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駱霄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釣魚臺舉行。在“改革優先序與短期增長風險”分會場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以下為發言實錄

　　首先感謝主辦者的邀請，今天我想就改革的風險來談幾點我自己的看法，我們剛才幾位無論是吳老、周教授、盧奇教授、拜爾先生都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談問題。正如周教授所指出的，其實改革不僅僅是經濟的問題，而更涉及到其他層面的問題。我想今天從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談一點我的看法。

　　我是覺得，中國改革的最大的風險我想還是不改革，還是沒有重大的改革。我們所面臨的風險，影子銀行、地方債務、房地產泡沫，我們能舉的都是因為不改革的產物，這些風險都是需要改革來進行克服的。現在三中全會以后，幾百條要改革，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現在最重要的是中央層面大家都在附議過程，但如果去了地方、去了企業、去了社會，大家對這個改革還是無動于衷，我最近跑了很多的地方去看和關心中國改革執行的問題。改革的頂層設計下面是執行。我為什么擔心中國下一步的風險還是會來自不改革的局面呢？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基于自己實際的觀察。

　　這里面有幾個矛盾，第一個矛盾是權力集中于改革之間的矛盾，因為現在的改革需要權力集中，因為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權力不集中就會動不不了既得利益。但以前80、90年代的改革都是分權進行的，集權了改革會產生很多的矛盾，很多地方的領導人說權力都在你的手里面，你去做事情我就等著，從一個分權的改革轉向一個集權式的改革，我想這里面至少有一個成本需要領導人來做調整。李克強總理說對大部分的官員權力還是需要的，這個是需要大家調整的。

　　第二個矛盾是反腐敗與改革之間的矛盾，反腐敗特別需要，因為中國腐敗很嚴重，腐敗嚴重了以后就會影響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影響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對政府不信任了，再好的改革也沒用，現在政府推出的很多的改革方案挺好，但因為缺少社會的信任大家就覺得很麻煩。現在反腐敗，因為改革需要有人干活和做事情的，反腐敗我發覺各個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級以上的干部，整天很擔心靜觀其變，他不知道我明天會不會被拎起來，感覺到很大的不確定，改革是要涉及到周邊很多人的利益的，你要改革很多人就找你茬，挖你的老底，甚至我覺得有個別省份為了反腐敗搞清廉已經開始在做了，搞負面清單，領導干部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但是，改革是要干活的，可是負面清單太長了，個別省份規定了，主要省的領導干部省委書記、省長，不能管人事，不要管財政，不要管重大的項目。我是覺得廉政當然很重要，但是你要干活不干活保持清廉這不算你的本事。占了那么多好的位置又不干活保持清廉，這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腐敗。我是覺得大家要考慮的，改革需要由人來推動。所以我覺得這個思路我們要變一下，我是蠻擔心的。

　　第三，我們的改革主體還不是很明確。中央政府是頂層設計的主體，中央政府當然自己也是一個技術的主體，中央層面的很多的地方，財政稅收和貨幣政策都是中央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可是很多方面中央政府不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主體還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還是社會。現在我們講改革要宣傳和宣講，但我看中國改革的歷史上，要通過宣講的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多。80年代中國生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地方選舉和民主，村民自治，90年代國企民營化都根本不需要宣講，中央沒動起來地方就已經動起來了，這樣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所以我們強調改革的頂層設計，一定要把地方企業和社會等改革的主體和動力結合起來。

　　最后，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矛盾，改革跟社會之間的矛盾，因為現在改革有幾百條，可是中國社會的耐心已經越來越沒有了，改革尤其是結構性的改革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中國社會現在很難有耐心。以前的分權式的改革，不知道誰在負責任，現在集權式的改革大家知道誰要負責任。如果兩三年中國改革不出成果，中國的社會會比較壓力大，現在改革的國際環境并不好，各個地方都在激進化。所以我覺得改革還是要找到突破口，沒有一個人都不可能幾百點一起推進，突破口當然要考慮經濟的增長，更需要老百姓得到確確實實的好處。如果老百姓得不到好處的改革，我想越激進、越改革，這個社會就越不穩定。所以我覺得社會改革還是比經濟改革更重要。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