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于2013年6月28日-29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于2013年6月28日-29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

　　以下為演講實錄：

　　王豐：過去幾個月大家注意到，中國社會有很多積極的變化，其中我個人認為最明顯的就是新上來的國家主席和總理，每個人都有一個發展理論導向。國家主席是中國夢，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是城鎮化，當然去年開始就在提，這是升級版。

　　我覺得積極的地方就是，對于這兩個概念社會上已有很多討論，什么是中國夢，什么是城鎮化，這個討論本身這是我們以前沒有看到的。5年以前、10年以前沒有人說科學發展觀、三個代表，社會上公開的討論現在是很積極的，對于城鎮化我想講三點：

　　第一，為什么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講，從農業到制造業，到服務業，這是一個必然過程，我們不可能走回頭路。一個現代化社會一定是城市化的社會，這是從經濟上來講必然是這么一個過程。最重要的一點，這是個人的愿望，我們政府在過去幾十年試圖阻擋過，或者是不讓流動，或者來了以后不給你創造住下來的條件，但這都沒有能夠阻擋住中國的老百姓從農村往城市里邊遷移。而且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會愿意到那些有好的生活條件，有好的工作機會，好的文化條件的地方來生活，這一點政府是擋不住的。

　　為什么現在城市化是非常迫切呢？中國在過去30年發展過程中，我們是以一種抵押形式，把未來做了很大的抵押，是在這種方式下進行的發展。我們對環境，對人口，對社會公平，包括對城市化，很多事情做了抵押，把這個事情往后推。但是推到現在不可能再推了，剛才幾位嘉賓講到，我們現在有2億多的民工和他們的家屬在城市里面居住，但是他們沒有相應的條件能定居下來。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不僅是經濟的消費能力和生產能力的問題，而且我覺得是巨大的社會和政治風險，這個風險正在積聚。看看北京和上海這些大城市年輕人非常多，掙兩、三千塊錢，如果他們看到沒有希望的話，如果他們在這兒不能扎根，這對政府的執政影響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這個問題不能再拖，城市化是不可避免，不能再推的。

　　第二，為什么說過去城市化不可持續？就像剛才尹主任講的新的城市化。中國所進行的不是一個城市化，不是一個居住人口城市化52%。 我認為有四個城市化：一個是居住人口城市化。 二個是社會身份城市化，我們現在看到52%有很大一部分是偽城鎮化，有幾億人口在城市里面沒有同樣的社會身份。 三個是勞動力城市化，2010年的普查來看，中國有70%年輕勞動力已經出來。我們這些年的出生人數只有1500萬左右，而且出生數還在下降，假設2/3以上人是在農村出生，中國以后不能有1000萬人往城市里面流動，所以像過去那種流動的城市化不能再重復。

　　四個是土地城鎮化，這個城鎮化帶來北京攤大餅的發展。服務業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城市效率越高，服務業的質量越高，中國不是大城市太多而是太少，過去我們小城鎮的思路是一個錯的思路。現在土地擴張靠土地財政，靠攤大餅的方式做城鎮化，這也是不可持續的，只有這樣我們北京才會有昨天那樣的空氣，才會有北京現在的交通，就是因為現在的行政體制是垂直分配資源的，當北京又想當華盛頓，又想當紐約， 又想當底特律，又想當洛杉磯，又想當波士頓，像這種情況下，我們北京不可能發展到像今天這個樣子。四個不同的城市化以現在不同的速度進行，導致未來城鎮化不可能再走過去的路子。

　　第三，有哪些途徑呢？城鎮化不是政府搞出來的，政府搞出來的一定要出問題。羅馬尼亞當時把農民趕到城市里面去住樓房，最后結果是什么樣子。企業會到效益高的地方去辦企業，個人會到這些地方找工作，這樣才有新的分布，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所以第一個是國家、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

　　社保、醫療這兩個不是能夠做成全國性的，真正的城市化很難進行。為什么？因為現在各個地方的生活費用，各個地方的地方堡壘差別很大，所以如果說我們沒有全國統一的可攜帶的社會保險基本的待遇的話，廢不廢除戶口制度沒有什么太大意義，因為戶口后面都是住房、醫療 、社保、子女教育、就業都是這些實際的福利，所以在這方面也需要加快改革的速度，使中國的城市化能夠朝著一個健康的方向發展。

　　城市化是不以政府的意志為轉移，是一定要發生的事情，只是我們需要一種什么樣的城市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