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3年第三季度)”于9月22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劉鳳良在演講時表示,現在當務之急是要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責權利的關系,盡快開征房地產稅并分階段開征環境稅。
劉鳳良分析稱,從事權的角度來看,政府應把注意目標放在市場的失靈方面,中央政府應更多的應關注地區之間共同出現的市場失靈,也就是地區之間失靈問題。比如說食品安全,比如說環境污染。從地方政府角度來看,應該更多關注于地方的發展,在當前來看,城鎮化是地方政府應該擔負起來的責任。當分割事權之后,就應該調整現在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結構,應分階段征收房產稅,作為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政策選擇,分階段開征環境稅,起到中央政府調整重工業化造成的環境污染的作用。
以下為演講實錄:
劉鳳良:首先感謝馮校長對我們論壇的鼓勵,也感謝各位專家、各位同學來參加我們的論壇報告會。事實上,正如剛才主持人毛教授說的那樣,承擔這樣一個任務,我還是承受了一定的壓力,記得五年前我們宏觀論壇剛剛起步的時候是07年底,我受課題組的委托來討論財政問題,當初的題目是經濟繁榮狀態下財政政策的調整。但是不湊巧,或者是我們沒有準確的預測到08年之后經濟形勢發生如此的變化。所以我深深的自責,好在我沒有在報告中出不良的政策建議,所以還有點欣慰。但正是因為這次金融危機,所以導致我五年沒有再站在這個論壇主講人的位置上,所以我今天壯著膽子再來作這樣一個報告。
事實上,回憶這五年時間,似乎我的基本傾向并沒有發生太多的改變,雖然有時候深深的反思,在經濟活動的過程中似乎有限干預的保守主義是我們的一個價值取向,這大概也定位了我今天這樣一個報告的指導思想。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經濟成績應該說是舉世矚目的。在產業結構上來看,我們實現了從農業的大國向工業化的轉變,并且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那么在這樣一個轉型過程中,各種經濟矛盾事實上也相繼的出現了。尤其是在08年經濟危機之后,這樣的一些問題變得日益突出出來。比如說我們的工業部門比值偏大,我們工業企業內部能耗的產業相對的過多,造成的污染問題嚴重,服務業的發展又不相匹配等等,這樣的一些現狀使得我們有必要反過來考察一下我們的產業結構問題。關于這樣一個問題,我時常在想,到底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樣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是否存在,那么它存在了,是否能夠意味著調整,那么調整是否就意味著我們能夠做得到,這是我們想試圖回答的問題。所以在今天的報告中或許我對產業結構突出問題的判斷是更帶有描述性的,并不是一個定性的。而對于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我更強調它的可行性,換句話說,我們想試圖通過尋找這些產業結構中出現的各類矛盾,它的最初的成因,來探尋我們改變,或者是調整產業結構的動因,并且我們想試圖說明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某些對于市場機制的扭曲造成了這樣一個產業結構的困境,我們要改變的或許是激勵內生的動機,而調整或者是改變對于這些激勵扭曲的某些外在的因素,這就是我們報告的一個基本的思路。
首先我們對我國現在產業問題中所出現的突出問題給出一個判斷。
應該說,我們總體的產業結構呈現出一個良好的態勢,但是我們的三次產業和工業化進程是相互一致的,從增加值和就業兩個角度來衡量,改革三十年這段時間里,中國的第二產業一直保持了最大產業的地位,而第一產業比重占比明顯下降,三產的比重也在上升。兩個圖形反映了這樣一個趨勢,大家很容易看到,處在最上面的一條線是我們的第二產業占比,中間的第二條線是服務業占比,第三條線則是第一產業的占比,明顯的符合我們工業化的一般規律。當然,在這個問題中引起爭議的更主要的來自于二產業的是否下降的問題,因為工業化進程中一個典型的特征是在有些后現代化國家中出現了第二產業的倒U型趨勢。那么這樣一個問題或許是大家引發爭議的一個特征,或者說是對這樣一個現象有所爭議。下邊我們還會涉及到這一點。
第二,從就業情況來看,大致和我們反映出來的有類似的特征,第一產業就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上升。從相對角度來看,我們相對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們國家的各產業的國際地位也在逐步的攀升,這個不需多說。現在我們基于這樣大的背景看看我們可能存在的問題,其實對于這樣一個題目我本來想寫它問題和特征,但是我想強調的是它有些可能是問題,有些可能就是特征。關于這些問題在學界大多被提及:第一是農業的基礎地位;第二或許是我們這次報告的重點,第二產業的比重過大,第三產業發展相對不足;第三是二產的內部結構;第四是服務業內部的結構問題;第五是地區產業的結構趨同問題。這是我們現在在學界經常被提及到一個問題。
首先看農業,這個問題大家的分歧并不是十分的大,也就是說相對而言農業它的占比在下降,但是它基礎地位還不是特別的牢固,大致反映在三個方面:第一是相對于人口而言,我們生產糧食的土地受到工業化進程的削弱,這個不需要多說。第二是基礎設施,因為隨著我們的自然災害的增加,這項損失也占了很大部分。第三是出現在我們的體制上,那就是我們現在的農業生產基本上是小規模經營的,現代化農業還沒呈現出這樣一個生產方式,和世界相比,我們的農業生產單位都相對較低。這是第一個可以稱之為問題的東西,但是對于這個問題學界的分歧并不是十分大。
第二是二產產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發展不足的問題。剛才我們提及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三十年工業化進程中都在增加,但是對于這個問題的分析和評論則得出不同的結論,我們現在大致看一下它的基本特征。我國工業增加值比重它是偏大的,那么這樣一個推論,存在著過度工業化的嫌疑。具體來講,在世界范圍內,我們工業占比持續都處于一個較高位置,上邊的藍線代表了我們國家的工業占比的情況,在世界水平來講,相比于高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等等。二是我們的工業化時間,無論是縱向來看還是橫向來看,我們的工業化時間都偏長,一般來說,工業占比到下降階段差不多二十年左右時間,但是現在我們經歷了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還沒有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這是我們有可能引發爭議的話題。相對于制造業而言,我們服務業發展相對不足,這個話其實不需要我再說,因為它是一個比例,工業占比高了,服務業占比自然也就低了。所以從世界范圍看,我們國家服務業占比都是比較低的。服務業對于促進其他產業的發展,或者說對于其他產業的拉動作用有一定的缺陷,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主要的發達國家經驗表明,其實服務業很大程度上和制造業有一個密切的關系,那么這個關系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表現出來的,那么生產性服務業的上升可以有效的促進工業部門的生產率的提高。那么從我國的數據也表明,我們的第三產業TFP增長其實有可能促進第二產業的TFP的增長。但是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服務業部門存在著發展的必要性。這是從第二和第三產業比重關系來看。
第三是從內部結構來看,這樣一個問題表現為重工業化程度比重過高,造成能源資源消費高,環境污染嚴重。近十年來,我們國家單位GDP能耗在世界的同期水平上都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上,比如說09年我們單位GDP能耗是7點多,而世界的一個平均水平才2.9,這是我們注意到的。那么伴隨著各種高能耗,我們一季度報告已經指出,我們造成的各種環境污染的現象可以隨處可見,具體的數字我在這里不去一一列舉了。第二個結構內部表現,工業產業投資過快,導致產能過剩的問題,那么更加困惑的是,當前還存在著傳統的和新興產業雙雙的產能過剩問題,具體的證據:第一個是近些年來我國產能的平均利用率呈現著持續下降的趨勢,IMF數據表明了這樣一個趨勢。第二個是我們產能過剩還表現為不僅是傳統行業,鋼鐵、電解鋁等等這類傳統行業存在產能過剩,而且我們某些新興的產業,甚至包括政府扶植的一些產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問題。第三個是制造業產業低度化,使得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不強,具體表現為:如果說按照OECD的標準,我們的高新企業研發投入應該占到4%左右,那么這項指標我們國家幾乎沒有一個行業是屬于高新行業,即使我們把這個標準下調到1%,那么到2011年中國也就七個行業可以達到高技術標準。二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人均的制造業增加值不僅遠遠低于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世界的水平,這一點的數據在表中已經能夠明確的看出來。
第四是服務業內部結構的問題,這個剛才我們已經說明。那么這樣一個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共服務類消費支出占比較低。二是與供應鏈管理、現代物流等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的占比偏低。這是我們看到的第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五是產業結構地區趨同性突出。我們用工業產業結構來衡量,我們發現從03年以來我們國家的各年的各地工業產業結構平均的相似度都高于0.7,藍線顯示了這樣一個方式,標準差正好是反向的,所以它們兩個共同支撐了這個特征,那就是我們地區間的工業產業結構非常趨同。
我們把問題羅列在這,對于這樣一些問題學界給出了不同的價值判斷,理論界幾乎是一邊倒,大家反思這樣一個產業結構,基本的觀點主要包括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在判別標準上,大家認為產業結構和經濟的發展階段緊密的聯系在一起,每一個發展階段上都有一個最優的產業結構,但是當我為了準備這樣一個報告,我就找最優目標,沒有目標就談不上最優,我就翻各類學術性文章。我們發現這樣一個最優更多的來自于統計發現,而不是目標的先設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事實上往往把發達國家的三產占比看成是一個最優,所以似乎美國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樣一個判斷標準往往是存在著認識上的誤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是忽略了一個發展階段的差異性,同時也忽略了現代經濟中的國際經濟體系一體化。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比較優勢的作用在不斷發揮作用,試圖尋求這樣一個最優的結構,可能不是解決問題的出發點,相反,關注產業結構內部的比重或許是更為重要的。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關于產業結構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集中在對于增長方式的批判上,那我們要改變現在的以能源消耗為主的增長方式,是否意味著我們對產業結構需要推倒重來,因此有些人說,那我們就應該盡快重構一個新的產業結構,這是經常出現在學術界的第二種聲音。
第三個,在政策策略的選擇上,對于這樣一個問題大家似乎在指導思想上過去我們更多的是借用了凱恩斯主義的思想,我們搞總量調控,總量刺激,現在似乎凱恩斯主義在許多結構體中不靈了,我們是否轉向供給,哪缺補哪,哪短補哪,服務業不是發展不足嗎,那我們就發展服務業。這是表現在政策的取向上。
那么這樣一些問題給我們很多的啟發,也使得我們剛才有可能認識到我們產業結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但是我們反過來認識這樣一些問題的時候我們說,這些判斷或許過分的依縱于別人的經驗了,用后現代化的標準來評判我們國家的產業結構,忽略了增長的階段性以及我們國家的比較優勢。第二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會發現,人們過分強調完美的特征,我不知道哪位學者給了這樣一個目標,說我們調整產業結構就應該是增長快、就業多、結構好、效益優、能耗低、污染小、技術高,幾乎把我們想到的全說了。但是我們就想,這樣一個目標我們能不能實現呢?這或許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第三個,基于政策的選擇有一點點零打碎敲。上述完美的目標難以模型化,因為你要模型化就必須把目標加一個權重,加權重當然就會帶有你的價值判斷了。
所以這樣一個分析使得我們本報告想基于這樣一個邏輯來說話。我們想試圖從一個一般性的結構中去分析我國產業結構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想說的是假設外部的環境,包括外部的競爭環境和政府的政策既定的條件下,市場機制可以實現動態的一個產業結構的調整。那么外部的扭曲有可能改變這個轉移過程的進程,所以政策的設計或許在于激勵內生,矯正扭曲。那么這是我們這個報告的一個出發點,有時候我們在想,其實產業結構是你上期行為選擇的一個后果,結構是經濟運行的一個表現,而不是一個目標。這是我們想要論證的重要的一個觀點。基于這樣的思路,我們第二部分內容轉向對當前產業結構市場內生驅動與激勵扭曲的一個分析,這部分又細分兩個小部分:第一部分去討論內生的驅動因素何以造成現在我們國家的產業結構,尤其是形成我們產業結構的問題;第二部分我們再看看我們所面臨的激勵扭曲到底以何種方式助推了或者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剛才我們已經說明,特定的制度和技術條件下,一個經濟通過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形成這樣的產業結構。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則是由市場需求引發的,因此我國的產業結構形成的基本原因也無外乎有下面一些重要的因素:第一是發展水平;第二是外需,如果說發展水平是內需的,外需構成了第二因素;第三是來自于供給方面的動力,資本深化;第四是城鎮化在這個過程中使得我們資本深化進一步加深;最后一個小題目,談一談我們所謂的空間布局的問題,也就是說產業結構區域間同質化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其實稍稍懂一點經濟學的人就知道,我們有個著名的恩格爾定律,隨著收入增加,人們對于食品需求會大量下降,所以收入的提高促使了我們國家恩格爾系數下降,恩格爾系數下降使得我們消費比重從過去基本需求轉向了更高層次的需求。因而需求拉動勢必成為我們產業結構轉型的最基本的原因。這是第一個方面,我們利用標準的多部門的產業變遷模型做了一個基本的分析,分析的結論是:收入效應在第一產業就業份額中,對第一產業就業份額下降的貢獻是36%,對第三產業就業份額上升的貢獻率高達48%。這是模擬結果顯示,也進一步驗證了我們剛才到討論稿。
第二是對外貿易,對外貿易在我們國家第二產業比重以及內部結構變化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我們剛才經常討論的那些問題的所在。外需為我們國家的制造業制造了大量的需求,那么這個過程其實也是我們國家工業化的一個過程,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其實是和我們的貿易增長同步出現的。也就是說,當我們打開國門的時候我們的經濟出現了快速的增長。那么在出口總額上來看,05年我們超過了日本,2010年超過了德國,2012年我們超越了美國,現在我們名列世界第一。伴隨著出口的增長,我們工業占比大幅上升。
從右邊圖形可以看出來,工業制成品占比已經是相當大的份額。在國際價值鏈中,我們國家二產的地位導致了我們工業雖然大而不強,這是它的內生的一個原因。其實現在的世界格局中的分工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一會兒我們會說這樣一次金融危機之后是否改變了這個格局。但現在我們還以這樣的既定格局說話,在這樣的格局下,我們國家工業部門在價值鏈中的地位,其實也決定了我們的這樣一個工業化的結構。
那么我們國家其實在對外貿易這樣一個價值鏈條中,對歐美發達國家的依賴主要是能源和技術,而對于區域內,亞洲這樣一個區域內的依賴,則主要是對其內部的一個替代,主要依賴于它的原料的加工,或者說是投入品對我國的進口。這樣一個價值鏈使得我們國家成為對外貿易中亞洲區域的組裝中心。數據顯示,我們大比重的加工貿易導致了我們國家進口的中間產品再出口比重顯著提高,我們大量的進口中間品,反過來去再出口。第二個特征,中國在全球的生產格局中產出份額很高,但是產出的增加份額卻比值較低,意味著我們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賺取的部分不多,或者相對不足,這是第二個。
這兩個方面導致了我們國家第二產業雖然大,但是不強。第三個方面表現為出口結構,或者外需結構,決定了我們制造業內部的產業結構,我們關注于二產內部的產業結構,我們不難發現,機械制造業在二產中所占的比重,2011年表現最上面這條藍線,它一直趨于上升,這是它的內部結構。再來看我們的出口,我們發現,出口的部分中,出口貿易對于我們國家這樣一個輕重比例存在著影響。我們機械設備、汽車等行業快速發展,所以這樣的一個外需結構,導致我們二產業這樣的一個結構也在積極的上升,與此同時,由于你的出口產品中主要集中在機械設備和汽車等等,從而使得它們對于上游產品的需求也在增加。那么上游產品有什么呢?就是以鋼鐵為主的重工業,所以結果就使得我們在新世紀出現了二次的重工業化。第三個我們發現,隨著當前我們出口放緩下降,機械設備等國外需求減少了,那么鋼鐵等行業產能也就會自然過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說產能過剩帶有經濟周期的特征,并不是我們人為的制造一個產能過剩,過去的需求拉動了這樣一個產能增加,反過來,當這個需求出現降低的時候,它自然也就會出現產能過剩。所以這樣的一個產能過剩具有周期性的特征,這是我們國家產業結構形成的第二個主因。
第三個主因來自于資本的深化。我們都知道,從供給的角度出發,產業結構它的變遷則主要來自于兩方面,或者可能來自于兩方面,一個是技術進步的差異,如果在三個產業的內部它們的技術進步率不同,那么自然技術進步率高的那一個產業就會出現向外的轉移,也正是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來推動了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進步。我說的是占比的進步。所以這樣一個驅動力正是我們國家出現的一產向二產、三產轉移的一個原因。同樣,對于這樣一項我們做了模擬實驗,實驗顯示,技術進步對第一產業就業份額下降的貢獻率為8%,對第二產業貢獻率是17%,一會兒我們把各個因素放在一起再加以比較。
造成產業結構表現的第二個供給因素那就是資本的深化,資本深化也可能造成這樣一個轉移,這個主要表現為二產向三產的轉移。大家都知道,隨著資本的深化,那么人均資本的占有量就會增加,他的勞動生產率也會相繼提高。所以導致和剛才我們說的技術因素相類似的結果,這樣的結果會導致這樣一個部門產出增加。但是產出增加就有可能帶來價格的下降,如果這個價格的下降產生效應,或者說第三產業中價格相對上升帶來的效應,超過了第二產業,那么這個轉型也就會相繼出現了。這是我們注意到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利用同樣的模型去驗證資本深化的效應,我們發現它對于第一產業就業份額下降貢獻度是61%,資本深化對于第三產業就業份額上升的貢獻率是67%。從這兩個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產業轉移中最重要的的因素。
需要說明一點,如果說資本深化最初它的動因來自于對外貿易,來自于我們的開放部門,那么當外需減少的時候我們的資本深化還在加速。圖形中,09年左右的數據已經表明這一點,資本深化出口動力拉動已經不足了,接過這個接力棒的其實是我們的城鎮化。說的再具體一點,是城鎮化帶動房地產業的發展,使得資本深化進一步成為推動我國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這樣一個動力。這是我們注意到的。
正是因為城鎮化的進程加速,我們資本深化在加速,同時也直接產生了對于相關服務業的需求,使得服務業在我們經濟危機后期出現了一個上升的勢頭。但是我們也同時注意到,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重工業化和產能過剩。這個其實和剛才我們所說的外需拉動的原因是一致的。那么由于房地產投資在00年之后急速繁榮,拉動了鋼鐵、水泥等上游行業的發展,自然也就對鋼鐵、水泥等這類的重化工行業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這兩年我們在政策的引導下,或者說在政策的控制之下,房地產投資急速減少。那么這樣一個減少是壓了房地產,反過來其實減少了對于上游產業的需求,從而造成了上游產業的產能過剩的進一步加劇,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產能過剩又帶有政策周期的性質。除了剛才的經濟周期之外,那么產能過剩還有政策周期這樣一個特性。
最后一個問題,那就是區域間的產業同質化問題。那么對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注意到,我們國家的產業布局和我們的第二產業占比較高有一個直接的關系,而這個又跟我們對外貿易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們看一下我們產業布局的同構情況。我們發現產業布局的同構幾乎和工業部門的發展,或者說和我們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在東西這樣一個意義上,并沒有發生大量的產業轉移。所以他們的內部則是表現為產業程度,而在地區之間他們的同構性也還比較高。仔細分析原因,我們發現這主要還是成本因素所決定的,成本因素中又與離著港口的距離直接相關。換句話說,其實決定產業布局的簡單的說,主要是他的運輸成本。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成本,我們注意到,土地、勞動力、創新這些成本,或者說技術因素,本來應該成為我們國家產業中空間轉移的動力,但是它是否發揮了這樣一個作用呢?我們看一下土地,從區域角度來講,用價格衡量土地有一定難度,所以我們采用了人均擁有的土地量作為衡量,我們發現,用土地這樣一個指標來衡量地區之間的差異,我們發現這樣一個指標沒有和現有的產業結構的布局相一致。我們再看勞動力,同樣的方式,我們計算不同地區的勞動力的價格和平均水平之間的差距,那么這幾個差距都顯示出全國四大地區之間的差異,在這里可謂是最小的一個,標準差,或者說我們用最后一個指標的標準差是六千多,他在所有的這些數據中他最小。換句話說,這樣的指標并不是企業或者是產業試圖從地區間轉移的因素,或者說不足以引起他的轉移。我們再看一下創新動力,如果我們的TFP足以使得我們國家的地區間有足夠的差異,那么也可以發生產業間轉移。但是很遺憾,我們無論用自然鍛煉法還是等距分類法來衡量,我們國家目前工業部門科技進步率都沒有形成一個空間的梯度,并且與現在的發展水平不一致,數據顯示相對而言西部地區他的技術進步率更高一點,這個背景下我們發現,現在的產業結構布局和我們科技進步的梯度不相一致。結論是我們的土地、勞動力以及科技創新動力都沒有拉動我們國家地區間的產業結構轉移。
說了這么多,我們把我們的觀點簡單歸結一下,大致說來,我們的思路是,產業結構轉移來源于需求和供給角度。需求角度講,人均收入提高促進產業結構從低端到高端轉移的主因。從供給角度看,外需拉動為主的投資增加引起的資本深化促進了產業結構的正向變遷,城鎮化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數據顯示,對第一產業勞動份額貢獻度收入效應占36%,資本深化占61%,部門間勞動份額差異貢獻度是18%,技術進步率的貢獻度是8%,所以如果單純的考慮第一產業的就業份額顯然資本深化最高。看第三產業,我們發現收入效應是48%,資本深化是67%,部門間勞動份額的差異是39%,技術進步的差異是17%,這表明收入因素和資本深化是我國結構轉型影響最大的因素。而技術進步率的差異在我們轉移中影響最小。
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發展不足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認為它和收入有關,另一方面的原因則來源于外需的增加,在特定的國際經濟產業鏈條中,積極參與國際分工造就了我們國家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局面,而制造業的發展,特別是機械設備汽車等行業的快速發展,對上游產品的需求,再加上房地產最后的投資推動,支撐了近幾年我們國家的二度重工業化的局面。這可能也暗示,我們當前產能過剩有周期性和政策限制雙重疊加的原因。最后,單純的區位優勢決定著我國的產業空間分布,土地、勞動、技術創新等其他成本和技術差異在產業空間梯度轉移中作用不大。
這是我們對于我們國家產業所形成原因的內生動力的一個分析,換句話說,如果你想改變產業結構,那么好吧,就應該從這樣一些方面入手,而這樣的一些方面并非你想改就能改,而應該是引導。大概這樣決定了我們未來的一個政策取向。
第二個方面,結構的扭曲。關于結構的扭曲我們注意到,其實在我們產業結構形成過程中,下面的一些因素都或多或少的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簡單看一下,第一個是要素價格,我們注意到,土地價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工業用地和商業用地,這樣一個政府控制價格的問題,為了地區的發展,各個地方政府努力的把工業地價一壓再壓,給出更多優惠,使得第二產業部門發展在一個低投入條件下可以獲得較高的利潤,從而保有了它的擴張速度。勞動資本、能源這樣一些因素也存在著重大的扭曲,我們以邊際產量和價格要素比作為度量指標,我們發現這樣的一個扭曲,或者說以這樣的度量標準,我們能源要素價格的扭曲最為嚴重,勞動力價格、資本價格也有相當程度的扭曲。
第二類扭曲來源于金融部門,金融部門最大的問題出現在對于利息率的間接扭曲上,這樣的間接扭曲又與金融行業的數量管制相一致,由于我們沒有一個利率的市場化,政府在管制金融行業過程中更多采用數量進行控制,而銀行為了規避這樣一個控制采取了變相的方式,所以使得我們大量的資金流向了高收益但高風險的部門。這是我們注意到的,因為這樣一些部門往往他的抵押品比較充足,而抵押品充足的更多的則是重工部門。
第三個是關于地方政府行為的扭曲,對于地方政府我們注意到,地方政府是在我們國家起到重要作用的經濟單位。那么這樣一個部門,在現行的晉升和業績考核壓力下,為了地區的發展,往往關注于GDP的增加,而對于由此產生的外部效應則缺乏它的動力,這個不難理解,因為外部的,比如說簡單的污染,它有可能飄到外面去。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注意到,我們環顧北京的污染的時候發現它可能不來源于北京,我不說是哪個地方了。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使得我們一個經濟轉型過程中重工化趨勢在這樣的推動下也日趨明顯,與此同時,一個地區的發展往往借助于原來已有的產業結構基礎。所以更多的會增加原有的行業的投入。所以很多時候你發現,地方政府的產業結構往往和已有的產業結構密切相關聯。所以談轉型,地方政府并沒有這樣一個動力。
第四個是周期性政策與產業政策不協調,當然這個題目已經預示著我們問題的導向了,因為我們國家更多的在宏觀問題上采用的是周期性逆風向調整的政策。周期性政策的目標是為了解決增長問題,為了解決就業問題,這兩個目標,或者說這兩個相近的目標,使得我們國家的干預和產業政策調整之間很難出現一個協調。這是我們注意到的第四個因素。
第五個是產業政策本身設計不當,我們國家目前的產業政策應該主要針對的是關鍵技術、裝備和產品,但是在實施過程中我們發現,產業政策的實施往往借助于發改委的規劃來實施的,而發改委的規劃又不可能規劃到某一個特定的技術和特定的裝備。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產業政策的導向就變成了真正意義下的行業支持計劃,在行業中干什么已經不重要,只要搭上這個行業的邊你就有利可圖,你就可以獲得更多的政府的傾斜政策。所以當大家把大量的低端的容易上手的東西發展起來的時候,那么產能過剩也就必然了。這是我們所說的第五個扭曲原因。
從這些扭曲原因中我們不難發現,要想以市場機制方式實現資源自然流動,產業良性變遷,這樣的要素價格扭曲卻干擾了這個過程。二是金融部門數量性調控使得我們利益機制扭曲價值,重工業化、房地產等行業受益。現行的人事任命和分權制度激勵著地方政府資本密集型、高能耗、高產值的重化工和低技術水平的加工傾斜,導致資本深化過度和偏本地資源稟賦現象,是導致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的重要因素。從政策層面上,以就業和增長為目標的周期性政策與產業政策不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們現有的產能過剩。另外針對關鍵性技術、裝備及產品的產業政策在實行過程中由于過于寬泛,而使得企業在有利可圖的時候并不一定采用我們想推廣的關鍵性技術和裝備。
這是我們想說的第二方面的原因,我們發現在第二方面中有一方面是內生的動力來推動我們產業結構的轉移,另一方面扭曲使得我們結構中存在的某些問題更加突顯出來。所以政策導向其實也是否明顯了,那就是驅動內生的產業調整動力,而削減或者說減弱扭曲。
剛才我們已經發現,在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我們人均收入的提高、對外貿易、資本深化、行業技術進步,都是我們推動產業轉移的內生因素,而后面幾項,要素價格扭曲,金融的數量價格調控,地方政府行為扭曲,周期政策與產業政策配合不恰當,都是我們需要改正的方面。所以我的政策構想其實已經出來了。
圍繞上面幾方面,未來調整方向大致有七個方面:第一個,應對我們國際分工固化,挖掘有限的外需增量。這是我們現在可能能做的一個方面。第二個,創造國內需求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前提。第三個,發展數字制造業,以技術進步來推動二產向三產的轉移。第四個,服務業的發展重在和第二產業的聯動,換句話說,更多的側重點應該放在生產性服務業,當然我們收入提高也會對最終消費的服務有一個提升。第五個,推進要素市場價格改革為核心,改變現有體制中與產業結構自然變遷不相一致的地方。第六個,借鑒國際的分工經驗,構建我們區域的產業結構鏈。第七個,在政策層面把產業結構調整歸位。
大致來說是這樣幾個方面。
最后,基于上面幾個思路,我們說在政策層面上,我們認為近期還需要做一定的事情,這些建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在財政政策上來看,其實當務之急是要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責權利的關系,從事權的角度來看,或許政府應該更多的把轉移的目標放在市場的失靈方面,中央政府更多的應關注地區之間共同出現的市場失靈,也就是地區之間失靈問題。比如說食品安全,比如說環境污染。那么從地方政府角度來看,應該更多關注于地方的發展,在當前來看,城鎮化或許是地方政府應該擔負起來的責任。當分割事權之后,我們發現收入上來講,應該調整現在的收入結構,或許分階段征收房產稅是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一個政策選擇,而增加環境稅或許能夠起到調整重工業化造成的環境污染的作用。那么從貨幣金融政策上來講,應該減少數量上的控制,要做到這一點,應該著力于多層次的推廣或者說建立資本市場,尤其是給民間的投資,給民間的融資行為更多的機會。比如小企業債,小企業的股權融資等等。
在投資政策上來講,要素價格改革勢在必行,只有要素價格反映了要素的邊際的貢獻,那么才可能從真正的促進我們國家的產業升級。產業政策上,我們剛才說產業政策其實更多的應該側重于技術和產品,而不是泛泛的側重于整個行業。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調控或許應該更多的把數量型的控制轉向用價格表現出來。比如最典型的,今天上午為什么那么堵,北京市限了那么多汽車也沒有起到作用,更多的是在有條件的時候大家買了更多的車,汽車行業是有所發展,但是對于解決問題而言卻沒有更多好處。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給用車增加邊際成本可能是調整的一個思路。因此,我們基于上面的分析,我們的政策主導思想還是希望政府能發揮作用,但是這個作用是在有限的約束條件下來完成的。
這是我報告的主要內容,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一看我們的報告,與我們私下里再討論。當然我也希望大家能夠接下來和我一起聽一聽專家的批判,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