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北大經濟研究所聯合舉辦的2014兩會后經濟形勢和政策分析會3月18日在北京舉行。以下為參會嘉賓答記者問全部實錄：

　　提問：我問一下蔡院長兩個市場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國外很多研究機構對中國的經濟目前是不是為硬著陸比較關心，不知道您在這個問題上怎么看？第二如果我們GDP增速從7.5真的降那么幾個百分點，各個經濟部門會有怎么樣感受程度？我們的宏觀政策上會有什么樣的應對？

　　另外想請您談一下城鎮化這個剛剛陳教授談了一下，請您也談一下，謝謝。

　　蔡洪濱：謝謝，你的問題不止兩個，我簡單回應一下，關于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硬著陸的崩潰論，絕大部分是基于對中國不了解。

　　第二中國經濟會不會真正的出現所謂增速突然下滑，我個人覺得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我們現在非常習慣運轉體制下政府出了7.5的目標一定會實現，各種各樣方法，數據上能實現，不是一個擔心。陳教授預測7.3之類，國外機構也對中國體制不是特別的了解，各種行政力量一動員，實現這個年度目標沒問題。更重要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是不是有保障，是不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增長。是不是真正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動來實現增長質量的提升，不必過度關注數據本身，數據本身不會太出意外。

　　第三個問題關于城鎮化，陳教授分析我們有很多切磋，我對他的分析很贊同，這個數據我們可以做更細致的分析，整個思路和框架。如果我們去理解城鎮化它的本質來講他就是工業化過程當中必然伴隨人們從農村人口到城市一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一個轉變。這個轉變背后核心一定是工業化所造成的一個經濟集聚力量。我們現在城鎮化里頭集聚尤其是過去城鎮化過程當中人為干預的過程，行政力量干預太強大了。這樣對我們城鎮化過程當中造成了很多效率配置的問題。未來城鎮化的過程當中，我們需要讓市場的力量，工業化過程中間真正的經濟集聚的力量增加效率的力量主導這個城鎮化的過程。政府做一系列的改革，放松改變原來對于城鎮化的過程當中，資本市場錯誤的配置這樣的問題。一個基本的理念和基本觀點我跟陳教授完全一致。

　　提問：首先非常感謝北大各位教授給我們風險非常精彩的觀點分享。蔡教授說了一些觀點我有一點意外，蔡教授談了投資高估和消費低估的問題。我在微信圈發了觀點之后，場外媒體朋友關注這個問題，蔡教授為什么得出這樣的問題的基本判斷。09特別是10年之后伴隨四萬億刺激之后很多產業出現了過剩，煤炭、光伏、白酒都出現過剩。蔡教授是不是還堅持投資還被高估的，未來是不是面對轉型的問題，是不是要評估這樣的政策趨向？

　　蔡洪濱：我剛才強調我們得出這個結論你需要深刻理解中國背后統計數據背后的因素，這個背后的因素我主要強調不是統計局的錯，而是我們對統計口徑的理解和依據。這個理解之下，剛才的分析比如說我們到2012年為止，這里面包括了08年之后4萬億投資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因為后遺癥的問題關注比較多，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大到好象所有投資都是錯的，所有投資都是有問題的，所有根源都是投資過度的根源。我想糾正的觀點不是說投資越多越好，不是投資越少越少，不是數量問題，而是投資的質量問題。從數量到質量，從未來經濟的導向和方向，現在說調結構你人為調怎么調法，如果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沒有聽過有政府調結構的說法。所謂產能過剩，本身就是規劃、本身就是調出來的，這個思維是錯誤的。

　　我們在錯誤理念上說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投資過度，這樣就使得很多政策方向存在重大的偏差。四萬億這個事情我覺得我們不需要，我個人觀點他是一個短期切入的措施，后面有一系列的后遺癥。但不應該影響我們以經濟增長的動力的判斷，不應該影響你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判斷，不應該影響我們對改革中國公共投資投融資體制的判斷。我們區分說你短期應對措施跟長期經濟增長制度建設之間的區別。

　　劉俏教授講的大家一提地方政府債務，這個問題我覺得是極其重要的。我多說一點跟你題目岔開一點多說兩句，我們現在很多對于當前問題應對措施往往跟長期制度建設混淆起來。在地方債務問題上媒體朋友都很關心，但是我們看到的解決方案主要都是短期的這種止血措施。短期控制局部風險爆發，控制債務規模上漲速度就是卡很多紅線，不能舉債，諸如此類，短期應對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經濟會議中提出短期應對措施跟長期制度相結合，不能把其應對措施跟長期制度措施混淆起來。債務問題上非常簡單，沒有一個地方城市你可以只看他的債務絕對規模和債務率就判斷他合理不合理。就跟一個企業說，隨便給你一個企業，只給你兩個數字，他的債務規模和債務率他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很多債是必須的，很多債是合理，很多債是不合理。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的長期機制，必須要依賴于比較完整的科學合理客觀的完整的一個財務的資產負債表的體系，財務報表體系，結合地方本身城市發展的各個方面指標作出綜合判斷，才知道這個城市是不是債務合理，未來經濟發展，金融上的穩健和風險可控，這是長期制度建設問題。

　　這些問題我建議媒體朋友多去關心這些長期制度建設的問題，因為大家從新聞角度來講可能當前熱點，怎么救濟，哪方面出了事這些熱衷于報道。但是真正對中國未來發展起關鍵作用還是在于我們在應對措施之外怎么找到解決這些重大問題的長效機制的突破口。

　　至于劉俏教授做的這些，我個人對于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在一些地方已經做了試點，試點效果非常好。這樣一些解決方案就值得去推廣，值得媒體朋友多去關注，幫助推廣這一些可能未來對中國地方整個城市發展，投融資體系改革起到推進作用的這樣一些研究成果，謝謝。

　　提問：問兩個問題，一個是關于混合所有制，另外就是關于中等收入陷阱。希望對這個問題有研究教授說說。第一關于混合所有制，這個成為中國新的模式，有助于解決市場外部性的問題，解決國企或者是計劃經濟效率低下的問題。也有一些外面聲音，這個東西你看是兩地能合在一起，但是兩個弊端也有可能合在一起。很多我們底下接觸企業家來講，民營資本進入到國企里面去，我是陪你玩還是怎么樣。出了問題我是找法制還是找領導，這些東西說不清楚。不知道幾位教授怎么看這個問題，光華管理學院有沒有時政的數據。

　　另外關于中等收入陷阱，這個陷阱本身是福利陷井問題，中國未來更重要是解決產出效率問題，如果產出效率解決不好的情況，本身增加成本，成本更快的增加，過渡這種福利化的傾向就非常大的陷阱很大的問題。

　　劉俏：只要國有企業上市就是混合所有制，這個概念從來都不新的。像混合所有制我不認為是國有企業或者是央企深化改革的實際舉措而是噱頭，什么動機我不知道，這是我的簡單判斷。

　　姜國華：上市的國有企業本身就是混合所有制了，有國有股和民間股份參與。促進這些國企改革和發展，最重要不是引入私有投資者，而是平等公平公正引入投資者。其實我們看我們現在已經上市的以前的國有企業，有一些國有股份其實占的比例已經不是很高，占20%，30%民眾股和其他股占60%、70%，董事長還是上面發文誰當董事長。不在平等的地位上，你剛才說的可能是兩個弊端發揮出了，而不是兩個利好東西發揮出了。所以這個是怎么樣更好的讓所有的股東能夠平等的坐在一起來監督這個企業，管理這個企業，共同分享企業經營的成果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叫什么。

　　一方面只要是監管部到位，所有投資者不能受到公平公正保護，兩個方向都有可能發生，可能是新進來的其他所有制企業，侵吞國有股，也反過來是國有股份侵占了其他性質股民的利益。

　　蔡洪濱：我提一點比較積極的看法，概念提出來取決于下面怎么做。我不覺得我們已經有成熟的細則和方法，從積極角度理解，三個方面希望這個概念未來能起到推動。一個是有一些領域原來對民營企業不開放，現在可以通過這個開放。準入角度來講可能通過所謂改革理念沒準有進一步的推動。

　　第二對于國有企業改革也可能起到一定推動作用，從股權結構來講，我們已經是混合所有制，提一點新意，有可能在哪？過去國有控股，現在劃分是國有控股，國有基本的控股諸如此類等等，強調還是國有資本國有控制權。未來在現有基礎上提混合所有制，是不是在有一些領域和有一些企業尤其是競爭性行業不必要過分強調國有控股的問題。有的時候需要國有控股，有的時候我讓其他民營資本來控股，發揮他在管理上的優勢。這方面是不是可以突破，如果是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這個方面市場作一個突破，對國有企業本身改革也是非常有利的。

　　第三可能如果你真正做到有的時候根據企業發展需要，有時候是民營企業控股，有的時候是國有企業控股，結合兩方民營企業管理和激勵機制和國有企業傳統優勢，有些領域可能能夠把你原來做不好的東西，比如說我們現在國企走出去方面碰到一些問題，走出去的國有企業別人第一不相信，第二影響還有當地社會的接受程度還有自身國際化的程度不太夠。民營企業靈活，但是實力不夠大，某種程度上走出去能夠有結合，對企業走出去戰略有推動。

　　我們現在感覺到推廣打造一個針對國際化人才培養的英文聯合學問的EMBA項目。我們感受到一個現象是什么？就我們現在真正能走出去，走出去邁出比較重要步伐往往是比較大的國企。民企實力太小，他走出去更多是相對比較簡單的小步驟在走，買一些資源，我們能想到民營企業走出去有這么幾個案例。國有企業走出去，這樣的角度國企和民企之間有優勢互補的可能。

　　通過什么方式？沒準有一種混合制的探索，使這些優勢充分發揮。我想補充混合所有制如果簡單結成股權隨便一攙和沒有什么新意了。有一個新的概念提出來，把他往積極方面推動，這是下面我們要做的事情，這是混合所有制的一個補充的意見。

　　關于中等收入陷阱，我們以前做過一些研究，各種各樣的說法都經不起時政檢驗。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無論是從這個國家的制度、政策、收入結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日本韓國這些鄰國，最典型就是拉美國家，在這些方面都沒有系統性的差別。你剛剛說的所謂福利因素也不是一個系統性的差別。比較比如當時日本、韓國在他經濟起飛時間，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時候，不是福利多少的問題。就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這些社會里頭年輕人，我們中國未來一個城市化最大的挑戰這些年輕人加在一起20年算將近4億年輕人，他是特別強調他們的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只有你給他提供更多更好更公平工作機會，他們才有自己的積極性，投資自己的人力資本，積極獲得教育，提升自己的技能，積極工作，積極創業，這是一個國家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最關鍵因素。日本、韓國的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和公平追求，他們做到這一點。因為如果我們有大量的高素質的勞動力，這個才給企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一個最基本的要素。這個要素使得日本、韓國能夠成功的從工業化的中期順利進入到工業化后期，現在成為一個發達國家，這些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為他這個社會結構的問題，社會流動性的下降，教育不公平，使得年輕人沒有投入社會資本的積極性。無論你怎么做他難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提問：我記得全國城鎮化規劃中說是加快完善地方稅的體系，房產稅立法并適時推出改革。引申兩方面內容，第一減少地方政府對財政依賴，將來制度的改革路徑是如何的？第二是房產稅在未來推行過程是怎么樣？   

　　陳玉宇：這個我也不知道會怎么樣，房產稅在社會上有兩個誤解，第一是試圖用房產稅調低房價，這是錯誤的。第二試圖用房產稅來削富濟貧，也是錯誤。如果把房產稅作為促進地方城市化，有更好的財力，更好建立城市。我現在看不到中國有這個能力、意愿，快速實行這樣一個好的稅收。也有可能有一個叫房產稅的東西，他跟你的理解歐美的房產稅成為地方經濟繁榮良性的稅種還距離很遙遠。

　　提問：土地財政減少怎么產生？

　　陳玉宇：土地財政問題很糾結，我的理解他現象要松，各類城市都松，要緊，各類城市都緊。中國100個城市土地隨便用，可是中國現在還沒有行政能力，我允許你100個城市隨便用地，其他不能隨便用地，公平競爭各方面考量我們很難做到這一點。是互動、慢慢摸索的過程。土地財政相當長時間內還是各個地方政府發展的主要依賴，怎么樣更有效的使用，采取立竿見影的辦法。還有就是市場的力量也許會起到約束地方政府不負責任擴張能力。房地產公司、信托公司不傻，他來你這個地級市沒有前途，舉很多債，賣很多地，他不是可以無限的賣下去，他想賣下去，人家信托公司、房地產商不來呢。你對市場經濟還是要有信心，正是由于市場的違例，我們犯那么多錯誤，還是依然有中國奇跡。

　　提問：我問這個問題跟蔡老師和陳老師問題息息相關。我是90年今年恰好畢業，您提到有關年輕人心態我很感同身受，看到一些希望。有關于您剛才提到是要建立100個這樣非常發展潛力良好的城市，我今年暑假的時候有去湘西(音譯)調研，對于那里的貧困地區其實那個地方政府也一直在探討脫貧的問題。如果說我們現在把大量人才都吸引到城市來的話，事實上我看到貧困地區他們大量都是年輕人都已經外出打工，剩下都是孤寡老人還有留守兒童。首先我想首先造成一巨大社會問題。第二是經濟問題，是不是說中國城鎮化還有地區不平衡，經濟不平衡會更加嚴峻，他們貧困地區到底應該怎么樣發展他們的經濟？

　　陳玉宇：中國未來每年大約2000萬一半受到高等教育，如何很好配置好這個人力資源是中國未來20年經濟增長的關鍵，城市化的關鍵，一切工作的關鍵，這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你不能說這些人被配置到更有用的地方，使得他老家的地方受損，我們應該號召他們回到老家去，進行成本收益計算的話，還是樂意選擇前者我給你描述的途徑。

　　再設想一下中國有100-200個非常有活力的城市，他是分散中國不同的地方，他所輻射和影響的地方將會給我們現在特別認為貧窮的地方帶來很好的輻射和影響。如果大家都很貧窮，都很困難的情況下，你這個扶貧工作也會受到阻礙。

　　所以說當我們有100個增長級，100個城市就是100個增長級擺在中華大地上，我們很多別的工作也很好做。剛才講到也是大家都很關心的，社會學家關注的問題，留守兒童、孤寡老人的問題，孤寡老人的問題注定被城市拋棄的。中國的城市化跟他們沒有關系，留守兒童不帶到城市來就是我現在反對的，100個城市有很好的制度安排，很好土地的擴張，很便宜房價讓來工作無論是大學生、高中生、農民工都能市民化，帶著孩子來，醫療、教育、稅收都要改。

　　你所說扶貧的問題，中國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就是農業生產效率改進的問題，要依賴于新的市場力量和新的資本化進入農村地區提高生產力。第二農村養老問題，現在很多人強調城鎮化當中的鎮化在唯一積極的歷史意義的地方。為廣大農村的養老問題在鎮上養老提供現代化的設施。所謂鎮不存在擴充一個鎮的邊界，中國有2萬個鎮，鎮的作用就是把這些設施連接到農村地區去，讓他們分享經濟現代化帶來的成果。農村出來的年輕人20年以后的城市化過程當中，他可能沒有能力把自己的年邁父母待到城市化中來的。

　　蔡洪濱：貧困地區發展大家都很關注，我們有一個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你的問題當中我們需要糾正一個誤區，貧困地區發展不能把這些人圈在那個地區試圖發展。溫州即使現在出了各種問題，但是從30多年前他是一個極其貧困地區，他的脫貧不是把溫州人限制在這些地區，而是通過這些人走出去。更大范圍意義上怎么講，中國農村收入里面60%是來自外來勞務收入。這些人不能出去，在我這個村里待著，這些人永遠是貧困。這些年輕人出來到市里面工作，不僅對城市發展是動力，對農村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提升和擺脫貧困都是重要的因素。不能對立起來，農村窮是年輕力壯走了，恰恰相反，這些年輕力壯不走，這些人更窮。我們要面對這些窮困問題，而不能把因果關系說反，這是我回應的一點。

　　提問：現在主要發展高校是發展地區的特色經濟比如旅游業還有民族特色產業，這是不是一個思路？特別是湘西對這種貧困地區。

　　蔡洪濱：各個地方都要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有的地方有資源、條件當然可以發展旅游業，其他地方根據自己條件找到自己發展的道路。我們對于區域發展平衡，對于貧困問題不能簡單而論。你要想說所有地方都是同步發展，這是不現實，也是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