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9月12日消息，今天是世界經濟論壇2013年新領軍者年會暨第七屆夏季達沃斯論壇第二日，以下為“構建創新生態系統”分論壇實錄。

　　主持人陳祝全：各位下午好，謝謝大家參加這次會議，我們談的是構建創新的生態系統，我叫陳祝全，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達沃斯開會的繼續，我們談到創新的重要性作為一個主要的驅動器驅動經濟和未來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包容性的可持續的和充滿彈性的這樣一種增長。

　　我們都知道我們目前不斷的面對這樣的挑戰，我們要不斷的推動創造各方面的條件來推動這方面的這種類型的創新，有利于社會和經濟前行的創新。所以，我們主要的問題是什么是最好的方式，通過這樣最好的方式更加高效的培養培育創新的商業化，包括一些新的發現，新的真知灼見，我們如何來正確的平衡兼顧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如何支持新的跨行業跨學科的研究，和全球的合作伙伴，我們需要不需要重新思索一下政府和行業，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對創造這樣一種環境的作用，我們這次會議的重點就是它這些方面的問題，要探討一些想法，能夠給大家帶來一些真知灼見，我們如何推進一些新的模型，正確積極的幫助我們設計一些帶有創新意義的突破型意義的創新，有四位專家幫我們很好的思考這些問題。

　　第一位Marina Gorbis，是美國未來學院執行董事。還有Avi Hasson，以色列工貿部首席科學家，創新和工業研究發展管理委員會的秘書長。Mauro Dell‘Ambrogio，瑞士聯邦主管教育研究創新事務的秘書。最后一位是Helga Nowotny，歐洲研究會會長，是比利時的。開始的時候請我的同事們談一談這些具體的問題，討論一些主要的題目。最后希望大家能夠提出你們的評論和問題。

　　Marina Gorbis，你們的研究所是未來學院，我們要想整個未來，幫助各個組織帶來更好的未來，你們認為主要的趨勢是什么？我們的創新模型未來的趨勢有哪些呢？

　　Marina Gorbis：非常令人興奮的一點我們正在跟蹤的這些事情，其中一點是科學超越傳統機構的這樣一種邊界，包括大學，一些思想的實驗室，還有技術很多其他方面的領域，很多人都參與科學的，比如誰是正而八經的科學家，還有一些是業余的科學家，這方面他們的界限慢慢模糊了，他們相互在一起工作，驅動他們有幾個因素，一個因素就是科學研究所的工具，這個工具越來越小，大家越來越可以獲得，而且更加便宜，甚至你的手機都可以成為一個研究工具，有很多很多的附件可以應用，可以來衡量，都在手機上做一些傳感測量，一些形象，所有的方面都可以做，大家越來越多的分享一些數據，收集數據，對一些數據進行分析，有時候他們自己，有時候有科學家參與這方面的工作。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行動，各個國家的人他們收集了很多數據，這些數據關于他們自己，關于他們的健康，關于他們的行為，把所有數據加在一起做了很多數據的分析，這并不是傳統的科學，所以，這些工具本身價格越來越低廉。

　　另外一個因素，科學的資金來源也成為在傳統的機構，包括一些捐款機構和資金機構，不光是本身的一些機構，還有五到十個新的各種不同的科學的，包括一些融資平臺，還有佐治亞工學院，他們都為他們的科學家和其他的科學家提供資金。所以，提供資金的環境也在出現變化。還有各種類型的正在不斷出現的新的社區，有一個研究所他們作為生物研究，這是一個社區的研究室、實驗室，科學家，他們把自己的項目帶來，科學家和非科學家進行合作，橫跨各個不同的領域，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有的父母把他們的孩子帶到這樣的實驗室，大家一起工作，這樣新的社區，大家一起進行科學研究的工作。

　　最后一部分，我們開放的研究，公共的科學圖書館，公共的數據等等，其他的資源都可以越來越多，我們看到這一代的，也就是極端學習者他們是非常愿意學習不同的情況，找到這種信息，他們自己找，不見得非要從屬于某一個機構，他們可以自己學習很多東西，這并不是說科學組織不斷的消失，形成一種新的邊界，我們覺得這非常令人興奮。考慮到這方面，我們所有的人將來都能參加科學的工作，我們想一想這個會不斷的放大，放大我們所能夠做到的創新、發明和創造，我們過去從來沒有看到這樣的現象，在我看來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方向，把科學打開，有更多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主持人陳祝全：我想把這個問題再講一下，科學越來越成為一種分散化的情況，分權化的情況，創新怎么樣？比如有知識產權的管理看來是至關重要的，要創造一個正確的激勵因素，當科學越來越分散化，有越來越多人參與進來創造新的發明發現和想法，會發生什么情況對于我們知識產權問題，比如商業化成果的分享會產生什么影響？美國大家非常擔心科學教育，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人有科學學位能夠畢業，我們再看看數據，原因在哪兒呢？要進入任何科學領域都必須經過一些步驟，有這樣一個順序到你上了大學很多人都半途而廢，包括有一些人經過第一年以后就撤出來了，有些新的情況，他們都是開放的，你可以來，盡管你沒有這種類型的職業生涯，打開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有很多人都能參與進來進行科學工作，這是一個非常有積極意義的，實際上我們希望有這樣大家懂科學的人口，今天早上我們剛剛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并沒有有大批的有科學教養的人，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如果我們把更多的科學讓更多的人能夠獲得，能夠接觸到，從潛在來說的確能夠改變，使更多人能夠接觸科學，懂得科學，有科學知識。

　　主持人陳祝全：我們轉到下一個話題，越來越多今天的政府考慮大量投資的回報，他們投資于特別是科學技術，科學研究。所以，現在大家越來越強調我們的應用研究，所以，大家更加重視了，考慮到社會的情況。有的人監管研究的資金，你們會不會考慮要改變這樣一種資金給予方是如何來考慮評估你研究的決定或者給予資金研究的方法和結果呢？

　　Helga Nowotny：我們在這兒談的是一個生態系統，我們如何界定一個生態系統呢？很清楚它本身并不是一個單獨的文化，并不是一個一刀切的問題，因此，我想必須有充分的空間，如果可能的話，有很多很多的合力產生，再投資于基礎研究，我們在這兒談的是各種各樣的比如歐洲研究委員會，另外還有一些應用的研究或者是我們考慮的一些能產生經濟影響的各種發展。我想懇請一下政府應該知道任何的投資在我們的基礎研究方面都是要考慮兩個特點，我們需要新的知識新的現象，新的各種發現，我們要不斷的發現他們形成的基礎，讓我們進行迅速的，在未來進行創新，我們肯定的可以看到這種類型模式的生成。我們已經看到了，比如計算機的形成，計算機的發展，還有進一步發展的方向，這種變化不斷的產生。有時候在過去我們要幫助人們通過技術研究幫助我們進行一些基本研究，沒有那些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成績了。所以，基礎研究，我們的科學有一個長期的視角。研究新的發明需要這種長期的視角才可以，因為它的關鍵是走進未知，我們不知道自己要去找到什么，什么時候能做這些新發現。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的機緣巧合性，機緣巧合是重要的規律之一，換言之大家找到的東西是剛開始你沒想到去找到的東西，但是你找到之后會發現這個發現是特別重要的，很多基礎科學最重要的發現都是通過機緣巧合而出現的，因為要發現的東西太多了，這也不是一個線性的流程。所以，我們和其他的融資機構就要特別知道這一點，科學和研究的注資，是因為政府對我們關注，政府對科技關注，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促進引擎，它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社會福祉，我們會對單獨的研究注資，而且我們不會去挑選贏家，不管是能源還是癌癥治療，我們不會挑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因為我們覺得研究者自己明白科學的前沿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們知道在整個框架之下人們是有期待值的，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服務能夠達到這個期待值，因此，我們隊獲得資金者就有個要求，就是他要證明自己的概念，我們首先給他們一筆規格比較小的錢，一旦他們完成了一個項目之后，他們就可以去探討一下在這個項目中有沒有產生任何有意思的想法，這個想法對外部世界有沒有意義，能不能拿去市場上得到驗證。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來證明一下這種概念的證明或者說結果的證明是如何進行的。科學家們在去探討我們自己的神經細胞和腦子之間的聯系，這之間有沒有聯系，我想這比任何應用科學，離應用科學的聯系是比較遠的，有一天這個科學家他就完全的癱瘓了，但他還能呼吸，而呼吸是通過鼻子的。所以，我們去看看他用鼻子呼吸，用鼻子里的神經去接收外部的感受，我們就設計了一個東西來看看這個人能不能通過呼吸的方式來控制電腦和外部世界產生聯系，有一個病人是一個女性，她癱瘓多年，我們都在等待他可以參與這個實驗的時刻，她后來通過電腦來跟他孩子打招呼，而且她沒提到她丈夫，她對孩子說大家請走開，不要來打擾我，這是我們的一個發現。所以，這個是基礎研究和創新之間的一個聯系，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故事。

　　主持人陳祝全：能不能給我們講一下這些注資機構是如何回應或者利用分散式的知識的產生？當然我們都知道數據的獲得可以通過實驗室或者是這些不同的實驗室來產生，一旦數據已經產生出來了，我們要進行大量的分析，這個分析可以通過眾包的形式進行，這些注資機構有沒有充分的利用到外部世界的這種能力來幫助他們進行數據的分析和數據的利用呢？

　　Helga Nowotny：我想大家都知道開放的路徑是很熱門的一個話題，兩年前，我們在瑞士設了一個全球的委員會，后來變成了一個論壇，該論壇是所有的國家的一些研究委員都可以加入到其中來，這花了很長的時間，全球研究委員會現在在討論公開路徑的問題，在全球研究委員會的大旗幟之下，我們是在對此進行討論的，叫做開放路徑，它還有一個網址，但是我也同意Marina Gorbis剛才的講法，外部有一個全新的世界，很多年輕人在一些科學期刊上可以成為共同作者人，因為他們也在不斷的促進先進科學的發展，公開獲得數據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種發展都是在實驗室外部之外的事情，它也影響了我們的研究委員會的運作方式。

　　主持人陳祝全：我們現在從個人到融資機構，然后再到國家。Mauro先生，你們一向是世界上最有創新力最有競爭力的一個經濟體，而且你們國家有很多先進的公司和領先的科技，瑞士的創新模型是什么呢？是什么促進你們達到這一點呢？你覺得其他的國家可以從瑞士的經驗中學到什么？

　　Mauro Dell‘Ambrogio：人們經常問我這個問題，簡而言之我的答案就是瑞士之所以創新是因為我們沒有創新政策，我們沒有一個大部頭的政策。當然，這也是過于簡單，我也試圖陳述這個觀點，一個國家不應該有一個專門去促進創新的政策，當然也有很少的國家有出現政策也是很成功的，我們關注于長期的，還有框架性的條件，而且不同政策的總和是有競爭性，有創意的前提。

　　給大家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瑞士環境很好，景色很好，我們也希望可以長期保持它的安全，高質量，這對旅游業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條件。另外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吸引全球的人才到瑞士來工作，因為在瑞士他們可以選擇在這里居住，而人才是創新的重要的一個引擎。另外，提到框架條件，這里指的是基礎設施，可持續基礎設施，我們要遠離那種私人開車的模式，而建立起公共交通，還有自行車的系統，這點我們是需要大量的投資的。

　　瑞士今天的公共交通政策就是去促進自行車的使用，而且可以增強生活質量，同樣也是一個很有創新的解決方案。這是一種新型的投資，不同于我們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做的投資。

　　另外的框架環境就是減少政府的官僚，由于我們的民主政策，人們可以對納稅進行投資，人們不想要更多的納稅，他也不需要政府的一些機構去做更多其他的他們不需要的活動，而且我們的就業市場的監管比較低，在歐洲是一個例外。

　　出于此因我們才能讓公共領域變的更有創造性，你要費用低，要便宜，政府的活動不能夠浪費錢，要有效，要創新。國家的任務就是要讓自己簡單創新，而不要讓它自己成為一個很龐大的體積，只有這樣的經濟才能有創新。

　　另外，我們目光也特別長遠，教育不能光是五年或者十年那么長，教育投資應當是更長期的，而且要投資于各個教育層面，高等教育吸引國外的人才，另外我們還要減少退學率，我覺得瑞士能夠給每個人機會，給年輕人機會，比如他們是十五六歲，他們也可以去參加學徒制，參加就業技巧培訓，他們之后還可以再接著學習，而且他們還可以在瑞士的技術學院拿一個PHD，如果他們想去拿到的話，它是一個公開系統，所以，在生活的狀態中不同的人他們可以做不同的選擇拿道不同的教育資質改變自己的職業和未來，這樣一來瑞士就有很強的社會移動性。

　　瑞士是社會移動性最強的國家之一，低階級的人可以在一代之后變成更高一個階級的人，這比任何一個國家的移動性都要強，這是一個更加全面的公平的一個系統。

　　最后一點是政治穩定性，社會穩定性也是其中之一，我們希望給每個人都有職業生涯的權利，所以，在政府系統中，在機構中，在法治中我們要確保它有穩定性。另外一方面我們要確保民間有社會移動性。我覺得這都是必要的框架條件，70%的瑞士投資都是投資于RND，科研都是私企進行投資的，政府把它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基礎研究上，而私企把重點放在應用研究上。

　　主持人陳祝全：您說的非常好，我的問題就是你們瑞士的成功會不會侵蝕目前你們已有的基礎呢？因為大家都知道瑞士很長一段時間來都是很成功的國家，瑞士的就業還是比較充分的，社會移動性也不錯，但一段時間來人們就會變的覺得一切都習以為常了，這就會阻止社會的創新，這也會阻止你們目前創新系統繼續往前推移。

　　Mauro Dell‘Ambrogio：我覺得這種政策有很多的風險，開放與包容之間是有平衡的，而且還要讓人們接受移民也不是容易的。我們開放，但是有來自于意大利、法國，還有德國的人都到瑞士來，那是以前的事情，而現在很多是來自伊斯蘭教的人，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我不知道現在我們能不能再把同樣的模型往前推進，因為我們目前全球化的情況和以前不同了，但是一切都要以瑞士的人自己來做決定，所以，還是很困難的，有的時候所做的決策并不是很有政治上的正確性，但是不管怎么樣，我們還是需要贏得人們的支持才行。如果我們要制定一個政策，這個政策一定要讓人們趕得上我們的步驟，不能超越人們能接受的程度。我的工作并不是執行這些所有好的想法，我90%的工作都是去阻止壞的想法在瑞士發生。這個壞的想法可能是人們進行了政治討論之后，用意雖然是很好的，董事會的討論雖然是好的，但是最后出來的結果不一定是好的，因為最終這些想法是要人民批準才行。

　　主持人陳祝全：Avi，我現在想請你講一講，以色列經常被人們說成是一個創新企業的國家，你們的秘訣是什么，是什么重要的原因使得以色列可以繼續成為如此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一個社會？

　　Avi Hasson：當你看到以色列創新的生態體系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需求，一方面我們有人才，另外一方面我們有風投，而且我們還有很成熟的融資市場，杰出的科學和學術研究，另外一方面它剛開始并不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可以看一看我們的初始是怎么走的，我想講講兩點，有一點很難照抄，因為我們有一些經驗可以吸取，以色列的企業家精神非常強，不光是技術方面，幾乎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都能找到企業家精神，這些企業家在以色列大家認為是一個模范榜樣，包括愿意承擔風險，這是每一個企業家所必需的，另外承認失敗是不可避免，絕對不是說是可恥的，而是我們可以通過失敗中學到一些東西重新再開始，這不光是個人，反映到我們社會的方面，教育方面，等等等等。

　　第一點就是很難照抄，因為我們有一些經驗可以吸取，以色列的企業家精神非常強，不光是技術方面，幾乎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都能找到企業家精神，這些企業家在以色列大家認為是一個模范榜樣，包括愿意承擔風險，這是每一個企業家所必需的，另外承認失敗是不可避免，絕對不是說是可恥的，而是我們可以通過失敗中學到一些東西重新再開始，這不光是個人，反映到我們社會的方面，教育方面，等等等等。

　　除此以外，我們是一個很小的國家，而且是有一個非常非正式的文化，合作是非常基本的一個概念，所以，我們剛才講到這樣一個國家每個人好像互相認識這也非常有幫助，特別是開始搞一個公司的時候，比如我們在醫療方面你有一些朋友，第一個人他懂得醫療，第二個懂得通訊，等等，所有的人不斷的交流，學術方面大家都應該在一起。所以把兩個社區聯系在一起，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也是這樣。

　　回到第二點，政府的作用，以色列和瑞士不同，我們花在GDP的比例，我們研發方面的投資是任何國家都比不上的。所以，政府在這方面超過了所有經合組織的國家，我們開始的時候并不是這樣，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我們的生態是怎么演變過來的，我們也是從過去的經濟中不斷的學習，我們過去的過去不斷的重復它自己，政府永遠想建立起這樣一個基礎設施，減少私營領域的風險，建立起一個內存的嵌入式的機制，讓私營部門承擔很大的包袱，我們歷史看到很多這方面的生態系統的情況。我們大概四十年前就開始這么做，我們有關于知識創新非常穩定，從來沒有變化，我們國家沒有任何其他的，沒有自然資源，也沒有很小的市場，政府非常重視人力資源，因為我們一部分的出口一半都是高科技，所以，占了 我們經濟的很大一部分。

　　如果我們想總結一下的話有三大點，政府的態度什么樣呢？第一是穩定，如果我是一個企業家，二十年干了高科技，比如我搞一個五年、七年，比如二十年的工業，我就想確保你不會每兩年由于政治變化改變我們的規則，我希望是長期的計劃，有個穩定的固定不變的情況。同樣重要的是我希望政府是充滿活力的政府，因為如果作為政府花兩年來設計一個方法，花三年來實施這個項目的話，今天高科技的世界也可能解決這樣的問題，但是很多的公司就存活不下去。所以，顯而易見，我們必須要充滿活力，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必須要做到，因為我們創新的生態系統需要我們這樣做。

　　第一點是穩定。如果我是一個企業家，二十年干了高科技，比如我搞一個五年、七年，比如二十年的工業，我就想確保你不會每兩年由于政治變化改變我們的規則，我希望是長期的計劃，有個穩定的固定不變的情況。

　　第二點同樣重要的是我希望政府是充滿活力的政府。因為如果作為政府花兩年來設計一個方法，花三年來實施這個項目的話，今天高科技的世界也可能解決這樣的問題，但是很多的公司就存活不下去。所以，顯而易見，我們必須要充滿活力，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必須要做到，因為我們創新的生態系統需要我們這樣做。

　　第三點我們要側重于積極的鼓勵，發展我們的生態系統，為企業家創造最好的環境，不要替代私營系統，為他們來預測怎么樣，或者把我們的目標按照一個方向把所有資源投入下去。

　　主持人陳祝全：

　　Avi Hasson：開始的時候我可以說并不是一個一刀切的情況，我并不是想說所有的答復我都有聰明的答案，我還有一個很堅定的想法，我是這樣認為的。首先，從我們的經驗事實來說，多數的國家在政府怎么做呢？政府要這么做都不會成功，我們經常提到這樣一點，多數的失敗，他們自己就證明了這樣一點。為什么這方面很難，最聰明的人，最棒的人你們也會同意準確的預測未來到底什么樣，下一個大事兒是什么，我們到底怎么做這很難做到。第二點，整個國家都要專注于十年專門專注按照一個方向這完全是不可能的，對以色列是不可能的，也可能其他的國家可以做到。這方面我們失敗的代價是非常高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推動人們的智能，讓他們理解問題在哪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的方案，大家走在一起，如果再加上全球的合作，我們現在還沒講到這點，也許晚些時候我們會談到這一點，瑞士對全球開放的態度，在我看來按照定義來說你就能拿出最好的結果，最好的解決方案，有沒有這樣的能力能調整。在我來說比正確的選擇并小心的十年更加重要的多，因為你那時候單搞一個戰略。

　　主持人陳祝全：也許我們可以把范圍稍微擴展一點，我們來問一下Marina，你覺得創新的像中國、亞洲這些新興市場這方面的模式會產生什么樣的情況？有些系統更加成熟，你是怎么看的？

　　Marina Gorbis：我覺得你剛才講的很重要，有各種不同的創新模式，最糟的事情就是把別人的拿來照搬，以色列做的對以色列是適用的，有以色列的特點，我們知道在硅谷每天都有人來參觀，到底你們的秘訣在哪兒，有很多同樣的事情和以色列相同，但它還有自己的獨特點，文化很難復制，文化是每個國家有自己的獨特文化，比較容易的話可以創造出一個機構實施一些政策，做所有這些事情，但文化是最難改變的，每一些地方都有自己的獨特文化，每個國家每個地區都是這樣，再從政策角度來說我們需要看一看這些資源方面，文化因素、元素，你們國家需要，你們的區域需要，很好的利用這一點。我也同意你剛才講的這一點，沒有人可以準確的預測未來，我我也來自未來，我們要預測到底十年后會發生什么情況，把你所有的寶都押在這方面這不行，最好創造一個很好的生態系統，大家感到興奮，圍繞科學技術創新，讓它開花結果。

　　另外一點我要說的是我們需要在每一個領域看到發生的話，就要很仔細的看文化是什么，資源有那些，然后據此來做出你的創新政策。

　　主持人陳祝全：Nowotny部長，我們剛才談到對系統很好的適應性，這種適應性來自什么地方？政府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什么推動你們調整自己對創新做出更好的支持？你可以講講私營部門幫助推動這些方面，適應改變方面應該做什么？

　　Helga Nowotny：我覺得我們應該提醒每個人歐洲研究委員會只是2007年才建立的，并不是任何政府成立的，因為錢是歐盟的錢，歐洲的科學界長期的要求，他們認為我們的資金在國家層面給我們資金，但是在有的國家出于它自己的預算情況，讓我們的大學無法進行這樣的研究，所以，當時我們就這么想了，因為我們有了歐盟，我們有歐洲，為什么我們的基本研究不是放在整個歐洲的層面，這樣能夠增加歐洲未來在全球的地位，使它成為一個更加有吸引力的地方，這是從下往上的一種首創行動。

　　當然，和所有的項目一樣，比如瑞士來說，在一定的時間內你得需要政府能夠同意，你需要錢能夠投進來，等等等等，很重要的是我們要使這樣的一種自下而上的保持下去，這樣的話我們更好的感覺到底發生什么的情況下，有那些必要性，哪些需要。

　　很有意思的一點，我們看到歐洲的大學都是國家的機構，從我們的歐洲研究委員會成立以來，這也是我們一開始始料不及的，本來我們無法預測的，如果你問在我們委員會成立之前，你們預測大家怎么能得到資金呢？資金的機會沒有人會準確的預測，直到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在歐洲的大學開始相互競爭起來，他們開始競爭，能夠競爭他們的聲望，這樣的話能夠得到我們的資金，這是在每個大學，每個研究所之間找到一些新的人才，鼓勵人們，等等等等。所以，我覺得這種組合自下而上的做法，另外我們看到實際發生的情況，你看到這些機會，抓住這些機會，把所有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這就是我們應該前進的方向。

　　主持人陳祝全：Mauro，你覺得我們行業形成創新性的生態系統方面扮演什么積極的作用，而且幫助我們很好的進行調整？

　　Mauro Dell‘Ambrogio：我們所有這些工業的企業都想賺錢獲得利潤，都想實現他們的目標，他們想出口，這都是他們基本的一些經濟活動。我想越來越多的情況我們私營部門的代表都要參加這方面的活動，他們非常清楚，私營部門非常清楚，還有一些其他的利益相關方，除了他們業務的股東，還有其他的利益相關方，我們要把整個社會考慮在內，歐洲的情況就是這樣。

　　比如私營部門應該有一個很好的一種態度來支持高等教育機構，尋找公營私營的合作伙伴，從我看來公共和私營之間的區別實際上是非常人為的，取決于你本地的情況，取決于你的文化，你很難公共的就是不好，公營的就不好，公立學校就不好，如果你能夠使我們的公營部門能夠參加競爭，就像瑞士一樣。所以這方面一樣能做的很好，你可以在這種意義上使一個公營的體系運作起來像一個私營體制，包括我們的財務金融體系，給他們一個激勵因素，比如我們研究，我們就研究競爭性的這樣的出資，競爭性的資金，政府和一些大學如果做得不好的話，就很難吸引這方面的具有競爭性的國家層面給你們的科研基金，通過這種方法有它的選擇性，形成一個很好的有利于競爭的生態系統，你必須有這樣的方式，某種類型的方法，充滿競爭性，而不光是一種差異性。

　　我是政府的代表，回答你的問題，我怎么看待私營企業呢？不一定是我作為企業家會怎么做，而是說作為一個條件，政府要先讓私企，還有工業能夠變的自由，有創新性，去找到全球的一個最佳解決方案。我也特別同意旁邊人的講法，小國家的優勢就在于他們特別能全身的加入競爭中，而且他們要以全球的施業區思考，不受到他們政治體系的保護，來進行競爭，現在我想請觀眾來進行評價或提問。

　　主持人陳祝全：現在我想請觀眾來進行評價或提問。大家請自報家門，然后再簡單的陳述你們的問題。

　　提問：我覺得Mauro Dell‘Ambrogio先生的講話非常有意思，瑞士的銀行業會不會有任何創新來促進新的產品，新的創新？

　　Mauro Dell‘Ambrogio：在過去的一些年，瑞士的銀行業主要受金融行業的吸引。當時危機中我們在瑞士就失去了銀行業的一萬份工作，回頭來看銀行業的原始的任務是什么呢？他們就是要把錢轉化成企業家精神，來讓商業銀行以正確的方式營運。

　　Avi Hasson：這是過去私人銀行的主要任務，我覺得私募風投之所以創新他要找到高風險的科研項目，銀行并不是一個恰當的機制，這并不表明銀行是好是壞，因為銀行的功用和我們不一樣。你剛才說到什么正確的方式來做，我覺得他們能在這個行業很好的擴張開來，我也希望他們離我們的市場更近一些，我們的體驗證明了兩點，第一點知識上有空缺，尤其是在科技公司，你們必須對我們有一些了解才行，這也不是一個基本上的銀行的系統，因為你要去給知識產權投資，這些都是無形資產，沒有鋼，沒有鐵，沒有計算機，你不知道這是什么，所以，第一要填補知識空白。

　　第二點要給一些保障，一些風險的障礙，讓他們能采取第一步。回到我早些的觀點，我們不能讓他們特別熱愛這種網絡，當他們的教育程度越高的時候，他們才有膽量去投資這些高風險的企業。

　　Helga Nowotny：我想連接一下，我想一邊說一說風投，另外是接受失敗，這兩者之間要產生聯系，因為經常我們在歐洲人們跟我們說你們和美國相比特別懼怕風險，因為對美國人來說失敗是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企業家創造企業，企業又失敗，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它有多少風投基金的話這兩者是不一樣的，他們的風險值是不一樣的，這又回到文化這個詞上，這不光指小文化，這是一個更大的文化，不是某個人特別害怕風險或者喜歡風險，你整個生活的文化圈，以及你整個機構的文化圈，以及融資機構的文化圈和整個生態環境都可以讓你能更加擁抱風險。所以，我這里講的是整個大環境。

　　Avi Hasson：我想再補充一點，政府應當意識到一點，政府和風投之間是不同的，我兩邊都做過，所以，我知道如果我對你的公司進行投資，你的公司如果不幸失敗了，當然我相信你的公司肯定不會失敗，假設你的公司失敗了，一個公司下去了，另外一個新的公司可以出來，因為他已經有知識，已經有才能了，我作為風投可能不喜歡你，因為我在你身上輸了錢，但作為政府這意味著剛開始對你公司的初始投資是特別棒的投資，所以，周圍的擴散影響必須受到我們的考慮，而且我們如果只看某個項目是成功還是失敗的話，政府的官員不應當做這種事情。

　　主持人陳祝全：對，你應該看整個的擴散性效應。

　　提問：我是年輕科學家，我想考慮一下機構融資的機構可以如何影響我們社會對科技發展方向的影響。有兩點，如果你想眾包或者風投的支持，現在有越來越多人理解再融資上他們很困難，尤其是融資的一些資金要求很大的項目，也許你可以去注資一些項目，但另外需要很多設備的制造項目就很難。我們年輕科學家也講到歐洲研究委員會，一種開放的途徑可以讓你們獲得更好的投資，這個投資從其他地方很難獲得。我想到的就是這兩個關鍵，一個是大型的投資對資金要求高的項目，我們如何讓那些沒有特別大成就的一些科學家也獲得融資，我們可不可以讓風投對這種科學進行投資，而這些科學家可能之前沒有已經被驗證的一些項目。

　　Avi Hasson：我心里是這樣認為的，這和政府的決策相關，如果看看政府的預算的話，每個政府的預算都是有限的，他們應當把錢放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高風險的資金要求很多的長期性的投資，在這一點上政府應該對它進行注資，應當風險共享，“共享”是個很重要的詞。所以我不覺得政府應當給你百分之百的一個贈款，政府應當和所有的一系列的融資類型進行風險共享，而這可以造成很大的改進。如果大家考慮一下我政府內的預算的話，你會發現這個預算本身它會放到很多長期的高風險項目，這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去挑的，因為在一些容易的項目上，資金要求不強的項目上，私企可以搞定一切，但是如果是半導體或者生物質能這些項目它需要更多的資金，它需要更長的投資期限，而且風險會更高，所以，它需要政府的支持。起碼在我們這個辦公室風險是個好詞兒，因為它關注的是政府需要把錢放在那些資金缺乏的地方上。

　　Marina Gorbis：剛才講眾包可以填補空白，眾包或者從眾人那兒融資是個很好的概念，現在我們有些項目是拿到了50萬的資金，創造了會發光的樹，這是很爭議的事情，創造一些其他的問題，但是我們在這個項目上融資了50萬，這只是幾年間的事情，所以，還比較早，我們希望更好的理解這種眾包融資的做法。長期大家看五到十年的投資期限，我覺得這里不可能完全的代替它，政府的角色就要看哪里缺乏融資。

　　Helga Nowotny：對基礎研究進行融資的角度我們會看很多的高風險高收益的基礎研究項目，但是大家不知道這種高風險的研究項目到底會是成功還是失敗。所以，我們的評估者經常趨于保守，因為這也是公眾的錢，所以，私營的融資機構就更加容易一點，它要花錢沒人管，這還是要獲得一些平衡的。

　　另外，有時候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認為風險等于危險，但這不是對的，風險不等于危險，風險是這么一個概念，風險對未來是有好處的，在未來也許你可以從中收獲巨大的好處。因此，我們應當不斷的促進這種風險項目的融資。

　　再者，我們也需要一個系統能夠讓失敗可以變的接受，如果大家沒有一個基本的安全網的話，那大家就會有害怕風險的心態，這對創新，對科學都是不好的。

　　主持人陳祝全：本次討論也強調了在系統中多元融資的重要性，因為大家都帶著不同的標準去看融資項目，而且它們風險的屬性也不一樣，如果是多元的融資角度我們整個生態系統才會變的更多元，更強勁，因為融資的結果畢竟不是確認的。

　　提問：我想接著最后一點再說一說，當我們談論那些高風險高收益的項目如果它一旦失敗的話，它還是有一個風險，有時一個公司可以從這個項目中再引發出來，如果項目失敗了也不是有風險的，還有很多的好處可以從中生出來，大家不要談高風險，就談高收益好了。

　　Mauro Dell‘Ambrogio：我覺得這個風險是這樣理解的，如果你作為一個政府或者作為一個機構，你只有這么一點點錢，而對你的需求比你的錢高五倍，所以，你要從二十個中選一個，所以，你要看看標準是什么把錢投出去，風險是其中的一個標準，但不應當是唯一的標準。

　　主持人陳祝全：我們今天進行了非常好的討論，非常感謝大家的問題。我想總結一下這些討論的重要要點，對我來說這些要點特別關鍵。

　　第一點，我們知識的產生系統變的越來越分散化了，這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他們不一定是科學家，但是他們可以去分析數據，可以幫助知識的管理和創新。剛才我們聽到大家都在呼吁繼續支持基礎研究，因為基礎研究是一切的長期和更加巨大的將創新商業化的一個基礎。另外，融資機構也有很多不同的項目來促進更近期的一些融資，包括基于它的概念是否得到驗證。另外，我們還要看看跨國資金的跨界是否非常重要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促進國家之間跨國研究的融資，不管是創新還是一些基礎研究。

　　我覺得討論關鍵的一點就是創造一個創新的生態體系，它的基本面要包括教育、基礎設施，以及規則的設定，還有對研究的支持，以及研究的商業化，而不是應當去讓政府挑選某個特別的行業來支持，因為歷史上來說，專門挑某個行業來支持獲得成功的例子太少了。這么一個生態體系的支持它是有一系列標準來支持的，剛才說Avi也講到長期的穩定很重要，這樣人們就不會覺得規則一直在改變不敢來投資。另外政府的回應性，以及融資機構的回應性，他看到新的情況出現他要會回應。另外，我們還要更好的理解生態系統不同的問題是什么，如何解決他們，尤其政府要在市場失靈的地方來插足，只有這樣才能增強環境，另外還可以跟私企的投資進行風險的分享。

　　我們從嘉賓這兒聽到的觀點，生態本身很重要，這個生態還要不斷的進行改進，要改變它的條件，要在競爭性不同的情況下將自己和其他的地方區分開來。很多今天的生態系統長期以來他們都是有創新傳統的國家，今天談論到的很多要點都可以很好的和創新系統的建立融合在一起。

　　最后，我們如何創造更好的條件讓不同系統的參與方互相合作，來產生新的想法，新的產品，另外同時還可以改進創新體系，這種個人間的，以及網絡間的效應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去創造價值。即使某些特定的研究或者初創公司或者商業化項目失敗了，但這個失敗還可以幫助貢獻于創造整個生態系統的不斷延續。

　　現在請每個嘉賓講講他們有沒有最后的一些總結觀點。沒有人要補充的話，那我很高興宣布本次會議要本著大爆炸的精神來結束，因為我們要歡迎施瓦布教授入場，以及新的技術先鋒的主持人要過來，我們現在要歡迎所有的領袖們，新領軍社區成員一起上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