人為的市場配置導致的差距。

　　主持人：這方面應該政府做更多吧？

　　尹慶雙：政府要消除這種城鄉由于身份所帶來的差距這樣一種不公平，首先要消除這種不公平，然后我們只承認在公平基礎上所形成的差距才具有效率，才具有競爭力，而目前的城鄉不是這個概念。

　　主持人：我可以理解消除不公平的差距是由政府來主導，引入競爭機制以后的差距可能是由市場來主導？可以這么理解嗎？

　　尹慶雙：可以這么理解。但是前期政府的作用不僅是要解決一個社會的公平問題，它也要解決經濟的公平問題，原來已經是一個扭曲的東西，通過市場的自然恢復它的時間會很長，為此，社會的成本會很高，甚至會引發一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情況。比如社會動蕩的問題。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政府首先要做好公共產品的提供，這是縮小差距的一個基礎，但僅僅是基礎又不夠，它要引導性的東西，或者說從另外一個責任來講，政府的責任除了提供公共品以外，還有一個責任就是要讓市場主體按市場規律，遵循市場原則來進行市場競爭。這是它的主要責任之一。

　　主持人：擴展到新型城鎮化來講，新型城鎮化也是三中全會的決定很重要的一個改革的議題，對這一塊你覺得有什么是你比較關注的？你覺得急需要改進的？

　　尹慶雙：還是回到剛才，說到底因為在中國的兩股力量它實際上就是改革，我個人理解，在很多過程中，改革的一個基本的面就是怎么調整二者的力量，這就是改革，從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我個人覺得比較理想的一種狀態，或者一種模式，它應該是市場決定，政府兜底，叫公司參與，農民主體。所謂市場決定就是這個市場，因為我們城鎮化過程中有兩個很關鍵的要素，一個要素是你要有產業，沒有產業，空心化，城市無法生存。第二個就是人的一種城鎮化。在產業過程中這里面涉及到一個產業怎么選擇，企業怎么引進，然后資金從哪兒來。在這些問題上過去我們更多的采取行政命令，政府來規劃，政府來引資，政府來布局，現在我個人覺得充分利用市場的機制來選擇產業，選擇技術，選擇企業，同時大量的把民營資本或者民間資本吸引到農業的開發上來，這樣才能使整個生態或者經濟生態能持續發展，這是市場決定。

　　政府兜底我理解有這么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政府的第一個職能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包括基礎設施、教育、衛生、保障等等，這些是市場做不了的，你必須要做的。第二個就是制定相關的游戲規則，就是我們的宏觀調控，或者調節，來避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場的弊端。

　　還有一個概念，我覺得在整個制度或者政策或者氛圍的營造過程中，我們政府不是說沒有角色，不是說次要角色，他也是主角，但這個主角不是你直接推動經濟，你主角的主是從原來的直接推動經濟轉向到提供公共服務，提供游戲規則，并能夠促進市場主體按市場規律進行有效的市場運作，這是你的責任。

　　所謂的公司私參與，因為連接政府和市場中間需要一個連接點，這個連接點主體是農民，但是農民基于各方面的原因，可能在技術上，在產業上，在市場一線都不具有大的優勢，需要一些公司來運作，而這個公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司，它是一個多方合作建立起來的合作性的，可以股份的形式，可以其他的形式來組成的一個公司。成都過去叫“公司+農戶”，利用公司在技術識別、產業識別，還有經濟服務各方面的功能來更好的為農民服務。

　　最后一句話農民主體，我們干這些東西要尊重農民的意愿，尊重農民的權益，讓農民在這場城鄉統籌的過程中，以及新城鎮化推進的過程中他要得到利益。

　　主持人：謝謝尹校長，講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