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夢奎：感謝教授先生的演講。教授先生講到我們這個論壇是在開放的環境當中要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確實如此。我們也希望通過這個平臺來促進中國和世界各國之間的了解，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更充分的、更好的利用這個平臺。他所講的很多問題對于中國經濟、對整個世界也都是很有價值的。感謝教授先生的演講。

　　剛才部長先生、秘書長先生、教授先生都發表了很好的演講，大家可能有很多問題要和他們討論。抓緊時間，哪位有問題可以提問，請他們解答。

　　馬丁費爾德斯坦提問：剛才我們聽到其中一個讓人驚訝的說法，那就是中國現在會采用一個更加靈活的、相當自由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在未來的五年當中，然后會更加一體化的融入到全球資本市場當中。那這樣一個論調是不是代表了中國在匯率政策方面的一個主要變化呢？

　　陳德銘(專欄)：不知道您這個問題是問誰的，因為我今天并沒有談到匯率問題，但是可以討論匯率問題。

　　提問：其實上次演講的時候中方提過這么一句話，可能商務部長最合適回答這個問題。

　　陳德銘：大家都對匯率的問題很感興趣，我從我個人的角度做一個簡單的回答。人民幣的匯率改革已經進行多年了，從05年到現在，在金融危機最艱難的一段時間，我們把匯率的波動暫時停下來，跟美元做了一個掛鉤，從去年的下半年開始，我們又恢復了浮動。那么我們的改革目標是不變的，就是按照市場形成的匯率機制，加上主動、漸進、可控的方式推進人民幣匯率的改革。實際上我們考慮人民幣的匯率有幾個前提：第一，就是我們貨幣是一攬子的，不盯著一種貨幣，是幾種貨幣的綜合組合。第二，我們要兼顧我們在G20討論的如何使世界的經濟能夠持續穩定的增長的問題，這里面有一些參考性的指標體系，在這些指標體系里，將來可能會討論到貿易向下的盈余和撤資問題，我們很愿意在這些方面進行討論，從而來看看我們的匯率是否符合市場的形成機制，是否有利于促進經濟的平衡。所以我作為商務部部長，我經常會從貿易的平衡、貿易盈余和撤資的角度來談一下匯率應該怎么做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們國際收支的平衡包含著兩類，一類是貿易向下的盈余或者是撤資，一類是資本向下的收益。中國作為一個進出口分量都比較大的國家，去年我們的出口已經到了世界的第一，我們的進口也到了世界的第二，我們去年的貿易順差占我們GDP的比例大概是3.1%，在這G20的20個國家里面，我們排在第九位。我覺得這么一個占比對一個新興國家來講是比較合適的。今年我們會進一步的擴大進口，1、2、3月可能我們會出現逆差，但是我們還會堅持擴大進口。我們今年貿易的盈余或者順差占我們GDP的比例可能還會小于這個數字，說明中國是非常負責任的，在堅持著促進貿易的平衡，在推動著G20有關的談判。

　　那么要做一個分析，就是我們現在貿易順差的1800多億，99%都是對著一個出口大國的，我們對東盟、對日本、韓國、對整個的非洲和南美洲都已經是逆差了。所以我們希望和這個大國能夠雙方坐下來討論如何改善我們的貿易結構。因為雙邊的貿易順差并不能反映出人民幣的匯率問題，我說的是我們99的順差是對著一個大國，我們希望這個大國能夠放開對中國出口的限制。我曾經數次的說過，我們需要購買的東西，但卻被一些議會的法案所擋住了。所以我們不能想象，一方面有很多制裁中國的法案，另一方面又要和中國貿易平衡。我們希望在這方面有更多靈活性的表現，使我們的貿易能夠更加的平衡。這樣所謂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我想也就可以比較透明的、公正的進行下去了。

　　謝謝！

　　提問：請教一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儲蓄減去消費等于經常項目的順差或者逆差，美國是儲蓄小于消費，所以是大量的逆差，中國是大量的順差。現在兩個國家都采取了一個正確的宏觀調控政策，奧巴馬政府在提高儲蓄率、增加出口，中國我們“十二五”是在提高消費率，促進國際收支的平衡。那么，這兩個恢復政策從不同的方向努力，您覺得通過五年到十年的努力，中美之間所謂匯率，所謂貿易的順差問題，是不是可以得到自然的解決？謝謝！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您說得就是貿易赤字，實際上是與宏觀經濟密切相關的，比如說我們的儲蓄，這是很正確的，其實對利率調整，對雙邊的赤字影響并不是很大。美國會進口一些商品，可能不會從中國進口，從斯里蘭卡、從孟加拉國進口一些產品。我們有時候可以增加我們的赤字，因為我們必須要走到一些高成本的地方去進口，這也是一個原因。我建議我們不要把重點放在匯率上，這有時候會誤導我們。如果過多的把重點關注在匯率方，有時候是錯誤的。十年前，有些國家實際上有兩個極端，要不就是過度的靈活，或者是過度的控制匯率。我們現在這個市場匯率是非常不穩定的，我們需要一種機制來穩定我們的匯率，這是重要的。我覺得我們貿易不平衡的進程已經進行了，我們這位商務部長也講到了，貿易順差的數字已經下降了，我覺得這個數字可能經過我們的計算，幾年的時間內，順差占GDP的比例會降到2%左右，這個努力已經開始了。還有兩點我要說，一個是美國的儲蓄率在上升，而且是很明顯的上升；但是同時我們去減少政府的這種儲蓄，國民儲蓄提高得很快。

　　第二點是我重申的一點，實際上全球不應該去鼓勵儲蓄，我們需要儲蓄用于氣侯變化和發展；但是在全球的金融市場上，我們并沒有充分的利用這種儲蓄率提高社會生產力。

　　提問：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陳部長，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陳部長剛才在演講中提到中國未來的五年要進出口并重，有段時間在國內也談了很多，就是如何改變貿易盈余的問題。其中一點是談得比較多的，就是中國如何進口消費品，我們現在已經注意到，在國內大家買東西，尤其是購買消費品和奢侈品的時候，價格上已經超過國際市場很多了。很多中國旅游者到國外去大包小包的買回來，或者是通過郵購的辦法。過去大家都知道消費品的進口，現在是不是已經進入到中國要推動國內的消費，其實也培養國人的名牌消費和培植國內名牌消費文化。在這個問題上想聽聽陳部長的評論。比如說稅收的調節等等這方面的問題有什么改革？

　　我第二個問題是提給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您剛才講得很正確，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來不斷的開放。我想問的是，時間是另外一個必要問題，您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在您看來，您覺得還需要多少年的時間，我們的金融危機最終可以結束。昨天有一位演講人也講到了，他說世界現在處于危機，每個人都會談到合作，當危機穩定下來的時候，每個國家都會找到自己的解決方案。所以我想問一下，我們還要等多少年，等到這個危機徹底結束，三年？五年？還有一個問題是請您預測一下，中國現在要融入世界，世界現在也要融入中國，希望中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謝謝！

　　陳德銘：謝謝您的問題。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首先說一下中國消費和儲蓄的關系，我們拿兩個國家簡單的比，在不同的社會保障條件下來比他們的儲蓄率，是不公正的，不正確和不全面的，因為中國消費者的儲蓄是建立在現在這樣一種醫療、養老其他的各種保險和孩子受教育支付能力之下的，所以中國人的儲蓄很大一塊是為著孩子讀書，為著自己的購房，為著自己將來老了以后的一些健康保障等等。所以，這樣簡單的比中國儲蓄率高還是低是不完整的。

　　而亞洲的文化和其他西方國家也有一些差異，所以我們可以看，包括日本、韓國的儲蓄率都比西方的美、歐國家要高得多，這也是一種文化體系的反映。在這么一種情況下，我非常贊成剛剛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的，我們應該做好這種儲蓄，如何為世界經濟的發展、為能源、為低碳、為綠色環保等等去做貢獻的問題，而不應該讓金融和這些儲蓄率的問題完全的分割開來。

　　您談到的這個問題是說，中國如何擴大進口的問題？中國擴大進口是依據自由貿易的規則來進行的，首先是中國需要什么，不是為了平衡而平衡，也就是說應該在一個便利化、自由化的情況下。中國想買什么，應該在世界上能夠買到。我們首先還是需要擴大我們的設備、技術和一部分重要的資源和原材料，因為我們的國家正處于工業化的進程中，我們大量的企業處在一個轉變結構、調整方式的過程中，他們需要先進的技術設備。比如說我們需要一些快速的電子計算機，我們需要一些精密度更高的數控機床等等，這些東西我們從有的國家能買到，有的國家是禁止向中國出口的，這就使貿易平衡問題很難討論。這首先是我們考慮的。

　　您剛剛的問題重點是講到消費品的進口。當然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們也更多的需要進口一些消費品。現在中國確實對于中高檔消費品的進口占到世界各國進口的第二位了，有可能再過幾年我們會超過日本成為第一位，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中國是13億人口，日本不到我們人口的1/10，如果我們消費品進口量大一點，我們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均GDP處在100位左右的國家。為什么中國的進口高檔消費品最近一段時期，特別是在大中城市呈現非常旺的趨勢呢？我們考慮有幾個原因：第一，我們自己的民族品牌、高檔消費品品牌還不能滿足需要，也就是不能滿意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第二，我們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確實提高，一些新的消費群體在我們的商業統計中，特別是80后、90后的群體，他們更崇尚于名牌的消費，而這種現象越來越多。因為現在這些中國中高檔消費品的價格都比國外貴的說法是不完整的，大量中國的高檔消費品，尤其在食品類的、鮮貨農產品類的，我們都比國際低得多，主要是在一些名牌，特別是歐洲的名牌方面的奢侈品，還有一些日本名牌，我們確實比他們的價格高得多，這是因為我們有一定的關稅，有些國家是沒有關稅的，比如說我們香港這么一個地區，它是零關稅，所以很多人到香港就覺得，怎么香港的東西比中國便宜呢？另外一個是中國的高檔消費品銷售體制，分銷體制剛剛建立，它的層次多，費用大，所以整個高檔消費品到中國來的整體交易費用還是相當高的。第三，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西方的產品在他們所在的國家為了促進消費進行了折扣和降價的處理，我們因為市場一直平穩，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現象。

　　所以，在這個方面，在消費品的進口和價格讓它回歸更正確的水平方面，我們想后面要做幾個工作：首先，要培育市場競爭的主體，包括培育在中國的高檔、優秀的消費品品牌。我可以講很多西方的高檔消費品，其實他們的面料、原料、加工制作國家可能都已經在中國了；但是我們確實目前整個中國的水平還處在一個加工的階段，我們還需要使我們的能力往設計和研發延伸，往直接的營銷延伸。我知道的很多歐洲、美國品牌他們的面料都是從中國出口的，甚至某一部分的加工還在中國做。為什么我們已經是出口的第一大國，卻沒有很著名的品牌呢？世界上出口最有名的前100個品種里面，中國目前還是零，我為此感到慚愧。我覺得我們應該加快培育自己的品牌。

　　第二，我們應該完善物流配送體系的建設。我們正在制定“十二五”期間的商貿物流的一個規劃，使第三方物流和大型連鎖配送能夠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降低所有的商品在中國的交易成本。長期以來我們的規劃、投資沒有把商業的網絡、沒有把物流成本的降低作為是必要的投資。很多國家，甚至于一些國家把農產品的流通都作為一些工業性的投資來做，我們在這方面還需要加強認識和采取實實在在的措施。

　　第三，轉變和創新零售模式。特別是大型百貨企業和零售企業，提高代理和外貿轉內銷的產品，因為很多產品既然是中國生產的國際名牌，在中國代加工的，為什么還要到國際上進行一次大旅行、大循環，既增加了碳的排放，又增加了物流費用呢？所以我們需要對那些外銷產品轉內銷提供一個直接的、便利的方式。比如說我們所知道的男同志穿的一種西裝杰尼亞，有的是在東亞生產的，但是我們用飛機運到很多地方，中國需要幾件又運過來，顯然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第四，我們要營造一個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進一步加強行業管理指導，還有就是在中國特別要注意的，商業的誠信，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假、售假的行為，我們集中行動進行了半年左右，一部分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但是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現象。所以，我們對于保護知識產權和打擊假冒偽劣要加重。

　　第五，減輕部門的負擔，減輕零售企業的負擔，給予相應的政策上的優惠，這個問題等會兒謝部長還會回答，他會比我更準確。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基本的本質那就是讓全球的各個國家變得更加的相互依存，然后一個國家發展對另外一個國家有更大的影響，就像金融危機當中，我們看到金融市場的管理不善在一個國家，給世界帶來了后果，我們稱之為外部性。有非常廣泛外部性的時候，出現了所謂共同行動的需要。那么在地球的國家當中，我們看到了大家也努力在進行全球共同行動的框架；但是不幸的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國際的政府來管理你剛剛提到的所有的一系列的問題。所以我們參與的這個體系我們稱之為全球治理，在一個沒有全球政府的情況下參與全球治理，通過一系列的協議做到這一點，希望讓這個體系運轉起來。之所以維持這樣一個現狀，就是因為國家能夠在采取行動的時候對其他國家產生更多的波及效應。比如說在進行危機的過程當中，實際上09年G20會議當中，大家共同進行了一些相關的刺激措施，在IMF也增加了特別提管權。但是現在過了危機之后，我們在這個時間會發現，全球不同的地區現在的情況很不一樣，亞洲增長得還不錯，歐洲和美國情況沒有那么樂觀了，美國的失業率很高，哪怕增長有些復蘇，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失業率的下降，哪怕是在歐洲和美國，也有很多不同的視角，看看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意見不一。還需要更多的財政緊縮，還需要更多的刺激政策等等，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同時在這些問題上達成全球一致是更加困難的。現在全球在監管和宏觀方面的一些基本問題方面很難達成一致的意見，尤其是在未來幾年方面很難達成一致。

　　實際上有中央這樣一個平臺，我剛剛提到的體系可以運轉。最重要的決策制定過程當中，需要所謂不記名的做法，實際上G20希望以一個不記名的方式達成協議，但是幾乎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我們要完全達成所謂一致同意的話，沒有一個反對的話就不行了。實際上WTO在它成立之初也知道所有的國家并不都是WTO的成員，更不用說京都議定書了。所以一致統一，全體參與這一點很難做到。在未來面臨全球治理相關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意識到有足夠大的團體就已經足夠來讓這個問題變得有所不同了。中國是所有重要團體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可以解決一些關鍵的問題，我可以給一些例子。

　　其中很明顯的一個那就是全球儲備體系建立的問題，全球儲備體系中國有全球1/3的外匯儲備，如果中國說，我們認為要全球儲備體系有所改變，那就需要改變了，那就得改變它了。如果它和其他的亞洲國家再進行合作的話就更有必要了，這也是在清邁倡議當中所提及的一點。在很多金融交易稅方面，很多歐洲國家希望能爭這樣一個稅，但是很多國家不愿意這么做，你們仍然可以在多數同意的情況下推進這樣一個項目。不管是在地區層面還是什么層面都是如此，不一定要全體一致同意。這就是為什么在所有的進程當中中國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作用，有時候中國的聲音可能會得到非常強有力的發揮，中國要做到這一點就是要把他的觀點表達出來。而其中一個問題那就是說服其他有自身利益的這些國家，他在做一些事，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怎么辦？但是他們要認識到，進行合作往往就已經符合自身的利益了，但是他們往往意識不到這一點。有時候大家可能知道，所謂什么是狹隘的，什么是廣義上的自身的利益？中國需要扮演這樣一個角色擴展這一理念，也就是說大家都需要加入合作的進程當中，解決全球的金融穩定、全球氣候變化，還有其他一些治理的問題，這樣才能有一個有效的全球的經濟可以在未來運轉。

　　王夢奎：抱歉，我們的討論不得不結束，按照論壇議程已經超過了預定時間，感謝三位演講人，感謝各位的積極參與。現在開始休息20分鐘，然后在這里進行下一個階段的討論。休會。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