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博物館讀書會”(第三十六期)于2013年7月16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熊培云劉瑜做客讀書會。(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金融博物館讀書會”(第三十六期)于2013年7月16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熊培云劉瑜做客讀書會。

　　以下為對話實錄：

　　主持人：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讀書會第36期今天正式開場，不論北京的天氣是狂風暴雨還是陽光燦爛，我們讀書會繼續進行。今天我們請到了兩位70后重要的學者而且是暢銷書作家，現在有請我們今天的嘉賓，清華大學政治系的副教授劉瑜女士，還有南開大學的傳播系副教授熊培云先生。

　　我首先想特別先問劉瑜，最近關于政治討論比較多，關于每個人和政治有沒有關系，爭論也很多，我特別關心的是劉瑜為什么你當年要去念政治系，后來變成一個政治學女博士。

　　劉瑜：謝謝樹新老師的介紹，我學政治學有點像一個意外事故，我讀高中的時候并沒有為了遠大目標而學習的意識，所以報專業的時候，就聽父母的意見，他們也不懂應該學什么，他們看了看可以學的專業，決定讓我學國際政治。

　　主持人：你中學喜歡政治課嗎？

　　劉瑜：不喜歡。之所以他們會選國際政治，可能是覺得如果學了國際政治，是不是可以老上《新聞聯播》什么的？也許他們希望我成為姜瑜(前外交部發言人)。我那時也沒有什么想法，中國教育不太鼓勵中學生去發現自己的興趣所在，所以父母讓我學什么我就學什么。學了4年國際政治以后，因為學習成績還可以，所以報送上了本系的碩士，然后到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一點興趣了，再加上申請出國，用自己的本專業申請出國是順其自然的事情，有點像路徑依賴，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后來有興趣的因素。

　　主持人：培云是學什么？

　　熊培云：我學得有點雜，學過歷史，學過傳播，學過法學，但是沒有單純的學所謂的政治。

　　主持人：大家這兩天在討論一個問題，我們跟政治有關系嗎？我們是否就應該做本職的事情，不要討論政治，什么是政治？

　　劉瑜：以前曾經有一個中學生報考志愿的時候，問過我這個問題，我思考過怎么用一種通俗易懂的方式去跟別人解釋我理解的政治是什么，我覺得政治就是關于公共生活的交通規則。交通規則就是紅燈停，綠燈行，什么車應該讓什么車，我覺得政治就是關于公共權力這種交通工具，它在什么燈前面應該停，在什么燈前面應該行，它的行駛速度是什么等等。所謂國家，用專業的術語來說，就是合法的暴力組織。在生活中我們打人是不對的，只有國家才掌握合法的暴力。那么政治就是關于這種合法的暴力在什么燈前面應該停止，什么燈前面可以往前走。

　　主持人：這不是都被規定好了嗎？我們還有可能參與嗎？

　　劉瑜：政治也是關于規則如何制定的，我覺得關于如何制定這個部分，在中國大家發言權還是不夠。

　　主持人：培云你覺得呢？

　　熊培云：我對政治不是很感興趣，甚至說非常不感興趣。為什么寫的書還是有關于政治的東西，用中國的詞，就是道理兩個字。一個是道，一個是理，道我覺得對這個世界有點悲憫的情懷，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你想為什么有不公平的事情，然后就有一個所謂的理。

　　主持人：其實劉瑜我們剛才講中學政治課，我不知道現在政治課教什么，反正很多人討厭政治課，大學有政治分門別類，你現在在清華教政治學，也學過政治學，這中間還分國際政治，我不知道有沒有國內政治，我不清楚分科，他們之間的概念有什么差異嗎？

　　劉瑜：中國的中學政治還有大學思想政治教育，最典型的一個特征，就是它告訴你一切問題有一個標準答案。你要按照這個標準答案去寫。如果在國外講政治學，我允許你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你能自圓其說就可以，至少我教的政治課允許學生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比較好的教學方式，是讓學生自己去分析，比如到底什么樣的經濟制度是好的，是市場經濟好還是計劃經濟好，哪一個為主，哪一個補充，我覺得它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應該鼓勵學生自主思考。

　　主持人：我讀過一本書，沒有絕對真理的地方，人身邊都是政治，政治沒有那么可怕，而且不是只跟國家有關，跟權力有關，是跟你我似乎都有關系的一件事情。

　　劉瑜：既然政治是關于權力的交通規則，那它就和每個人都相關，因為人人都要出門上路。比如說醫療服務，到底應不應該市場化，包括教育應該市場化還是國家管一部分，都和每個人相關。這種公共權力邊界定在何處的討論，是人類可以無窮無盡進行下去的。

　　主持人：你在清華教政治學，剛剛上大學的都是學的中學的政治課，你會面對什么樣的學生面對政治學的概念呢？

　　劉瑜：很多學生是為了考試而去學那些東西，未必他真的全身心地接受了那些東西。但是那種教化、不斷的重復，對人的身心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對我來說，很多時候教育是所謂的做減法，你要把他們學到的東西給清理掉，然后跟他重新開放地探討一些東西。因為我在清華開一門課是關于美國政治的，學生有時候站起來說，選舉就是資本家操縱的。他們這么說，是因為他們從小聽到這種說法，這種話不斷在他們腦子里重復，就根深蒂固了。那么我就會告訴他們，要得出這個結論，即使你是對的，也需要實證論據。比如去觀察美國政治捐款結構，資本家，比如比爾·蓋茨這個人，他能夠捐多少錢來影響選舉，我們可以做一個分析和討論。如果說資本家可以無限購買選舉的話，比爾·蓋茨的錢夠他購買三百多年美國的選舉，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會有制度限制他每次給每個候選人捐多少錢。當你跟他講主流教育沒有接觸過的事實的時候，他的想法會有所變動，但是這個過程非常艱難。他到18歲為止，很多人收到的信息很多是單方面的。

　　熊培云：同樣是做減法，也不光是我們給下一代做減法，我們也要給同代甚至是上一代人做減法，讓我們所謂的政治語言能夠回到正常的學術語言，正常的用于交流，用于表達的語言。

　　主持人：所以其實回到這兩位嘉賓寫的幾本書，都在講正常語言。我特別好奇，劉瑜為什么你當時還在美國的時候，會寫《民主的細節》，一點點解讀在當下的美國各個方面表現的一些政治的細節？

　　劉瑜：這本書有偶然性的因素，我有一個朋友在《南方人物周刊》，約我寫專欄，我就寫了。我寫的時候，一個想法就是，當我們浮在概念和口號上談論政治的時候，是爭不出所以然的。我們必須回到事實本身。比如我們講美國，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但是如果我們去看美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和福利支出，會發現它比中國更社會主義。一旦我們回到這個事實本身，前面的問題本身都被消解了，這樣我們可以避免那種口號、概念式的爭論帶來的一些不必要的混淆。

　　主持人：但是這些文章結集成書，后來這本書發行量非常大，這你想到了嗎？

　　劉瑜：我要是說想到了是不是有點馬后炮？我覺得就算沒有想到發行量特別大，但是也沒有特別意外。這本書2009年出版。我覺得奧運會是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在中國的圖書排行榜，都是《好媽媽勝過好老師》，《20歲決定女人的一生》之類類育兒、勵志的書，但是從2009年以后，慢慢越來越多的社科時政類的書占據了排行榜。說白了大家吃飽了喝足了，開始有精神追求了，大家開始思考公共的話題。這本書我覺得可以說是順應了這種潮流。雖然我當時寫的時候沒有刻意迎合這種潮流，但是確實順應了這個時代的趨勢。其實就是大家感到口渴的時候，我把這杯水遞過去了，不一定是這些東西寫的多么好，而是大家有這方面的精神需求了。

　　主持人：后來有沒有一些讀者給你很多新的反饋，因為你回國以后再看這個局面，你會怎么想？你覺得你當時寫的這些東西和現在有什么變化嗎？

　　劉瑜：我自己主要的觀點倒沒有什么太大變化，我自己對時局的判斷也沒有太大變化。雖然有人說近看、遠看時局有很多不同，我還是傾向于用長時段的眼光看歷史，不要拘泥于一兩年的風波、變遷、挫折，應該用更長的歷史眼光看待身邊的變化。

　　主持人：培云一直在《南方窗》還有《南方周末》寫專欄，到現在為止結集出版了好幾本書，你怎么看這十年來的中國的變化？

　　熊培云：因為我們通常遇到的提問是說未來多少年中國能夠發生什么變化，聽到的問題更多是這樣，我們的回答是說，再過一百年會有大的變化。下面就有掌聲起來了，說謝謝，你太樂觀了，類似這樣的。但是你說過去十年有什么樣的變化。是不是覺得國家像劉瑜剛才說的，整體的方向不會有大的變化，會朝著前走。另一方面實際上也是有憂慮的，我不反對大家悲觀，如果時局不好，大家悲觀，甚至有人用腳投票，跑到國外去了，這也無可厚非，這也是一種制衡。至于說過去十年有怎么樣的一個變化，我想我原來是有過這樣一個所謂的分析，這后面的十年是博弈的十年，這個博弈有非常多的層面，非常多的線索，也包括最近說企業家們在討論到底我是不是應該在公共領域發言，我要怎么樣發言，我是代表我自己還是代表一個群體發言，這就是一種博弈。博弈包括不同階層之間，也包括階層內部，這個博弈非常豐富。

　　劉瑜：我在身邊聽到很多聲音，過去十年是所謂的國進民退，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上。我不這么看，我覺得過去十年是國進民也進，國家各方面也有收攏，無論是對新聞文化的管制，還是維穩體制的建立，日趨成熟。另一方面來說，我覺得民間的覺醒也非常明顯，剛才培云提到了，人們的權利意識，程序意識，民主意識，參與意識，我覺得都在增強。比如像最近幾年環保方面的鄰避運動(NIMBY，Not in my backyard)，誰在我家門口建化工廠，我把他趕走。   

　　主持人：是因為信息傳播加快還是人們意識覺醒？

　　劉瑜：我覺得都有，過去這十年，民間自主意識的覺醒，包括在經濟方面資源的壯大，我覺得都是在發生的事情，所以我說過去十年是國進民也進的時期，后果是兩者之間的張力也越來越明顯，這就是為什么很多人感到越來越焦慮。

　　熊培云：原來說國家社會是一條直線式的發展，現在是曲線式的，國家在這方面多占一點，社會在這方面也多占一點，語言比過去豐富多了。

　　主持人：回到另一個問題，在互聯網上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你們，我特別想問兩位，怎么看今天的互聯網與寫作？看互聯網對觀念的形成，青年人相互之間的共識的建立？

　　劉瑜：我覺得互聯網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之前互聯網剛出來的時候，有人說互聯網民間可以用，政府也可以用，它是一個雙刃劍。我覺得雙刃劍也比單刃劍要好，因為互聯網之前的電視、紙媒更多的是政府的單刃劍，所以雙刃劍本身就是一個進步。我認為我們很多觀念的差距或者所謂代溝，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信息的溝壑。一旦你把這個信息的壁壘打破了，對我們的父母來說是根深蒂固的觀念，對年輕人就不那么牢固了，觀念就可能融合到一起去。互聯網從觀念上來說起了正面和積極的作用。

　　主持人：為什么你現在不再更新你的微博？

　　劉瑜：我重新分配了我的時間，用他們的話來說，做一些所謂中長線的一些事情，計劃寫一些更厚重的東西。

　　主持人：培云你現在還在更新你的微博嗎？

　　熊培云：沒有，當我也覺得時間上不夠用。我喜歡在紙上寫東西，每個月會寫一兩本，我是很陶醉那種寫作的。在互聯網上，當然也可以把你的觀點表達出來，另一方面我覺得有些所謂的糾纏，有的人說，我是因為受了傷然后離開了互聯網，其實也不是，我覺得沒有什么可以受傷的。我在四月份發了最后一條微博，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解釋，我自己原來為什么很愿意在微博上寫東西呢？所謂講道理，也為所謂社會國家的進步盡微薄之力，所以會轉帖子，會發表自己的觀點。但是我時間不夠用，而且我對政治不感興趣，我不愿意參加一些集體政治性的活動。我們很多人更喜歡的還是生活，希望生活在美好的事物中，而不是和污泥濁水打交道。我原來用過一個詞“交良心稅”，你在微博上說一些符合自己政治觀點的話，就是“交良心稅”，因為你良心過意不去，所以交這個稅。另一方面我覺得可以平衡一下，我在那條微博最后寫，我愿意做更長線的事情。盡管我心里好像很不安，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夠呈現出的道理是我呈現于這個世間最好的慈悲，我如果能夠把道理講得很好，能夠講通一些事情，盡可能的提供我認為更好的思想的產品，有益于這個時代，比我天天在轉那些帖子也許更有價值。

　　主持人：看來現在付良心稅付的最多的是任志強先生，每天都在付良心稅，畢竟你們兩位是做學問的，有更重要的任務，要把很多問題想清楚，然后系統性的描述出來。劉瑜，哪些書你認為應該介紹給大家？

　　劉瑜：我把推薦的書分了幾組，一組就是《夾邊溝紀事》和《理性選民的神話》。這兩本書聽起來風馬牛不相及，一本是60年代大饑荒，另外一本《理性選民的神話》是美國經濟學家寫的，分析美國的民主。但是我為什么把這兩本書擺在一起呢？因為兩本書一本是揭示極權的問題，一本是關于民主的問題。我覺得我們現在經常討論民主國家有很多問題，《神話》這本書就是談民主的問題。作者通過調查的一些數據發現，美國很多選民的經濟智商是非常低的，他們存在一些系統性的偏見，具體哪些偏見我不說了，比如反市場的偏見等等，總之作者得出結論說很多選民是非理性的。我認為他分析的非常有說服力，非常好，但是，當我們去看民主制度的局限性的時候，我們要擺在極權制度的局限性這個比例尺當中去看。極權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它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是什么程度？《夾邊溝紀事》反映的就是極權制度下，人的那種扭曲和變形、痛苦。這種痛苦和民主制度體現出來的一些問題，我覺得完全不在一個規模上。所以丘吉爾說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一個最不壞的制度而已。這組書是挺好的一個對比。

　　主持人：你好像寫過小說，而且出版過。

　　劉瑜：對，不堪回首的往事。在我很年輕的時候對思想沖擊比較大的書，我覺得是哈耶克和波普爾。因為在此之前讀到的，就算是中國相對開放以后，相對來說是比較人文的一些書，比如薩特、尼采，浪漫的詩性的東西，那些東西和我內心沒有發芽的種子并沒有契合，所以對我的震撼不是很大。但是90年代末的時候，第一次讀到哈耶克和波普爾，我感覺很震撼，通過那套分析，看這個國家的歷史，看整個20世紀的世界歷史，你覺得一切都被照亮了，所以這個影響對我很大。

　　熊培云：我想問劉瑜一個問題，你在中學讀的書多嗎？

　　劉瑜：很少。我們這代人很多人是讀金庸、瓊瑤長大的，我甚至連他們都沒讀過，我在中學是徹頭徹尾的乖乖女，最多讀一點舒婷，席慕容之類的。

　　熊培云：后來哈耶克壓倒了席慕容。其實我聽到她讀書少，我覺得挺驚訝的，我覺得她條件比我好，她是在城市里，我是純粹在鄉下，根本沒有書可以讀，當有人問到我中學讀過什么書，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我看過的什么書告訴他們。我今天本來帶來了幾本。我想說的那本書沒有帶來，但是我在網上找到書里的話。剛才劉瑜說了席慕容，我那時候也看過席慕容，也算喜歡吧。但是對我很有影響的詩人是雪萊。

　　劉瑜：你這個比席慕容高端大氣多了。

　　熊培云：他對我有什么影響呢？一方面跟我的名字有關系，我名字里有云這個字，雪萊的詩歌里面充滿了云的幻象，對我最有影響的還不是他的詩歌，而是翻譯那本書的楊熙齡，他在那本書的結尾寫了一段話，我念給大家聽，“在‘冰冷的爐邊’度過童年，卻有著一顆熱烈地泛愛大眾的大心；在平庸的人們中間生長，卻從大自然汲取了百靈光怪的幻想；受盡自私的人們的折磨，而厭惡自私，把自私棄絕，保持著靈魂泉源的澄澈；懷著溫柔的同情，又時時忿激的抗爭；思索著人間種種相，馳騁在自然科學、哲學、政治學的領域上，探索人類的前途，以普羅米修斯式的堅貞，忠于人類，以幽婉的小曲安慰自己在人世遭到失敗，以嘹亮的號角聲宣告人類新春的將到……”

　　主持人：你自己也寫詩嗎，給我們念一首你自己寫的詩。

　　熊培云：我都不記得了，我寫過古詩，其實就是模仿古人。比如有一年除夕的晚上，那是初中的時候，下了大雪，然后回家就謅了兩句，“此時螢光何皦皦”，高中的時候也寫過，“高山一曲秋風頌，世間英物寂寞云。”我說這些更多還是心靈層面的。在鄉下生長，對于個人來說，沒有那么多理性的讀物，更多是文學的、詩歌的，而且80年代能夠流落到我們底層社會的基本也是文學。詩歌對我來說，也不存在剛才劉瑜說的哈耶克壓倒席慕容，到今天我認為我的生活里頭有一些非常詩性的東西。后來讀書，理性的東西會更多一些，我想讀書對于我們個人來說，無非就是對你的心靈的成長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比如讓你內心變得哀婉，或者讓你內心變得強大等等，反正它會影響你。而且我一直認為在我個人成長過程中，所謂的恩澤靈魂的東西，對我最有影響的東西，不是薩特，不是哈耶克，也不是尼布爾，而是我年少時候讀過的文學作品或者詩歌，在一個現實世界之外，給你支撐起了另外一個維度的世界。你可以在那個地方棲身，或者在那個地方找到另外一個自己，另外一個理想的世界。

　　主持人：《約翰·克利斯朵夫》今天的學生還在讀嗎？

　　熊培云：有個學生在他畢業的時候專門給我送來了一套《約翰·克利斯朵夫》。其中的第九章是我最喜歡的，“燃燒的荊棘”，去年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要去澳洲留學，他的父親讓我跟他講講留學的事情，他跟我說正在讀《約翰·克利斯朵夫》，他看完了，他問他爸爸最喜歡哪一章，又問我最喜歡哪一章，我們倆最喜歡的都是第九章“燃燒的荊棘”，我們倆關系非常好，我把他視為己出，他爸爸比較嫉妒。

　　主持人：劉瑜寫過一些有意思的話，“其實我是個詩人。”

　　劉瑜：這是用來調侃的。我挺同意培云說的，政治不是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政治很大程度上是關于如何讓公共生活變的可能，而不是如何讓生活變的美好。所以政治問題是一個底線問題，真正美好的生活來自于個人的建設，讓生活變得美好、柔軟和浪漫的東西，都是一些文學、藝術之類的東西，這我是非常同意的。只是因為我們底線沒有建設好，才逼迫我們關心政治這塊。其實前段我懷孕生孩子，時間比較閑一點，我讀的基本都是小說。

　　主持人：讀哪些小說？

　　劉瑜：我最近讀現代的小說多一點，所謂美國南方小說流派，奧康納、耶茨什么的。一部真正好的小說幫助人發現每個人體內的嬰兒，每個人內心最脆弱最美好的一面，它幫你發掘出來。我也是非常喜歡讀小說的，如果以后有時間，我經常跟朋友說，我還會寫小說，不一定是以前那種寫法，但還是希望能寫，這是真的讓人覺得自由和快樂的事情。

　　熊培云：我也很喜歡理性的作品。她剛才講波普爾我也是很喜歡的，我推薦他的一本書《20世紀的教訓》，另外《開放的社會》，《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他的書都是可以看的，我為什么尤其推薦《20世紀的教訓》呢？書中就是簡單的對話，一個記者對他進行采訪，他漫談自己的一些觀點。尼布爾的《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我在其他場合也推薦過。尼布爾原來說過一句話，人有善的傾向，所以民主成為可能，人有惡的傾向，所以民主成為必要，他對人性的分析非常到位。

　　還有《逃避自由》，這本書也非常好，他解釋了19世紀到20世紀，為什么最后有的國家或者國家的人們最后選擇了走向了納粹集權，像尼采說的所謂上帝死了以后，人最后要找寄托，就找了一個所謂的理性神話，一個理性的帶頭人，一個所謂的超人，他們重新去歸整這個世界。他們逃離了上帝之后成為一個孤兒，又需要一個庇護所。

　　劉瑜：我們對極權制度和對民主制度都應該反思，但是我覺得應該放在一起去反思，看他們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比例關系是什么。還有一組書，《民主的奇跡》可以和《國會現場》放在一起讀。《民主的奇跡》是關于美國制憲會議，《國會現場》是關于中國辛亥革命之后十幾年國會的命運，為什么要放在一起讀呢？它們都是在建國初期，民主化的初期，一個新生國家所面臨的社會挑戰是什么，以及這個社會所謂的立法者們，他們所做的選擇，如何影響這個國家的命運。

　　主持人：都是一些細節的記錄。

　　劉瑜：對比起來讀非常有意思，你看《國會現場》的時候，包括你看關于辛亥革命的一些書，會意識到中國政治精英還是沒有學會用協商來解決問題，動不動就用暴力解決問題。不但袁世凱說，你不選我，我就派段祺瑞把這個國會包圍起來，包括孫中山，一碰到宋教仁被謀殺，他第一個想到的是二次革命，而不是通過司法的渠道解決問題。中國的進步派和保守派都有暴力解決問題的習性。你再看《民主的奇跡》，爭斗也非常激烈，包括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非常激烈，但沒有人說，比如反聯邦黨人也就是所謂的小州派說，咱們去鬧二次革命，去把華盛頓推翻了，不是這種思維。對比兩個國家在制憲時刻的不同表現是非常有意思的閱讀體驗。

　　還有一組是《批評官員的尺度》和《法國革命史》放在一起讀，聽起來又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把這兩本書一起讀，幫助我們理解自由和法治對民主的重要性。法國革命為什么最后成了一個暴力運動，人們在追求民主和平等的時候慢慢放棄了自由和法治精神，到最后成立革命法庭的時候，包括被審判者沒有了辯護權，沒有了辯護律師，而且原告國民公會既是原告又是裁判，而且實行集體審判而不是個人審判，所有這一切都是對自由和法治精神的放棄。美國民主制度過去二百多年來能夠運行的比較好，各種修補使它越來越完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在追求民主和平等這些非常好的價值時，能夠不放棄自由和法治。   

　　熊培云：我想推薦鮑曼的一本書叫《現代性與大屠殺》，這本書非常好，他解釋了為什么在納粹時那么多官員，那么多走卒愿意為屠殺猶太人去做事情，他分析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為什么德國有這么一套所謂的官僚體系，讓很多人成為螺絲釘，為什么這些人把自己的責任都撇清了，為什么整個官僚系統更像是生產死亡的一個工廠，這本書非常深刻，我希望如果沒有看過這本書可以找來看一下。

　　主持人：還是回到一個問題，劉瑜你的女兒？

　　劉瑜：快五個月了。

　　主持人：我們怎么看下一代人和讀書的關系，你希望你的女兒還上今天的政治課？還是有一天你會把送出去，你對未來有什么期望？

　　劉瑜：我希望她能夠讀書，但也不一定非要出去，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會不會顯得太自負，我還是希望給她創造一個輕松自由的環境，能夠稍微抵御一下洗腦式的教育，不知道能不能實現，但我希望這樣。畢竟不是每個家庭都有條件把孩子送出去，而且把孩子送出去也會有各種各樣的副作用，至少在她18歲以前，沒有意外的話她都會生活在中國。我希望她從小喜歡讀書，能夠通過閱讀獲得精神上的自由。

　　主持人：閱讀不一定改變世界，但閱讀一定會豐富你的人生。培云你的女兒是十歲，她喜歡閱讀嗎？

　　熊培云：非常喜歡閱讀，而且也喜歡寫作，喜歡畫畫。

　　主持人：你覺得十歲的孩子的閱讀跟你之間有關系嗎？

　　熊培云：如果有關系，就是她開始看我寫的書，偶爾會翻一下。

　　主持人：我們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經常抱怨很多問題，但是今天中國書籍市場已經夠開放了，如果你有小孩子，你會發現他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書讀。

　　劉瑜：一方面我們要拓展自由的邊界，另一方面要盤活已有的自由，讓孩子讀更多的書，獲得多元的知識來源，是可以做到的。

　　主持人：我們今天在這樣一個場合，我們每次請來嘉賓，都會找出一些在市場上有，但是被忽視了的書，他們都在市場之中，我們不論對今天的環境有多大的抱怨，我們還是有書可讀，一旦有書可讀，你就可以擁有自己的辨識能力，這是我們讀書會的一個宗旨。   

　　經濟之聲征集到的問題：寫小說的你，寫評論的你有什么不同，打算什么時候出本小說？

　　劉瑜：剛才也講到了一些，寫時評，寫論文，你要在一個徹底理性的狀態里面，你是要假定聽眾的，應該有一個對話的姿態。寫小說，更像一個自言自語的狀態。

　　主持人：你還會寫小說嗎？

　　劉瑜：將來有一天吧，三五年內可能沒有那個時間，不在計劃之內。

　　任志強：我們7月1號的讀書會也專門討論了有關的一些問題。是一位企業家和一位教授，胡祖六先生和黃亞生先生，其中重點討論一本書《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和今天討論的很多問題是類似的，但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是，盡管在寬容型的社會和榨取型的社會之間是有巨大差別的，但并不等于其中是沒有兼容性的。

　　我覺得今天之所以請兩位70后來參加我們的讀書會，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認為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們認為讀書會是喚醒，是啟蒙，是告訴大家你要建立自己的獨立思考。我不一定贊成他們兩位的觀點，你們也不需要都贊成，但希望通過他們的演說或者講解，告訴你們要建立自己的獨立思想能力。我們在座的很多人會提問，你們悲觀不悲觀？那得先問問你是不是認為應該悲觀，如果我們共同努力，這個社會有什么可悲觀的呢！

　　悲觀永遠是眼前的，比如說總要有天黑的時候，但天黑完了以后是什么？一定是天亮的時候。如果你們認為永遠不能天亮，那你就永遠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們之所以寫這些書，只是想告訴你這個社會存在很多問題，但不等于這個社會就沒有希望了。你們比他們還年輕，為什么要比他們還悲觀呢？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僅僅看到今天的社會是什么樣以及它存在的問題，重要的是你們身上承擔了巨大的責任。如果你們共同努力的話，明天一定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但如果你們都放棄了努力，愿意承受這樣一個結果，那明天比今天可能還黑暗。所以我們希望通過學習和努力，不是我告訴你一個未來的答案，你們不要到這里來追求答案，而是希望你們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希望你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主張。你自己選擇自己做什么，或者你能為這個社會提供什么，就像劉瑜女士說的，我至少把觀念的水位提高了，這可能就是你今天最大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