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3年第一季度)”于2013年3月16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
以下為演講實錄:
隆國強:各位老師、各位專家、同學們,還有媒體的朋友,大家好。每年到了早春三月的時候,可能北京城里最讓人期待的一件事就是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和這三個主辦單位一起辦的論壇,我也非常榮幸地不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論壇。
剛才主講人和幾位嘉賓做了非常好的發言,也非常受啟發。我記得十年前吳敬璉老師在寫的一本書的序言里面引用了一句話,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怎么來看中國經濟?可能也是如此。當我們把它放在全球看到成績單的時候,看到是最好的一面,是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迅速崛起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人們的收入水平和城市面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如果在審視取得成果付出的代價,包括資源代價、環境代價、社會代價,以我們每一個人心靈上的代價,可能又覺得確實就像今天報告里面講的,讓人非常沉重。
但是我想我們要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本身就需要全面來看,避免像瞎子摸象一樣只看到了一部分、一個側面。我們希望盡可能地能夠全面地、準確地、客觀地來把握基本的走勢。剛才報告里面講到的困境、提出的問題,我覺得恰恰進一步昭示了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的緊迫性,怎么從過去的一種粗放的發展模式能夠盡快地實現創新的驅動、綠色的發展、包容性的發展。其實我想在全社會來說,過去的這些年我們提出轉變發展方式恰恰反應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但是同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認識到緊迫感。
而且這里面也看出來困境反應了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以后,它的內在動力也將發生變化。除此之外,我今天想說的不僅僅是中國經濟本身處在一個深刻調整的階段,其實全球的經濟也處在一個大調整、大轉型的時代。過去的三十年中國的發展不僅僅說是我們改革釋放了內在發展的潛力,同時我們要看到重大的改變是我們開放,是中國融入世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抓住了全球化給我們帶來的一些重大的機遇。我個人認為一個是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的產業跨境轉移的機遇,中國在這一輪競爭中可以說是最大的贏者。第二個就是我們抓住了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全球總體上經濟繁榮、外需旺盛的機遇。承接產業轉移是解決的供給能力的問題,解決了競爭力的問題,是把外國投資者的技術、資金、品牌、全球銷售渠道,和我們自己的低成本的勞動力、低成本的基礎設施、低成本的土地的優勢結合,從而使得我們在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形成國際競爭力,解決的是供給方的問題。在需求方應該說全球經濟的繁榮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現在看到金融危機的爆發,2009年的時候說百年一遇的危機,現在看到覺得有點夸大其詞,但是確實這場危機觸動了發達國家為主的全球性的大調整,如果對比危機之前和危機爆發以后,還有未來不敢說太長的時間,我們說五年會看到有很大的變化。首先從全球經濟增長的速度、格局來看,可能未來的五年里面再很難看到2000年到20007年那段高速增長的情景。全球經濟的相對低速增長我覺得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了,企業家也在為這種低速增長時代的到來做調整、做準備。
同時增長的發動機,我們說增長格局也在發生變化。過去繁榮的時候發達經濟體和新型經濟體都在共同成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我們說有兩個引擎。危機爆發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美國、歐洲,日本當時已經熄火了。未來的五年可能美國會保持一個溫和的復蘇,但是很難像危機以前那樣成為帶動全球經濟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歐盟的情況更不樂觀,可能會處在危機之中,處在經濟的低迷之中。同時新興經濟體企事業會會受到牽涉,增長速度也會下降的。但是對比發達經濟體來看相對貢獻的增加,所以變成了更加重要的全球增長的發動機。
我們說一方面是經濟整體速度在回落,但是增長的格局也同時在發生變化。在這么一個大背景下,各國都在想辦法,政府在想辦法,企業在想辦法。我們看到美國、歐洲為了應對危機一方面去救助這些金融機構,采取了寬松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到了今天財政政策彈藥已經快用光了,只能依賴寬松的貨幣政策。從去年的9月份看到吃驚地看到三大經濟體美、歐、日同時開動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我想新一輪的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的時代是不可避免的,這將會帶來很多的變化。
除了短期的這種靠宏觀政策以外,我們還看到發達國家把它的很多政策的著眼點從需求方的政策轉向了供給方的政策,我們會看到發達經濟體搞的所謂再制造業化。再制造業化不僅僅是制造業,實際上是一攬子的,包括了基礎設施的完善、人力資源的提升、新技術研發的推動、新興產業的支持,以及我們看到選擇美國招商引資,五年要搞1.5萬億的外商直接投資,1.5萬億是什么概念啊?中國開放了三十年目前累計吸收的外資是1.2萬多億外資,他五年要吸引1.5萬億外資。還提出了五年出口要翻番,所以當審視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整個應對危機的政策以后,會發現既有需求方的政策,也有供給方的政策,圍繞著我們說的再制造業方面,美國人其實沒有用這個詞。美國人說的是制造業振興。而這個制造業振興的供給方的政策也是一攬子,這樣又會帶來很多的變化,在經濟低迷的時候各國都開始加大對研發的投入,不管是政府還是企業,所以我們今天在講新技術革命處在一個孕育期,到底哪個新技術會率先突破形成產業化,能夠引領下一輪的增長,現在實際上還清楚。
但是有一些露出苗頭的東西又讓我們很關注,比如大數據,實際上是信息技術革命深化的應用,信息技術應用的空間還非常大,信息技術和傳統的制造業、服務業的融合空間還非常之大。谷歌[微博]現在用它的大數據,它就是去分析全球的人點擊,能準確預測到流感的流行病。在這以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據說用完了一萬多個數學模型,這個東西大家想起來海量的數據實際上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是已經存在了,但是怎么去應用這些數據、處理這些數據,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同時它也會創造很大的需求,谷歌預測說未來五年要有400萬人來干這件事,就是應用大數據可以創造400萬個就業,這個就業可以想像就不是給農民工的就業機會,是給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在美國只能滿足150萬,剩下的250萬個就業機會到哪里去?供給在哪兒?它的眼睛又盯上了人力資源最多的印度、中國。
除了這些之外還可以看到頁巖氣技術的突破,美國的能源獨立在很快的時間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有人預測說美國2017年基本上可以實現能源獨立,它的石油、天然氣在北美地區,不僅僅在北美國內,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灣就能夠基本滿足。這帶來的是什么?首先你看到的是能源價格的變化。2008年的時候美國的天然氣價格是8美元多一個單位,高的時候是12美元。到了2011年的時候是降到了4美元以下,2012年才2美元多。這就讓美國成為了全世界能源最便宜的國家之一了,這就會對能源密集的產業形成很強的吸引力。但是我覺得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對全球能源供需格局的影響,能源結構本身發生了變化,能源的空間結構發生了變化,需求更多在東移,供給現在開始西移了,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嚴重依賴外部能源、資源的大國,總報告也講到了不僅是鐵礦石,能源對外部的依賴更可怕。鐵礦石其實沒有那么可怕,當有一天我們積累了大量的鋼鐵用品以后,就像發達國家一樣我們就形成了所謂的城市化,就不用再依賴外部的鐵礦石了,可是能源不一樣,不可重復利用的能源是消耗完還要不斷地去進,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我們會對外部的能源依賴會越來越嚴重。
原來美國人老在中東打仗,一會打薩達姆,一會打這個,為什么?是為能源而戰。現在美國人說能夠滿足能源了,還把煤炭出口到中國。美國的煤炭已經出口到中國了,這時候美國人說還要到中國當警察嗎?我們不知道它會不會當。當時他當警察,維護全球的能源供給是跟他利益攸關的,它會不會繼續做警察我們不知道,如果它不去做警察誰來做警察,誰來保證全球能源的生產、能源運輸的安全,誰的利益最大,大家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這就是對能源供需、地緣政治的影響。也可以看到小小的技術變化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在中國會看到很多其他的全球化推進的方式變了,中國一直在講,世界銀行[微博]也說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贏家之一,是少有的幾個發展中國家贏家之一,是我們分享了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自由化帶來的好處。過去主要是靠多邊推動,多邊推動最大的好處是即使我們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前,我們在不承擔很多貿易投資自由化責任的前提下,我們可以搭便車,我們可以分享多邊貿易投資化帶來的好處。但是現在呢?多哈的狀況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很不樂觀的。很多主要的經濟體的興趣已經轉向了區域貿易安排,這里面既有進一步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的考量,應該說也有很多國際戰略的考量,對大國來說區域貿易安排不僅僅是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單純的經濟想法,還蘊含著非常強的主導規則,主導自己能夠控制的經濟區塊的戰略考量。所以美國是左右開弓,這邊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那邊是跨大西洋的美歐自貿區,今年6月份要啟動。今天早上看新聞說日本首相安倍已經正式宣布加入TPP的談判。第一大、第三大的經濟體都在考慮新一輪貿易區域的安排,在新一輪貿易區域安排不是我們看到的簡單貿易投資自由化,更多是很多新的規則,這些規則里面可能有些是我們不喜歡的規則,會涉及到勞動標準、環境標準、國有企業等等。
當這些規則一定成型可能就意味著確定了下一輪的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主流的規則,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么?會不會被這一輪區域一體化的浪潮邊緣化。所以我們看到全球環境的變化對我們是帶來了很多的挑戰。但是如果我們光看到挑戰,就像我們這個題目說的就陷入困境,找不到出路了,還有一個更惡毒的詞是絕境,我們還沒有陷入絕境。
同樣我們看到中國經濟陷入困境要尋找出路,我們看到世界經濟的變化,我們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我們意味著什么?我們既要看到挑戰,看不到挑戰我們就找不到合適的應對辦法,但是我們還要看到機遇。任何的重大變故里面其實機遇和挑戰都是同時存在的,這是辯證法。
所以我覺得2008年危機爆發以后全世界的人碰到中國人說,說你們中國人都會有智慧,危機把這個詞一拆就是危中有機。以前西方人沒有看到中國人的這種辯證法,沒有看到中國人的這種智慧。但是坦率地講,西方人高估了中國人的智慧,我們講危機的時候沒有這個意思。我們中國人創造危機這個詞的時候沒有講危中有機。但是在今天來看重大的變化里面確實蘊含著很多機會,對于中國來說在復雜變化的環境里面有一些什么樣新的機會呢?確實和以前不一樣,從外需也好,從引進來的角度來講都不一樣。積極的變化在哪兒?我覺得從引進來的角度會看到是更加高端的產業活動,生產要素其實在加速向中國轉變。盡管全球因為金融危機跨境投資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去年都是下降。曾經聯合國[微博]貿發會說去年是增長的,實際情況是下降了18%,在這里面中國大概下降了5%左右,但是在下降。但是放在全球來看還是不錯的,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第二大,上半年是超過美國是第一大。因為中國的比較優勢在變,原來把中國變為低成本出口的外資在減少,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已經覺得勞動成本上漲太快,環境成本、土地成本上漲太快,還在想搬到中西部還是搬到越南柬埔寨。但是來的一年一千多億的外資在干什么?是要進入中國的服務業,要在中國開展面向中國本土市場的生產、服務、加工活動,他看重的是中國本土的市場,看重的是中國已經在提升的人力資源,看重的是中國比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來得人越來越多,來的人搞的活動不一樣。我們在幾年前調查有31%的國際公司在中國搞調查活動。在我們調查幾個月以后也發布了境外的問卷,說未來你的研發中心要在哪兒?研發是跨國公司的重要趨勢,中國取代美國變成未來法國公司要從事研發活動的首選地,所以這一系列來自于企業的調查結果告訴我們說,來中國的外資,或者說更廣闊地說是中國對更加高端的產業活動和更加高端的生產要素有著更強的吸引力,這和我們說要隨著比較優勢的變化來加速升級方向是一致的。從走出去的角度來看,我們首先說出口,貨物出口總體上來說外需不足這是一個挑戰,但是結構變化也會給我們帶來出結構的變化。新興市場對中國來說不僅僅意味著填補發達市場這種增長率掉下來的一塊損失,不僅僅是量的損失,更多的是結構上的變化。這些年我們的一些成套設備,我們的發電設備、水泥廠、數控機床都逐漸地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可以出口了,性價比好,質量可能不是世界頂端的,但是性價比很好?墒沁@些東西你賣給誰,你能賣到美國、德國去嗎?這個階段還不行,那賣給誰?就賣給發展中國家,就是賣給新興經濟體,正好他要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產生了巨大的需求。
去年我去歐洲調研看了一家水泥廠,是我們中柴集團承建的,問了以后在全球已經建了150多個水泥廠。這是世界結構的變化給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產品帶來的市場機遇。還有美國發達經濟體在制造化戰略里面要提出來重新更新基礎設施。發展中國家為了推進城市化、工業化在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的建設對中國來說就是一個巨大的機會,就是我們中國人講的工程承包。危機爆發以后像韓國這樣在全球工程承包里面很厲害的國家,一下子掉了百分之30多,中國逆勢漲了39%,這也體現出了我們在工程承包,這里面包括我們的設計、總包的能力,以及我們設備建設整個一條龍,從原來的分包變成了總包,這就帶動了設計對成套設備走出去,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機會。而這個市場機會恰恰帶動我們結構升級的。
再比如說服務外包,你看看我們的國際收支平衡表會發現“十一五”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我們過去在高端的服務業里面,我們一直是逆差。但是到了“十一五”末的時候我們會發現計算機服務開始形成了順差,這是服務外包帶來的,除了計算機服務還有商業流程的服務、科學外包服務等等,很多跨國公司在中國開始做科學實驗。剛才我們說到了大數據的變化,都會給我們帶來服務出口,特別是智力密集的服務出口的計劃。
所以從走出去的角度來看也是有很多機會的,這些東西都是出口,是貨物服務的出口。今天在將中國走出去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內容,就是對外投資資本的走出去。在國家的十年里面我們的走出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3年的時候中國整個對外投資28.5億美元,去年大概770億美元,翻了多少倍可以算一下,復合增長率接近40%。一下子從原來主要是引資大國,現在既是一個引資大國,同時變成了對外投資的大國。對外投資很多企業,很多大央企到海外去控制油田、礦山,但是從我個人認為對于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通過對外投資整合全球的經濟資源,這些經濟資源里更重要的是技術、品牌、國際銷售的渠道。這一場國際金融危機就給中國帶來了我覺得是百年一遇的海外低成本并購的機遇。以前我們企業對外走的時候想買別人不賣給你,或者想買很貴,危機來了以后不不得賣給你,不得不便宜賣給你,所以很多成功的案例,吉利買了沃爾沃,三一買了普斯邁斯特像三一、重工這樣的企業是在前三十年把規模做大。到了今天升級的時候,上帝說歐洲人發生一場危機,你去買它的技術、品牌。它整合了這些技術和品牌以后,就從最高端到最低端全部打通了,變成這個行業里面的龍頭企業。
大家設想一下中國如果有幾十個、上百個企業變成在行業的龍頭,中國在全球分工地位是個什么格局?所以我們期盼了很多年的變化可能來的時候我們措手不及,來得很快。所以上帝還是青睞我們的,雖然中國人不信上帝。當我們需要擴張的時候,我們碰到了全球金融繁榮、碰到了全球跨境產業轉移的機會。當我們需要升級的時候,國際環境又給了我們升級的機會。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辦?不是躺著就可以抓住機遇的,需要我們調整,需要我們重新確立一個價值鏈升級的開放戰略,相應我們的政策手段也要發生很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做到了這一點,我覺得我們就沒有辜負充滿了挑戰同時又充滿了機遇的時代。
我就點評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