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夢奎：感謝秘書長先生，他演講中所講到的許多問題都是中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當中所要解決的問題。古利亞先生還給我們論壇提供了一份更為詳盡的研究報告發給大家。所以我要感謝秘書長先生，感謝OECD組織對中國經濟的關注，對于我們這一論壇的關注。謝謝秘書長先生！

　　最后一位演講人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有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感謝能夠邀請我能來這里講話，談新時期的對外開放戰略。像之前的演講人一樣，我主要談中國經濟的開放問題。但是在開場白當中，我想討論開放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開放的理念是什么？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場合，成為大家思想交流的地方。

　　我個人實際上參與到中國的發展已經30年了，30年之前中國剛剛開始進行市場經濟的嘗試，我受到中國社科院的邀請，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代表團成員來進行探討，那個時候的特征是什么。我想從那個時候開始，沒有人能想象自己參與的是中國30年間發生了這么突飛猛進的變化。很明顯的一點是，不管是貿易、投資、科技還是人力資本方面，中國從全球化當中受益良多。但是，過去成功的經濟模式和理念不一定適用于將來，因為中國的經濟環境處于不斷的變化當中，國際的大背景也在持續的變化。而中國經濟策略很重要的一面就是愿意去適應變化，隨著環境而適應、而調整。

　　在經濟衰退的余波之下，毫無疑問國際經濟的秩序正在改變；同時它也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新的市場，包括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問題，同時向我們顯示了很多潛在的風險的同時，也向我們昭示了金融市場監管的至關重要性。當然，全球化一方面有它的受益之處，但是也帶來了風險，尤其在最近一個時期，情況有可能變得更加糟糕，這也使我們我們意識到開放和全球化的過程必須得到非常謹慎的管理和導向。所以在這里我要向大家介紹一下我認為在這個新的開放時期，需要什么樣的一些原則來指導。

　　我覺得一個基本的觀點就是在我們看開放的時候，它不是目的所在，而是達到目的的過程。今天早上我們談到了很多“十二五”規劃當中的一些目標，如何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如何實現增長方式的改變，如何實現更多質量方面提高，而不是更多數量的增長等等。同時我們還需要說，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了，它正在逐步發展，在未來十、二十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目前它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儲蓄國了。所有這些都應當讓中國有更多的受益，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規則制定當中具有更多的發言權。之后我也會說，中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標準解決這些問題。為保證在既定的時間內把我的觀點說清楚，可能先說重點部分。

　　第一，如何加強中國和全世界在開放過程中的交往和一體化。正如我之前所講，中國需要在全球化的經濟當中更多與世界需求互相了解，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更需要和全球進行合作來應對包括氣侯變化這樣的一些問題�，F在全球面臨的不是一個所謂儲蓄過多的問題，而是金融市場無法有效利用這樣一些儲蓄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加速建立資源投入的機制，更好的應對比如說氣侯變化這樣一些問題，為它設立基金，同時還可以設計一些窮國發展的基金等等。顯然，與過去相比，中國的儲蓄可以有一個更好的利用方式，通過全球化的利用，在全球層面提高全體人民的福祉。當然這里也是一個例子，那就是如何在全球經濟治理的過程當中樹立更好的范例。之前我們看到了很多例子，就是全球的秩序并沒有管理得非常平衡，相反存在著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因此我們首先需要改變全球的儲備體系，實際上這也是我擔任主席的一個聯合國委員會建議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

　　中國需要在G20當中扮演一個更加積極的角色，來保證我們今天的全球架構具有更高的效率，不管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充足性還是公平性來說都需要這樣。同時，中國還需要發出更大的聲音，來建立一個新的全球增長途徑的對話，實際上我們已經聽了很多年有關這方面的討論了。而目標就是找到共同的政策，來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美國以及中國在這個方面的努力，可以增加這些國家累計的需求，就像今天李克強總理談到的中國促進內需的需求一樣，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必須要改變全球的儲備和貨幣體系。加入了中國這一新的參與者當然需要一個新的經濟戰略，這個昨天和今天都已經談到了，我不會講太多。

　　我們很高興的看到，最近幾年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可能使得大家對這個問題產生了更深入的理解，這反映在更多的政策方面。其中一個關鍵的要素就是增加家庭收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實際上也是增加工資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現在這個比例還比較低。也就是說勞動收入也是我們日程的重中之重。另外一個重點是改革金融市場，包括那些服務業和中小企業能夠獲得有機的生長，他們可能不需要在未來做出太多預防性的儲蓄。這些都是繼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需要關注哪一些呢？那就是提高增長的質量，保證增長是可持續的，將所有居民的綜合受益程度作為一個指標，而不是單純以GDP作為指標。實際上在談到一個國家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的綜合報告中，我們的委員會也強調了GDP實際上不足以作為一個前面的衡量指標，特別是在中國，針對我們所關注的所有問題來說尤其如此。在OECD中，我們現在也正在試圖研究出更好的衡量指標來代替GDP。當然時間可能不是特別充足了。

　　我想再列舉出一些中國新參與的其他要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資，短期資本流入，中國企業走出去，貿易、全球規則制定和治理等等。我想非常簡短的說一些還沒有得到充分討論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貿易方面。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這方面的政策應該在設計的過程當中有助于全球的結構調整，我覺得它應當是過程，而不是目的本身。當我們轉向更多附加值產業，并更注重環保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意識到全球化的途徑，以及出口的環境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外商投資和其他國家的外商投資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因為現在中國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以說投資的背后主旨不是為了要錢，而真正關注的是獲得技術，然后獲得相關的市場，獲得培訓所需的技術等等，就像剛才陳部長說的。我們必須要引導外商投資能夠促進實現中國發展的整體目標。同時，我們必須還要注意他們對國內創業精神或者是國內企業的影響是什么，這樣提供一個非常公平的競爭環境，我想這一點是值得歡迎的。

　　另外一個值得爭議的地方就是短期資本流入的問題。這里我想說，短期的資本流入有時候確實會造成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包括之前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有最近的金融危機等等，我們都看到了美國的危機，因為資本市場還有金融市場的自由化迅速波及全球這樣一個事實。因此它也代表了我們現在這樣一個擔心，哪怕有相關的控制機制存在，但是我們仍然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比如說去年大概有4千億的美元還是流進了中國，因為我們看到中國和西方之間現在已經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途徑，美國，尤其是他們的貨幣當局還在進行量化寬松，這就造成了很大的局面。美聯儲的主席也說，美國管理這些資本流動方面，尤其是外部資本流動方面也是很困難的，因此他希望能夠把這些所謂的美國困難轉移到其他國家去，如果對美國來說是這樣一個情況，那么對中國這種相關的機制還在建立過程當中的國家來說，要管制它們就更加困難了。在這樣一個人民幣國際化過程當中，外資的流入還是會繼續，哪怕包括在資本項目下進行更多的管理，進行更多的框架性的建設，包括資本利得稅還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稅收制度都可以起到穩定和平衡，以及部分遏制作用。我想發達經濟體他們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他們可能對本國的金融市場注重監管，卻對跨境的金融市場缺乏監管，這對新興市場來說是一個不穩定和威脅的因素。

　　第三點是外援。任何去非洲的人都會認識到，也會看到中國在當地所作出的重要貢獻或者是正在做的這些重要的貢獻，尤其是幫助非洲國家發展自己。我去了埃塞俄比亞的全境，中國不僅在資源富裕的國家，也在資源不富裕的國家做出很大的貢獻，讓那些國家產生了很大變化，這是具有很大意義的。雖然有一些西方國家要重新回到發展中國家進行一些援助，包括阿富汗這些國家，他們需要考慮到中國的作用。另外一個是中國如何更好的參與到全球治理合作當中？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今天全球的一些關鍵問題，比如說貿易、全球變暖都是全球性的問題，中國在當中是需要作為一個特殊的聲音要發出來的。在設計新的協議過程當中，中國需要強有力的加入發展的層面。中國在這個情況之下，應當更敏感的認識到，所有的這些協議都應該包括發展的范疇，比如說現在談多哈談判如何結束？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一開始多哈會合是發展的會合，但是現在本質已經發生了變化。我覺得一個糟糕的協議還不如沒有協議的結果。比如美國繼續承諾在農業補貼方面做任何的妥協，它實際上也給非洲和印度一些貧困地區帶來了很大的扭曲性的干擾。所以，如果急于求成的達成一個協議的話，這是一個錯誤。我們必須看到2000年多哈會合的宗旨就是發展的會合，還有一個與知識產權貿易相關的烏拉圭會合的結果，實際上它也不是一個發展會合之下的知識產權的體系，更多的是偏袒一點發達國家，并不平衡。有時會讓發達國家擁有權利，而沒有相關的義務，因此這個方面需要仔細的審慎和修改。

　　總之，中國的12個五年計劃代表了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繼續轉型的方向。其中的中心任務就是建立一個新的開放的世界，新的與全球世界融入的世界。在這個過程當中會有包括積極的參與到塑造全球經濟格局的過程的新的責任和機會出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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