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3年第一季度)”于2013年3月16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3年第一季度)”于2013年3月16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微博]。

　　以下為演講實錄：

　　毛振華：謝謝，今年我們的報告跟過去比是更宏觀的報告，講了很多改革，講了很多社會心理、環境的問題。過去比較注重經濟體本身內在的問題研究，我覺得這個是體現了研究深度和廣度的擴展。

　　我覺得有一點我很有感受，就這一點我發表一下我的看法，也可以說是一種補充。就是關于企業家移民的問題，這個問題現在其實是個蠻大的問題，社會有很多解讀，陳教授的報告也說了差不多有3/4的企業家已經移民和準備移民，一個是27%，一個是47%，這是蠻大的一個數字。本來中國的企業家是一個新興階級，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沒有這樣一個階級。所以中國改革開放里面產生了兩個階層，叫階級也可以。一個是農民工階級，以前農民就是農民，以前是沒有的。第二個是企業家階層，過去中國是計劃經濟沒有私人財富，這兩個階層對中國的貢獻巨大。

　　但是人們現在比較關注農民工階層，因為在社會上還是比較弱勢的。另外關于企業家就是有褒貶不一，我是從企業轉型做研究，現在也還參加一些企業界的活動，企業界的活動全是企業家在一起的活動，那個氛圍跟我們的氛圍不一樣，那里面所彌漫的還是追求財富、追求成功、追求事業、追求貢獻，是那樣一個氛圍。到了更廣泛社會氛圍的時候這個階層是被人們廣泛爭議的階層。我自己也是經常來看這個階層很多人們的不同看法。

　　問題在中國社會里面，我們怎么樣看待企業家的貢獻，我們講市場經濟是企業家精神的人格化。如果說一個社會、一個搞市場經濟的社會對企業家、對創造財富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沒有一個合理的評判，那這個社會肯定要出問題。因為任何時代都有不勞而獲者，任何時代都有要切蛋糕的人。關鍵是說你有什么樣的精神，用什么樣的法律基礎來完成這件事情。

　　現在企業家移民這個問題還是蠻有原因的，我想了想大概有五個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很現實的問題，國內經濟增長放緩，賺錢不容易了。其實企業家移民、不移民是很理性的選擇，首先也是經濟方面的。我們經濟增長面臨轉型，國際經濟調整，所以企業家面臨經濟環境或經濟增長放緩，賺錢不容易，這是很正常的事情，這是很平和的事情。覺得這里賺錢不容易了，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國內的社會矛盾加劇，社會安全感降低。國內的社會矛盾加劇問題分了好幾個層面，從普遍意義上我們基尼系數已經突破警戒線，改革開放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發展，并沒有惠及所有的人，有相當多的人處于貧困狀態的人。或者說他們的改善還持有非常不滿意的心態，社會上有涌動著某種重新分配的力量或者說一種思潮。但是我們講整個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收益分配改革，我們講的收益分配改革和企業家面臨的收益分配改革是不一樣的，我們講收益分配改革的核心是要降低政府的所得，來擴大基層勞動者的所得，成為國內消費的一個最基本的來源。但是另外一塊是仇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在重慶發生的那些事，當時我們不知道，就是打黑之類的，現在反過來看也是仇富的運動。這些分配沒有給老百姓，而是分給了另一批財富，只有一少部分給了老百姓。這種手段、這種運作造成了人們對他們的擁護，對企業界的影響還是蠻深刻的，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另外是反腐敗。在中國過去的政黨里面的確腐敗也是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快速增長，腐敗進入到了中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里面。所以企業面臨的生存環境，你要做企業可能要跟官方去勾兌，這樣的話就會增加一些法律成本。反腐敗本身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但是反腐敗又對一些以前跟權利相結合的事情糾纏不清，我們講換屆效應，就是換屆的時候，企業家要走一批，因為他里面的社會關系會遇到一些麻煩，會有這樣一些判斷的。的確是人們對這些問題的反應是比較激烈的，我是前兩天寫了一個微博談這個問題，我看罵我的人很多。我說有人講企業向官員行賄，就像妓女求得利益賣淫是一樣的，賣淫肯定是批評，因為是不道德行為，賺的錢是不道德的，這個是要譴責的。但是如果這一點求利還有值得理解，或者說值得有一些原諒的時候，畢竟是在承擔法律風險。我說穿著衣服的妓女和穿著衣服的嫖客在搞風云際會，那就是個笑話。衣服穿上了就去談天說地，搞國家大事去了。

　　這個問題的確是社會的一個問題，但是有很相當多的企業家選擇了移民，有些企業家還是隱性移民。

　　第三個原因是國內的生產環境的惡化，比如霾、各個地方的水、空氣，這是人們最基本的必須生存環境，過去可能有問題，但是過去沒有這么嚴重。過去可能有問題沒有曝露出來，比如PM2.5，我還蠻感謝潘石屹[微博]的，這也是企業界拼命說這個事，以前講北京也有沙塵暴，沙塵暴跟霾還不一樣，沙塵暴是天然的沙子，霾比沙塵暴還厲害。

　　第四個原因是國有企業的擠出效應，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人們在近幾年發現民營企業越來越不重要，國有企業越來越重要，這里面很大的基礎是2007年以后中國經濟面對下行趨勢的時候采取了一系列的擴張政策。擴張政策里面很大一塊是信貸和資本市場的擴張，我們現在統計有85%的新增的資金給了國有企業，或者是跟國有企業相關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這樣一些資金大大強化了國有企業在整個社會資源占有方面的能力，所以他們基本上能夠以不受制約的規模和超低的成本來參與競爭。所以在很多競爭里面表面上是競爭，就是拍賣，國有企業去拍了基本上就是他，你的利息高，他的利息低，他想要就拿走了。另外像整治，比如山西的煤礦、油田都被政府各種名義收編，重新回到國有企業的手上，所以擠出效應蠻明顯的。有好多賺錢的事你做不了，過去的民營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國有企業主要是資金密集型產業，基本上中國都沒有技術密集型產業，都沒有。一個是勞動密集型，但是面臨著勞動成本的上升，面臨著法律方面的追訴。所以一個老板生存很困難的，如果上保險成本不夠，如果發100塊錢的工資還要給政府交60塊錢才是合法的，不然就是違法的成本。外資企業要交80%，所以很多的企業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下，特別是在國有企業的壓力下有一個擠出效應，這是很重要的。

　　第五個原因是國外的經濟的變化，國外主要經濟體的資產泡沫下降，使得有一些人愿意去國外買資產，去買房子的人很多。另外國內的人民幣很毛，印了全世界新增鈔票的50%多，人民幣新增挺多的，這些人出去買一些資產。這些原因都導致了企業家的移民潮。

　　這里面我們要理性分析，并不是都是壞和好，就是這么個現象。我覺得應該怎么看這個問題呢？要從合理的方面看的確有合理的一面，因為中國經濟已經由過去的傳統商品輸出，進入到資本輸出的時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經濟走向全球或走向發達的一個很重要的標志，早期西方走的道路是原材料，然后是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中國的民營資本走出去比國有資本走出去容易，所以民營資本走出去的時候帶來一部分企業家移民這是很正常的，因為中國的投資機會也在減少，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并且它是有可能產生中國未來的跨國公司的一個雛形，因為總是要有一個基礎走出去的，在這個意義上看并不是特別壞的事情。

　　從企業界看，企業家自己有一個瓶頸，我做企業自己就有瓶頸，五年前我就覺得我做不了企業，就不敢冒大的險或者有那么大的決心和勇氣去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包括法律和官方交流，心理肯定有問題，這樣的話有瓶頸。所以在一定的階段下產生了淡出、退出或者說轉出的情況，這個也是比較正常的。

　　另外我覺得從合理的方面看還是有騰空的效應，因為中國現在資金是比較多的，從資金外來看并沒有很大的規模會影響中國經濟。但是這一批人，這些錢出去了會跟中國留下來的人給一些機會，這也是我的一個觀點，我也寫過微博，昨天寫的，罵我的人很多，說我根本就是錯的，各種罵的都有。我說騰空給了一些人機會，這些人會往前面走一點，中國人才多得很，我們也能創造企業，我們也能創造財富，走一點好，不讓新的人覺得沒有機會，都讓他們干了，我們想干也干不了，這也是合理的一面。

　　但是還有很大的問題，在中國來看很多企業家并不是那么平和地去移民，他所帶來的問題就是首先是對整個國家經濟體來講，我們中國不是企業家多了，而是企業家少了，企業的經營人才少了。現在中國的企業家的移民就會對一些人才，對企業家人才是一個短缺。有些講了他們移民后他還在中國賺錢呢，其實移民后和移民前掙錢是不一樣的，可能只是保留了一部分做的行業，其他新的會放棄，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方面。因為我認識一些很多企業家，拿外國綠卡、外國護照的企業家都是這種狀態。

　　再一個，他也是一部分民間資本的流失，中國投資里面效率最高的應該還是民間資本，我們有很大的官方的資本，效率最高的是民間資本。民間資本是整個資本結構里面發揮出最好的鯰魚效應的部分，他們的流失會對整個經濟體的活躍造成損壞。我們還是要高度關注這樣一個事情。

　　但是人和錢都是流動的，可以去也可以來，所以這些人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回來。過去中國經濟在早期改革開放的時候正是一批以各種原因逃離中國的華僑他們帶來了國際經驗，他們帶來了一些資本，他們帶來了一些生意的渠道，幫助了中國早期的改革開放能夠取得很大的成效。所以說世界上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就沒有這樣的機遇，我們說5000萬海外華人，世界上確實沒有這樣的國家，俄羅斯沒有這樣的機會，所以說是有幫助的。這些人就回歸，或者說動態的回歸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些回歸我覺得還是要取決于我們自己環境的改善，我們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經濟環境。當然這種改善會有一個過程，現在比較重要的是社會環境，社會環境現在都講改革，大家都在呼吁改革，改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現在的改革還是沒有找到，我們提出來的路線圖、時間表，但是還沒有發現怎么個改法，劉院長可能會講講改革，大家也比較期望，改革是另外一個大話題。

　　我覺得現在更多的人是看不到該改什么，不要說現在的領導怎么改，換我來說怎么改也說不清楚，什么樣的改革是最有效的，是長遠需要的，還是眼下需要的，是符合長期利益的，還是符合短期利益的，有很多的選擇。我們知道這些改革對于一般的企業界來說最關注的事情就是法的進程。為什么現在吳敬璉現在還提出產權問題呢？改革首先要告訴人們這個財富是我的，不是你任何一個原因、一個想法可以拿走的，就是產權的基礎還沒有。這個依賴于法制的建立，所以法制的建立里面核心跟中國法制相對立的是權利，因為權利侵蝕法律，在權利面前法律一文不值。

　　有一些改革都能找到一個基點，比如要政府縮小權利，大家知道公權和私權、官和民是一個對立的，就是此漲彼消，如果這方面太強了，我覺得企業界也好，或者每個自由的創業者也好都會遇到壓力。我們現在如何削弱政府的權利是很重要的，我不太看好現在關于反腐敗的一些說法，沒有找到真正的癥結。反腐敗又回到當年毛澤東時代，不是說政治問題，是現在權利過大，行政權利過大，行政權利深入到公務員的每一個體系，可以沒有節制的尋租，這個是登峰造極。如果說通過降低政府的權利，收縮政府的邊界，那都不愿意承認的話，我覺得這個反腐敗只是一陣風。我曾經在1995年到1998年做過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總裁，三年內我沒有見過一個香港官員。不是不見他，見了沒有用，他不會管你，你是生意人跟生意人生意就行了，中國人不行，你不限制腐敗的源頭，那就是很大的問題，腐敗也是企業家移民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有兩種人要移民，一種是做了很多腐敗勾當的，自己害怕要移民。還有再往前走要腐敗的，這個也要移民。所以這個環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很多問題，我們談到最后的時候還是回到改革，而且中國的改革里面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企業家階層的廣泛移民傾向，是整個改革的設計里面要關注的，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